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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53年和1854年，美国舰队两次访日，叩开日本国门；1858年，日本与欧美列强缔结“安政五国条约”，日本据此开港。在开国与开港过程中，横滨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本文拟对幕末时期以横滨为舞台展开的日本开国与开港问题进行初步考察和探析。
[关键词]日本，横滨，开国，开港
[中图分类号]K5 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35-05
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Perry Matthew Calbraith)率领“黑船”舰队两次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和亲条约》，日本由此“开国”；1855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Harris Townsend)受命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他则从培里缔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于1858年与幕府当局的全权代表井上清直和岩濑忠震缔结《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这标志着日本接受西方列强的“开港”要求。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日本由此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一、培理访日与日本开国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领“黑船”舰队第一次驶抵日本。停泊地点在江户湾的入口，船上的炮口指向陆地，在附近的村民中造成很大恐慌。浦贺奉行派人飞马向江户报告“黑船到来”的消息。江户幕府马上下令在品川一带构筑炮台，并命令诸藩严整武备。
幕府向培理传达在长崎进行交涉的意见。培理态度强硬，命令美舰驶向金泽的小柴冲，打算确认一下“在江户湾深处航行大型军舰的可能性”。同时保证测量船不超出大炮保护射程以外。幕府指出这种测量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培理绵里藏针地解释说：“我只是按照美国法律行事，就如阁下遵从日本法律一样，美国人有遵守美国法律的义务。”幕府考虑到作战于己不利，遂屈服于培理的压力，在浦贺久里滨海岸的“应接所”受理了美国总统的国书。然而，幕府并未答应美方的贸易通商、补充给养等要求。因为“幕府的下臣并非惧怕外国使臣，内中亦应有敢于斥责外国人者。然而，此辈本来不知道外国交际为何物，海关税为何物，裁判权为何物，通商交易有何利益。故此，第一次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毋宁说是接受外国人的说教。而要与之对抗，军事上没有获胜的实力，辩论上也无胜算的可能。”如若承诺其要求，又怕激起国内人民的愤怒。培理表示翌年春季重返日本，美国舰队起锚驶离江户湾。
1854年2月13日，培理率领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幕府立即命令近海诸藩加强沿岸的警备，同时，决定把浦贺或者镰仓作为与美方交涉的地点。但是培理主张在江户谈判，并以浦贺不适于停泊大船为由，下令测量江户湾，甚至将舰队开到可望见江户市内的羽田冲。结果，江户城里钟声乱呜，造成很大骚动。双方经过交涉，幕府提议将舰队停泊地附近的横滨村作为会谈场所。培理予以接受。2月25日，阿达姆斯参谋长率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这大概是外国人第一次踏上横滨村的土地。横滨村民以为美军武装登陆要发生战争，带着行李仓皇出逃，造成很大混乱。幕府派来许多当差的人在横滨村北端的驹形建造“应接所”，作为谈判接待处。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横滨由此登上日本近代历史舞台。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赶赴横滨“应接所”，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约500名水兵护卫，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会谈中，培理希望日方至少立即开放三处口岸，并于短期内另外开放两处。他还威胁说，如果日本不肯作这些让步，美国一定会增派更多的船只前来日本。“对日本政府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是提督(培理)的指导方针。”
3月31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政府若将此次对于美国未曾准许之事予其他外国时，当亦对美国予以相同之准许。遇有上述情形时，无须另行谈判，亦不得拖延推诿。”即所谓的最惠国条款。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服部之总氏认为之所以能缔结“和亲”条约而拒绝“贸易”，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对日交涉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横渡太平洋直达中国的航线。而在途中首先需要日本作为暂时停泊地。但是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打下了伏笔。《日美和亲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条约中有补给煤、水的内容，所以该条约亦被称为“薪水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
交涉期间，日美双方互赠了各种礼物。美国的礼物着实让日本人吃惊不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信机和火车模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赠品。比如，献给幕府将军的礼单上有：“铜保命小艇一艘(头尾有气箱，不能沉水)、小手枪20管、千里镜连架一箱……”献给阿部伊势守的有：“三鞭酒一箱、大时辰种一个、大鸟枪一管……”大部分礼物为西洋制品，但是其中的三鞭酒似乎是中国的特产。日本方面也不怠慢，从江户招来5名相扑力士，把赠送给美国舰队的礼物——装满大米的袋子轻松地提到海岸，并做出各种表演动作，使美国人惊叹不已。大力士们显示了日本国技的力量，似乎也满足了民族自尊心。
