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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墙头马上》是元朝曲作家白朴创作的一部具备强烈喜剧色彩的恋爱戏。剧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作敢为的性情和为寻求爱情奋不顾身的精神为读者感叹。历代都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大团圆”结局的爱情喜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李千金曲折的爱情生活来看，它反映着封建社会对爱情婚姻的腐朽观念，蕴含着女性的悲剧因素。本文就对这些悲剧性因素进行阐述。
关键词：悲剧；环境；行为选择；无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墙头马上》是元朝戏曲中“四大爱情喜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十大古典戏剧之一。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中评价这部作品为“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剧”[1]，许多人也只把它当做是一部桃色喜剧。对于这种观点，我更赞同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对此剧的评价：“《墙头马上》是一部最富于社会性的婚姻问题的剧本。”[2]而一个悲剧的产生，也绝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本文就主要从作品中的环境、主人公性格以及团聚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其中的悲剧性因素。
一、悲剧性题材来源
元代曲作家白朴的《墙头马上》题材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原诗中的描述从“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柳。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君即断肠。”的一见钟情到“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的不受待见，再到后来“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悔意连连、警戒他人，这些回忆与开头的“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呼应，显示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诗中女主人公最后终得无地自容的下场。从《井底引银瓶》中可以看出在当时青年男女的交往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实在是难以实现。因此最终还是以悲剧结尾。
到了元代，许多杂剧都是根据传统的题材改编而成，还有些悲剧性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以喜剧的面目表达出来的，而《墙头马上》正是这样一种作品。尽管是以喜剧的风格重新改编了这个题材，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井底引银瓶》里的少女，还是《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面对强大的封建制度的压迫，她们对于自由爱情和婚姻的寻求都是为当时社会不允许的，她们在与命运抗争。而这种挣脱封建束缚而不得的抗争正是此剧的悲剧所在。
二、环境导致的悲剧
（一）重视门第观念的社会环境
从汉代兴起至东汉时期大盛的门阀制度，以及自唐代以来盛行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婚姻观念，都显示出唐朝对于门第观念的顽固。而《墙头马上》的故事背景就是被安排在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
裴少俊的父亲裴行俭任职工部尚书，在第一折中，裴尚书就表明自己的儿子“满腹诗书七步才，绮罗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荣华福，不是读书哪里来”[3]，并扬言“只等功成名就，方才娶妻”。正是怀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在当发现藏在后花园中的李千金时才愤怒不已，强行让裴少俊休掉李千金后，迫不及待地对裴少俊道：“你只近日便与我收拾琴剑书箱，上朝求官应举去”。
由此可见，裴尚书极力想以科举来实现心中的功成名就，这也正是当时社会中普遍认为的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最好标准，而李千金的闯入无疑成为裴少俊科举路上的牵绊。就像《琵琶记》中蔡公对蔡伯喈的担心“恋着被窝里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4]（第四出）一样，这里的裴尚书只有以破坏“小家”的幸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上层社会是当时社会里所有封建家长的共同目的，裴尚书认为李裴的结合阻碍了裴少俊的前进之路，即便生儿育女也绝不姑息。所以，裴尚书一口咬定李千金“决是介优酒肆之家”，可见他认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戒心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5]，这就足以看出他内心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而李千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必然会面对重重压迫和阻挠。
（二）奉行严肃礼教的生活环境
古代的大家闺秀一般都是足不出户，待守闺中。李千金青春年华，却迟迟不遇心上人，不禁黯然。她虽生性活泼，却生在官宦之家中不得自由。在禁锢的日子里，李千金只能靠幻想来勾画自己的爱情，期待着真切热烈的爱。在“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玩赏”这样的日子里，裴少俊与张千出来游赏，李千金第一次在墙头与裴少俊邂逅，便暗自一许芳心，并积极主动地撺掇梅香帮她传递简帖，邀约裴少俊幽会。被嬷嬷发现后，李千金更是挺身极力维护爱情，嬷嬷却冷语拒绝，并说裴少俊是恶徒，骂梅香是“奴胎”。这时的李千金羞愤不已，顶撞嬷嬷道“我待舍残生还却鸳鸯债，也谋成不谋败”（第二折），极力渴望维护爱情的李千金什么也不怕，甚至说“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最后嬷嬷拗不过，便放她与裴少俊私奔。
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生活环境，女子想要婚姻自主的愿望根本没有可能存在的现实基础，加之封建礼教又时刻在剥夺着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权利，所以李千金在勇敢追求自己爱情婚姻的道路上注定要受到很多磨难。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正是造成李千金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
三、行为选择的悲剧
（一）春心萌动，决意私奔
在第二折【黄钟尾】李千金断然对嬷嬷道：“你道父母年高老迈，那里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女孩儿是你十五岁寄居的堂上客。”然后毅然决然跟裴少俊私奔。私奔以后的生活有幸福也有不幸和艰苦。她在裴家的后花园里藏了七年之久，并生育一儿一女，爱情婚姻的甜蜜充满了她的内心。但同时，却有着更深的无奈与悲切。
