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在民国时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透视出了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问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孙中山：辛亥革命亦是政治革命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予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北洋系：刻意去除“革命化”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梁启超：两派人士之协力
　　
　　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粱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粱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进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国民党：加入了“反帝”的内涵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在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 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毛泽东：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链接
　　
　　“辛亥革命”一词的诞生
　　　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
　　上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中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