培理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署了亲善条约，使日本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另外，开国也给日本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当外部世界的强大势力出现在眼前，并强行提出一种要求时，遂使人们渐渐感悟到一种超越幕府、藩，也包含人民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必须存在。”培理完成了逼迫日本开国的使命，而促使日本开港的任务则历史地落在哈里斯的肩上。
二、哈里斯赴任与日本开港
1855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被美国政府派往日本出任首任驻日总领事。他对日本幕府采取了相对温和、协调的态度。但是，“哈里斯的对日交涉说到底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炮舰外交”。幕府起初拒绝哈里斯登陆，有备而来的哈里斯引用《国际法》说服幕府在下田开设了美国领事馆。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前来造访后，日方对哈里斯的招待水准也大为改观。“以前尽买来一些奇怪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代用品，而这次却带来了真正的鹿肉和野猪肉。……与以前的待遇相比，他的餐桌上现在摆满了一年四季的应时水果”。
1857年11月，哈里斯获准来到江户并谒见了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向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信函。在晋见将军时，幕府官吏都匍匐在将军面前，只有哈里斯一人站着，行鞠躬礼。“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培理是 海军将军，办事坚决果断。而谙熟外交之道的哈里斯则工于心计，使尽浑身解数劝说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其间，交涉竞先后进行了13次。“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韧精神、坦率和机警，才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项广泛的商约。”
数日之后，哈里斯与首席老中崛田正睦会见。其间施展口才，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不厌其烦地向日方解释，美国在努力帮助日本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美国对日本没有任何野心，如果不幸单方面毁约，两国之间必将兵戎相见。哈里斯进而表白：美国与欧洲各国不同，从不奢望得到东方领土，美国亦未曾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擢取别国领土，因此，日本应该与奉行“友好、和平”政策的美国代表缔结条约，此为贤明之策。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与英法等国有所不同，但哈里斯侈谈美国的“和平、友好”显然违背事实。1846-1848年，美国挑起侵墨战争，夺得包括现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洲的辽阔领土。哈里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目的无非是敦促幕府当局早日缔结与外国通商条约。哈里斯的“著名演说”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然，“哈里斯主张依靠自由贸易原则，适当课以关税，从而实现富国强兵，与主张推动幕府开国外交的大小目付看法一致，值得关注。而且，这种意见亦是崛田所支持的”。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
(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
(2)进一步开放其他港口；
(3)对进口商品课税；
(4)禁止进口鸦片；
(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
(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
求下可以修改。
然而，过了近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日方的答复。在委婉劝诱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哈里斯遂采取恐吓的手法来施加压力。鉴于幕府中许多官员不赞同开港的情况，他声称：“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受到外国强大舰队不断来日的威胁。”并在会谈中怒斥日方代表。“一天，他突然大怒起来，拿起烟灰缸投向奉行中村出羽守、组头、目付等人，烟灰缸砸在了奉行身后的拉门上，烟灰像雪花一样落在众人的头上。……组头们都愤怒不已，眼看就要拔刀出鞘。奉行一边躲避烟灰，一边不停地打手势制止部下不要拔刀。……确实，如果没有中村出羽守的大度忍让，如果组头向哈里斯一刀砍下去，日美之间不知会发生多大的战争冲突”。
哈里斯暴跳如雷的发泄反映了他内心很焦躁。这是因为“(本国)船只一直未来日本，家乡也杳无音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谈判虽然如常进行着，但是，哈里斯却越来越陷入绝望”。此后，哈里斯开始故意回避日方代表，不按日方期待那样谈判。幸亏在进入日本港的英国舰长的斡旋下，双方重开谈判。堀田与哈里斯商议后，立即任命谈判的日方代表。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遂成为幕府进行日美交涉的全权委员。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深知日本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美国的攻势，因而必须缔结条约并开港通商。井伊于是上京向朝廷陈述世界形势，以求得批准签约的敕许。然而朝廷方面顽固地不予同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井伊自作主张，派井上、岩濑两位全权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英法俄荷诸国接踵而至，纷纷签订类似商约，是为安政五国条约。近代日本由此走向开港。
三、横滨开港之缘起