首先，李千金跟裴少俊私奔到洛阳，到裴家以后并没有被裴少俊领着拜见二老，而是被藏在了后花园中七年之久。在封建礼教那么严厉的社会，女子的贞洁与名分是相当被人们重视的，如果说裴少俊真心爱李千金，并且二人生育了儿女，那么为什么不能告诉父母，给李千金一个名分呢。直到事情败露，裴少俊这七年间没有任何的表态，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裴少俊不清楚的态度也奠定了后来李千金被赶出裴家门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悲剧；环境；行为选择；无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墙头马上》是元朝戏曲中“四大爱情喜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十大古典戏剧之一。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中评价这部作品为“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剧”[1]，许多人也只把它当做是一部桃色喜剧。对于这种观点，我更赞同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对此剧的评价：“《墙头马上》是一部最富于社会性的婚姻问题的剧本。”[2]而一个悲剧的产生，也绝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本文就主要从作品中的环境、主人公性格以及团聚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其中的悲剧性因素。
一、悲剧性题材来源
元代曲作家白朴的《墙头马上》题材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原诗中的描述从“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柳。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君即断肠。”的一见钟情到“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的不受待见，再到后来“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悔意连连、警戒他人，这些回忆与开头的“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呼应，显示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诗中女主人公最后终得无地自容的下场。从《井底引银瓶》中可以看出在当时青年男女的交往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实在是难以实现。因此最终还是以悲剧结尾。
到了元代，许多杂剧都是根据传统的题材改编而成，还有些悲剧性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以喜剧的面目表达出来的，而《墙头马上》正是这样一种作品。尽管是以喜剧的风格重新改编了这个题材，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井底引银瓶》里的少女，还是《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面对强大的封建制度的压迫，她们对于自由爱情和婚姻的寻求都是为当时社会不允许的，她们在与命运抗争。而这种挣脱封建束缚而不得的抗争正是此剧的悲剧所在。
二、环境导致的悲剧
（一）重视门第观念的社会环境
从汉代兴起至东汉时期大盛的门阀制度，以及自唐代以来盛行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婚姻观念，都显示出唐朝对于门第观念的顽固。而《墙头马上》的故事背景就是被安排在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
裴少俊的父亲裴行俭任职工部尚书，在第一折中，裴尚书就表明自己的儿子“满腹诗书七步才，绮罗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荣华福，不是读书哪里来”[3]，并扬言“只等功成名就，方才娶妻”。正是怀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在当发现藏在后花园中的李千金时才愤怒不已，强行让裴少俊休掉李千金后，迫不及待地对裴少俊道：“你只近日便与我收拾琴剑书箱，上朝求官应举去”。
由此可见，裴尚书极力想以科举来实现心中的功成名就，这也正是当时社会中普遍认为的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最好标准，而李千金的闯入无疑成为裴少俊科举路上的牵绊。就像《琵琶记》中蔡公对蔡伯喈的担心“恋着被窝里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4]（第四出）一样，这里的裴尚书只有以破坏“小家”的幸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上层社会是当时社会里所有封建家长的共同目的，裴尚书认为李裴的结合阻碍了裴少俊的前进之路，即便生儿育女也绝不姑息。所以，裴尚书一口咬定李千金“决是介优酒肆之家”，可见他认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戒心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5]，这就足以看出他内心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而李千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必然会面对重重压迫和阻挠。
（二）奉行严肃礼教的生活环境
古代的大家闺秀一般都是足不出户，待守闺中。李千金青春年华，却迟迟不遇心上人，不禁黯然。她虽生性活泼，却生在官宦之家中不得自由。在禁锢的日子里，李千金只能靠幻想来勾画自己的爱情，期待着真切热烈的爱。在“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玩赏”这样的日子里，裴少俊与张千出来游赏，李千金第一次在墙头与裴少俊邂逅，便暗自一许芳心，并积极主动地撺掇梅香帮她传递简帖，邀约裴少俊幽会。被嬷嬷发现后，李千金更是挺身极力维护爱情，嬷嬷却冷语拒绝，并说裴少俊是恶徒，骂梅香是“奴胎”。这时的李千金羞愤不已，顶撞嬷嬷道“我待舍残生还却鸳鸯债，也谋成不谋败”（第二折），极力渴望维护爱情的李千金什么也不怕，甚至说“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最后嬷嬷拗不过，便放她与裴少俊私奔。
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生活环境，女子想要婚姻自主的愿望根本没有可能存在的现实基础，加之封建礼教又时刻在剥夺着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权利，所以李千金在勇敢追求自己爱情婚姻的道路上注定要受到很多磨难。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正是造成李千金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
三、行为选择的悲剧
（一）春心萌动，决意私奔
在第二折【黄钟尾】李千金断然对嬷嬷道：“你道父母年高老迈，那里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女孩儿是你十五岁寄居的堂上客。”然后毅然决然跟裴少俊私奔。私奔以后的生活有幸福也有不幸和艰苦。她在裴家的后花园里藏了七年之久，并生育一儿一女，爱情婚姻的甜蜜充满了她的内心。但同时，却有着更深的无奈与悲切。
首先，李千金跟裴少俊私奔到洛阳，到裴家以后并没有被裴少俊领着拜见二老，而是被藏在了后花园中七年之久。在封建礼教那么严厉的社会，女子的贞洁与名分是相当被人们重视的，如果说裴少俊真心爱李千金，并且二人生育了儿女，那么为什么不能告诉父母，给李千金一个名分呢。直到事情败露，裴少俊这七年间没有任何的表态，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裴少俊不清楚的态度也奠定了后来李千金被赶出裴家门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