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横滨、长崎、箱馆三港正式开埠。这三港之中，长崎在锁国时期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箱馆也已经在“和亲条约”中与下田同时作为补给港或者避难港登场亮相，只有横滨港完全是新面孔。起初幕府打算把神奈川设为开港地，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神奈川并非最佳选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议将横滨村替代神奈川开港，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幕府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
开港前，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1827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横滨村的位置处于现在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一带，即所谓“关内”。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幕府不顾哈里斯的反对，自行在神奈川名义下开放横滨为开港地，其中有大老井伊直弼的意图，即不让外国人接触日本人。较之注重政治需求的外交官，贸易商更看中横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人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可以说，多方面原因促成了横滨开港，其中包括幕府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外商的态度。
在欧美贸易商积极支持致使驻日公使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幕府在横滨划出外国人居留地，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横滨开港就成了既定事实，并经幕府之手急速发展起来。在横滨建港的过程中，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外国贸易商中，有许多人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移居到横滨，一些中国人也随同而至。由于幕府当局实行奖励政策，日本国内人口也开始向横滨迁徙，横滨人口激增，在很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初步繁荣的近代都市，成为日本对外开放的窗口。
横滨开港的历史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都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日本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典范。这是基于幕末时期日本社会动荡不安，武士纷纷破产，国内的传统城市——“城下町”的人口不断减少；而开港后，横滨人口却骤然增加，贸易额持续上涨，市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基本事实做出的判断。自横滨开港以来，外国船只的入港数和进出口贸易额长期居于日本全国八大港口城市的第一位。据统计，明治维新时期横滨港贸易吞吐量曾经占日本对外贸易的85％，到了20世纪初也占50％左右。由此看出：“对外贸易 的突出地位决定着横滨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产业部门的经济动向以及重要经济指标的升降，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到这一经济特征的影响……”在毫无经验和样板可资借鉴的背景下，横滨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了一条与欧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新型高速发展的道路。横滨由建港而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认为开港是横滨“近世的终止符与近代的始发站”。
四、“开国”与“开港”辨析
如前所述，“开国”与“开港”在日本是有时间和内容差异的，但是，有些文献将二者混为一谈，容易在学界造成一些误解，因此有必要在此略加讨论和辨析。对于开国，日本一些辞书做如下解释：“开国是锁国的否定，意味着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国是开始进行迄今被禁止的与外国的通航与通商。”但是，这种解释与日本近代史实有些出入，因为日本开国后只实现了通航，并没有通商。而日本“开港”则是以1859年7月1日横滨等口岸正式开港为标志。另外，“开国”一词在汉语和日语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汉语中指建立新的国家；日语中指打开国门，与外国进行交涉往来，是与锁国相反的概念。至于日文的“开港”，则相当于中文“开埠”一词。在中国，开国与开港几乎同时完成，《南京条约》的签订，即标志着中国对西方诸国开放门户(包括市场的开放)。而在日本则是先开国后开港，两者相距五年之久。因此，开港可以看作是开国的下位概念。用箭头表示上述关系则为：
开国←→锁国；开国→开港
进而言之，1854年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标志日本的开国，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则象征着开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发型的日本现代化正是由这两个条约而启动的。由于两个条约规定的内容不同，造成“开国”与“开港”含义上的差异。当然，日本有些学者也将开国与开港区别看待，正如石井孝先生所言：“开国的真正历史意义是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国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真正的开国是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的1859年的开港。所以，1854年的开国，是走向真正开国的第一阶段。”
另外，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并非只有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因为与西洋文明相遇而产生的锁国还包含中国和韩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纷纷开国，但是，开国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后；从方式看，三国均是在外来冲击和压力下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束锁国时代。而从冲击对象来看，中国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并战败后率先开埠，日本则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冲击下开国，韩国却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从结果看，中国虽然最先开国，却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上徘徊；日本通过维新变革后来居上，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韩国则被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并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能的德川幕府在美国强大军事压力下签署了极端不平等的条约。而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加藤祷三先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即：中国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的是“战败条约”；日本幕府与美国签署的是“交涉条约”，两者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尽相同。最显著的区别是战败条约伴随着割地赔款，而从亚洲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与美国以签署《亲善条约》的和平方式而开国，实属罕见的事例。虽然幕末时期的日本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与西方列强交涉过程中丧失部分国家主权，但是，也应该看到，阿部、堀田乃至岩濑等幕府的开明派官僚在谈判中对外国方面的无理要求并非唯命是从，而是在竭尽全力维护日方权益。当然，弱国无外交，当时的日本还不具备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实力，在外交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开国与开港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欧美列强“炮舰政策”的巨大压力，所以说，以横滨开港为起点的日本早期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难能可贵的是一批有眼光的开明派官僚，尚能对世界发展趋势敏于体察并及时做出应变。尽管这种认识和行动离不开维护幕府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在客观上，为近代日本的历史进步发挥了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来说，“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迅速地肢解了”。由于缔约开港，德川时代二百余年的“太平之梦”被彻底打破，幕府的统治进入风雨飘摇的危机时期，日本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终于到来。
[作者简介]张晓刚(1962-)，男，史学博士，现任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刘秉虎(1961-)，男，史学博士，大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日本，横滨，开国，开港
[中图分类号]K5 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2-0035-05
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Perry Matthew Calbraith)率领“黑船”舰队两次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和亲条约》，日本由此“开国”；1855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Harris Townsend)受命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他则从培里缔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于1858年与幕府当局的全权代表井上清直和岩濑忠震缔结《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这标志着日本接受西方列强的“开港”要求。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日本由此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一、培理访日与日本开国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领“黑船”舰队第一次驶抵日本。停泊地点在江户湾的入口，船上的炮口指向陆地，在附近的村民中造成很大恐慌。浦贺奉行派人飞马向江户报告“黑船到来”的消息。江户幕府马上下令在品川一带构筑炮台，并命令诸藩严整武备。
幕府向培理传达在长崎进行交涉的意见。培理态度强硬，命令美舰驶向金泽的小柴冲，打算确认一下“在江户湾深处航行大型军舰的可能性”。同时保证测量船不超出大炮保护射程以外。幕府指出这种测量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培理绵里藏针地解释说：“我只是按照美国法律行事，就如阁下遵从日本法律一样，美国人有遵守美国法律的义务。”幕府考虑到作战于己不利，遂屈服于培理的压力，在浦贺久里滨海岸的“应接所”受理了美国总统的国书。然而，幕府并未答应美方的贸易通商、补充给养等要求。因为“幕府的下臣并非惧怕外国使臣，内中亦应有敢于斥责外国人者。然而，此辈本来不知道外国交际为何物，海关税为何物，裁判权为何物，通商交易有何利益。故此，第一次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毋宁说是接受外国人的说教。而要与之对抗，军事上没有获胜的实力，辩论上也无胜算的可能。”如若承诺其要求，又怕激起国内人民的愤怒。培理表示翌年春季重返日本，美国舰队起锚驶离江户湾。
1854年2月13日，培理率领舰队再次驶入江户湾。幕府立即命令近海诸藩加强沿岸的警备，同时，决定把浦贺或者镰仓作为与美方交涉的地点。但是培理主张在江户谈判，并以浦贺不适于停泊大船为由，下令测量江户湾，甚至将舰队开到可望见江户市内的羽田冲。结果，江户城里钟声乱呜，造成很大骚动。双方经过交涉，幕府提议将舰队停泊地附近的横滨村作为会谈场所。培理予以接受。2月25日，阿达姆斯参谋长率30名美军士兵首先登陆，这大概是外国人第一次踏上横滨村的土地。横滨村民以为美军武装登陆要发生战争，带着行李仓皇出逃，造成很大混乱。幕府派来许多当差的人在横滨村北端的驹形建造“应接所”，作为谈判接待处。美国人将其称之为“条约馆(Treaty House)”。横滨由此登上日本近代历史舞台。3月7日，幕府任命的“应接挂”林大学头、町奉行井户觉弘等日方全权代表赶赴横滨“应接所”，迎接培理一行的到来。当天正午，约500名水兵护卫，培理与30余名随员在军乐队的先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登陆。与此同时，舰上发射了17响礼炮，轰鸣的炮声在沿海的居民中造成不小的骚动。会谈中，培理希望日方至少立即开放三处口岸，并于短期内另外开放两处。他还威胁说，如果日本不肯作这些让步，美国一定会增派更多的船只前来日本。“对日本政府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是提督(培理)的指导方针。”
3月31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由12项条款构成的《日美和亲条约》。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政府若将此次对于美国未曾准许之事予其他外国时，当亦对美国予以相同之准许。遇有上述情形时，无须另行谈判，亦不得拖延推诿。”即所谓的最惠国条款。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服部之总氏认为之所以能缔结“和亲”条约而拒绝“贸易”，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对日交涉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横渡太平洋直达中国的航线。而在途中首先需要日本作为暂时停泊地。但是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打下了伏笔。《日美和亲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条约中有补给煤、水的内容，所以该条约亦被称为“薪水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
交涉期间，日美双方互赠了各种礼物。美国的礼物着实让日本人吃惊不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信机和火车模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赠品。比如，献给幕府将军的礼单上有：“铜保命小艇一艘(头尾有气箱，不能沉水)、小手枪20管、千里镜连架一箱……”献给阿部伊势守的有：“三鞭酒一箱、大时辰种一个、大鸟枪一管……”大部分礼物为西洋制品，但是其中的三鞭酒似乎是中国的特产。日本方面也不怠慢，从江户招来5名相扑力士，把赠送给美国舰队的礼物——装满大米的袋子轻松地提到海岸，并做出各种表演动作，使美国人惊叹不已。大力士们显示了日本国技的力量，似乎也满足了民族自尊心。
培理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署了亲善条约，使日本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另外，开国也给日本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当外部世界的强大势力出现在眼前，并强行提出一种要求时，遂使人们渐渐感悟到一种超越幕府、藩，也包含人民的所谓国家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必须存在。”培理完成了逼迫日本开国的使命，而促使日本开港的任务则历史地落在哈里斯的肩上。
二、哈里斯赴任与日本开港
1855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被美国政府派往日本出任首任驻日总领事。他对日本幕府采取了相对温和、协调的态度。但是，“哈里斯的对日交涉说到底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炮舰外交”。幕府起初拒绝哈里斯登陆，有备而来的哈里斯引用《国际法》说服幕府在下田开设了美国领事馆。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前来造访后，日方对哈里斯的招待水准也大为改观。“以前尽买来一些奇怪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代用品，而这次却带来了真正的鹿肉和野猪肉。……与以前的待遇相比，他的餐桌上现在摆满了一年四季的应时水果”。
1857年11月，哈里斯获准来到江户并谒见了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向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信函。在晋见将军时，幕府官吏都匍匐在将军面前，只有哈里斯一人站着，行鞠躬礼。“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培理是 海军将军，办事坚决果断。而谙熟外交之道的哈里斯则工于心计，使尽浑身解数劝说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其间，交涉竞先后进行了13次。“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韧精神、坦率和机警，才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项广泛的商约。”
数日之后，哈里斯与首席老中崛田正睦会见。其间施展口才，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不厌其烦地向日方解释，美国在努力帮助日本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美国对日本没有任何野心，如果不幸单方面毁约，两国之间必将兵戎相见。哈里斯进而表白：美国与欧洲各国不同，从不奢望得到东方领土，美国亦未曾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擢取别国领土，因此，日本应该与奉行“友好、和平”政策的美国代表缔结条约，此为贤明之策。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与英法等国有所不同，但哈里斯侈谈美国的“和平、友好”显然违背事实。1846-1848年，美国挑起侵墨战争，夺得包括现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洲的辽阔领土。哈里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目的无非是敦促幕府当局早日缔结与外国通商条约。哈里斯的“著名演说”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然，“哈里斯主张依靠自由贸易原则，适当课以关税，从而实现富国强兵，与主张推动幕府开国外交的大小目付看法一致，值得关注。而且，这种意见亦是崛田所支持的”。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
(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
(2)进一步开放其他港口；
(3)对进口商品课税；
(4)禁止进口鸦片；
(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
(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
求下可以修改。
然而，过了近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日方的答复。在委婉劝诱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哈里斯遂采取恐吓的手法来施加压力。鉴于幕府中许多官员不赞同开港的情况，他声称：“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受到外国强大舰队不断来日的威胁。”并在会谈中怒斥日方代表。“一天，他突然大怒起来，拿起烟灰缸投向奉行中村出羽守、组头、目付等人，烟灰缸砸在了奉行身后的拉门上，烟灰像雪花一样落在众人的头上。……组头们都愤怒不已，眼看就要拔刀出鞘。奉行一边躲避烟灰，一边不停地打手势制止部下不要拔刀。……确实，如果没有中村出羽守的大度忍让，如果组头向哈里斯一刀砍下去，日美之间不知会发生多大的战争冲突”。
哈里斯暴跳如雷的发泄反映了他内心很焦躁。这是因为“(本国)船只一直未来日本，家乡也杳无音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谈判虽然如常进行着，但是，哈里斯却越来越陷入绝望”。此后，哈里斯开始故意回避日方代表，不按日方期待那样谈判。幸亏在进入日本港的英国舰长的斡旋下，双方重开谈判。堀田与哈里斯商议后，立即任命谈判的日方代表。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遂成为幕府进行日美交涉的全权委员。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深知日本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美国的攻势，因而必须缔结条约并开港通商。井伊于是上京向朝廷陈述世界形势，以求得批准签约的敕许。然而朝廷方面顽固地不予同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井伊自作主张，派井上、岩濑两位全权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随后，英法俄荷诸国接踵而至，纷纷签订类似商约，是为安政五国条约。近代日本由此走向开港。
三、横滨开港之缘起
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横滨、长崎、箱馆三港正式开埠。这三港之中，长崎在锁国时期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箱馆也已经在“和亲条约”中与下田同时作为补给港或者避难港登场亮相，只有横滨港完全是新面孔。起初幕府打算把神奈川设为开港地，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神奈川并非最佳选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议将横滨村替代神奈川开港，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幕府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
开港前，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1827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横滨村的位置处于现在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一带，即所谓“关内”。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幕府不顾哈里斯的反对，自行在神奈川名义下开放横滨为开港地，其中有大老井伊直弼的意图，即不让外国人接触日本人。较之注重政治需求的外交官，贸易商更看中横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人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可以说，多方面原因促成了横滨开港，其中包括幕府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外商的态度。
在欧美贸易商积极支持致使驻日公使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幕府在横滨划出外国人居留地，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横滨开港就成了既定事实，并经幕府之手急速发展起来。在横滨建港的过程中，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外国贸易商中，有许多人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移居到横滨，一些中国人也随同而至。由于幕府当局实行奖励政策，日本国内人口也开始向横滨迁徙，横滨人口激增，在很短的时期内发展为初步繁荣的近代都市，成为日本对外开放的窗口。
横滨开港的历史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都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日本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典范。这是基于幕末时期日本社会动荡不安，武士纷纷破产，国内的传统城市——“城下町”的人口不断减少；而开港后，横滨人口却骤然增加，贸易额持续上涨，市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基本事实做出的判断。自横滨开港以来，外国船只的入港数和进出口贸易额长期居于日本全国八大港口城市的第一位。据统计，明治维新时期横滨港贸易吞吐量曾经占日本对外贸易的85％，到了20世纪初也占50％左右。由此看出：“对外贸易 的突出地位决定着横滨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产业部门的经济动向以及重要经济指标的升降，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到这一经济特征的影响……”在毫无经验和样板可资借鉴的背景下，横滨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了一条与欧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新型高速发展的道路。横滨由建港而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认为开港是横滨“近世的终止符与近代的始发站”。
四、“开国”与“开港”辨析
如前所述，“开国”与“开港”在日本是有时间和内容差异的，但是，有些文献将二者混为一谈，容易在学界造成一些误解，因此有必要在此略加讨论和辨析。对于开国，日本一些辞书做如下解释：“开国是锁国的否定，意味着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国是开始进行迄今被禁止的与外国的通航与通商。”但是，这种解释与日本近代史实有些出入，因为日本开国后只实现了通航，并没有通商。而日本“开港”则是以1859年7月1日横滨等口岸正式开港为标志。另外，“开国”一词在汉语和日语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汉语中指建立新的国家；日语中指打开国门，与外国进行交涉往来，是与锁国相反的概念。至于日文的“开港”，则相当于中文“开埠”一词。在中国，开国与开港几乎同时完成，《南京条约》的签订，即标志着中国对西方诸国开放门户(包括市场的开放)。而在日本则是先开国后开港，两者相距五年之久。因此，开港可以看作是开国的下位概念。用箭头表示上述关系则为：
开国←→锁国；开国→开港
进而言之，1854年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标志日本的开国，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则象征着开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发型的日本现代化正是由这两个条约而启动的。由于两个条约规定的内容不同，造成“开国”与“开港”含义上的差异。当然，日本有些学者也将开国与开港区别看待，正如石井孝先生所言：“开国的真正历史意义是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国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真正的开国是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的1859年的开港。所以，1854年的开国，是走向真正开国的第一阶段。”
另外，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并非只有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因为与西洋文明相遇而产生的锁国还包含中国和韩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纷纷开国，但是，开国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最早，日本次之，韩国最后；从方式看，三国均是在外来冲击和压力下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束锁国时代。而从冲击对象来看，中国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并战败后率先开埠，日本则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冲击下开国，韩国却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从结果看，中国虽然最先开国，却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上徘徊；日本通过维新变革后来居上，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韩国则被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并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能的德川幕府在美国强大军事压力下签署了极端不平等的条约。而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加藤祷三先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即：中国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的是“战败条约”；日本幕府与美国签署的是“交涉条约”，两者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尽相同。最显著的区别是战败条约伴随着割地赔款，而从亚洲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与美国以签署《亲善条约》的和平方式而开国，实属罕见的事例。虽然幕末时期的日本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与西方列强交涉过程中丧失部分国家主权，但是，也应该看到，阿部、堀田乃至岩濑等幕府的开明派官僚在谈判中对外国方面的无理要求并非唯命是从，而是在竭尽全力维护日方权益。当然，弱国无外交，当时的日本还不具备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实力，在外交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开国与开港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欧美列强“炮舰政策”的巨大压力，所以说，以横滨开港为起点的日本早期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难能可贵的是一批有眼光的开明派官僚，尚能对世界发展趋势敏于体察并及时做出应变。尽管这种认识和行动离不开维护幕府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在客观上，为近代日本的历史进步发挥了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来说，“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迅速地肢解了”。由于缔约开港，德川时代二百余年的“太平之梦”被彻底打破，幕府的统治进入风雨飘摇的危机时期，日本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终于到来。
[作者简介]张晓刚(1962-)，男，史学博士，现任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刘秉虎(1961-)，男，史学博士，大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