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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诗歌的发展就与音乐密不可分，优秀的诗歌往往具备极高的音乐性。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叙事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最高。他的两部长篇叙事诗名篇《长恨歌》、《琵琶行》和部分讽谕叙事诗叙事晓畅，易于传唱；体现叙述的节奏感与叙事语言的韵律美；叙事过程中强化抒情因素；精彩绘声，以声写乐。
关键词：白居易叙事诗；节奏感；韵律美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079-02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诗歌发展就与音乐密不可分，优秀的诗歌往往具备极高的音乐性。叙事诗作为诗类别之一，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但是由于叙事诗侧重故事的叙述，相对抒情诗，抒情部分较少，而长篇叙事诗对节奏、韵律的要求也较宽松，因此，往往容易显得平淡，无论从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来看，音乐性普遍不高。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叙事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最高。白居易一生勤于写作，创作诗歌三千多首，当中近两百首是叙事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系列，约一百七十多首；另一类是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的歌行体感伤诗系列，约二十多首。其中，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更是在中国叙事诗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居易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还有着极高的音乐修养，他善弹古琴、筝、琵琶，还能唱歌，更能指导别的艺人演唱、演奏。他把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结合到叙事诗歌的创作当中：在选材上，选取充实而丰富的内容，在形式上，注重对诗体形式和叙述语言等的改善，并融入自己善于“绘声”的优势，使作品更倾向于可歌，最后在叙事诗歌中大大增加抒情的部分，使作品在精神、情感上更容易打动读者，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引起共鸣。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情感互相融合，外美与内美相互促进，使其叙事诗歌较之先前的叙事诗具备更高的音乐性。
一、采用歌行体叙事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歌”与“行”，虽然名称不同，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都是“歌曲”的意思，其特点是音节和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多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歌《长恨歌》，采用的就是宜于铺陈、音节流荡、藻绘鲜丽的诗体——“长庆体”。“长庆体，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长恨歌》正是这一诗体的代表作。”[1]可见，这是一种在传统歌行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成分的七言歌行。运用这种诗体进行叙事，可以把原来篇幅亢长、叙事繁杂的作品，描绘得生动多变、音节流美，既能恰到好处地记述事件，又便于合乐传唱。
二、注重节奏与乐感
“音乐的核心是节奏”、“节奏是通过强音和弱音的周期性交替变化而产生。而唐诗的节奏则是依靠平仄格式的变化而形成”、“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才够成了诗歌的音乐节奏美”[2]。在诗歌中，节奏通常由可以较量的语言单位在一定时值中有规律地重复来形成，它是诗歌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诗歌中鲜明的节奏，能够满足人们生理或心理的审美需要，大大推动情感的表现与抒写，使人的感官得到舒适与满足，诗歌中起伏变化的声调、快慢缓急的语速更能唤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让人仿佛沉醉在无声的音乐当中；另一方面，鲜明的节奏，能够凝聚诗歌的语言，使之吟读起来更加抑扬与流畅。
诗词创作有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的要求，平仄的对比、双声叠韵等的运用是美化诗歌的韵律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诗歌产生一种回环的音乐感。白居易的叙事诗非常注重美化叙事语言的韵律，强化叙事语言的音韵美，可以使诗作本身具有更高的音乐性，欣赏性大大提升。无论是双声词、叠韵词或是叠音词，诗人往往都能信手拈来，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应用自如，使作品韵律和谐优美。例如《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为了使音韵和谐，诗人借助于叠音词调整音节，使音顿协调。这几句中，叠音词的大量出现，无意中就实现了以平仄相同的两个音节为一个声音单位的规律。因为在汉字重叠的时候，其声调也是重叠的，这样，不仅能够贴切地描摹了琵琶女演奏的美妙乐声，更可以贯通气势、强调情感，能够在回环反复中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与诗歌的韵律美。
三、声乐并茂，回味无穷
音乐本是无形之物，是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描写刻画的。可是在白居易笔下，那复杂多变的琵琶声，却被描绘得层次丰富，音色分明。“直接模拟音响的写法，只能用之比较简单的自然声籁。对较复杂的某种声响，专用象声词或简单的形容词就会受到局限，因而诗人常常借助贴切巧妙的比喻加以模拟。”[3]更重要的是，他多以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聲音作比，给读者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在生动贴切的比喻中，把无形抽象的声音描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倾听美妙绝伦的乐声。
《琵琶行》中以声写乐，通过各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声音来描绘琵琶女之琵琶音，极富音韵之美。“当诗人对美妙的琵琶声进行描写时，运用了一连串新颖奇妙的比喻，把音乐旋律完全形象化了，这一段诗遂成为描写音乐的经典之笔。”[3]“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是一段高低抑扬的华彩，琵琶有四弦到五弦，一条比一条细。第一句以骤降的“急雨”比喻粗弦声音的沉重舒长；第二句以小女儿般的轻柔“私语”比喻细弦细声音的低密绵密；由于在音乐的力度上，粗弦细弦发出的音响相互补充，听起来如同大大小小的珠子在玉盘滚动，于是下面一句又以大珠小珠洒落玉盘比喻乐声的高低音调和与清脆悦耳；接着再以“花底”的“莺语”比喻乐声的宛转，一个“滑”字更道出乐声的流动顺畅，又以“冰下”的“泉流”比乐声的幽咽低沉，声音渐渐变得如同冰冷的泉水一般冷涩，连琴弦也仿佛被凝住，逐渐沉寂了下来；一番沉寂过后，诗人再以银瓶乍破、水浆迸溅、铁骑突出、刀枪齐鸣等来比喻乐声休止后的骤然响起；最后以“裂帛”比喻四弦齐拨时乐声的清脆短促，响亮非凡。至此，琵琶妙乐绕梁三日，令人回味无穷。 四、悲歌低吟，余音袅袅
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情感，而情感的流泄，要想用日常谈话式的语言是无法实现的，伴随情感流泄的语言应当是错落有致的、歌唱和谐的。只有这种音乐性的语言，才能满足诗人抒情的需要，才能从心理上或生理上给作者自身抑或读者以快感[4]。《琵琶行》与《长恨歌》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歌中的两大奇葩，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琵琶行》虽然是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但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长恨歌》更是“风情”之作，与此前的叙事诗歌相比，对故事中一些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诗人的叙述、描写往往简要带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诗中便于抒情的地方，诗人反倒倾注极大的艺术力量，酣畅淋漓地泼墨。例如诗歌中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彻底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可是诗人在诗中只用“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一带而过；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唐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人物的命运发生突变，“长恨”也由此铸成，是全诗矛盾冲突的最高潮，作者也只是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寥寥数笔即将此事带过。相比而言，当写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刻骨铭心的怀念时，在这种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面，诗人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暮。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到“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共三十二行，二百二十四字，占了整首叙事长诗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抒情的笔墨，是全诗中最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部分，它从各个角度，层层渲染、反复揭示了主人公深深的思念之情，当中的景物描写，恰当地烘托了一种凄美的抒情气氛，充分描绘了“长恨”的心情，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从整体上看，全诗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结尾处更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来结束对久远的真挚爱情的礼赞，令人回味无穷。品读全诗，就好比倾听诗人为我们吟唱一曲撼人的爱的悲歌，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由此看来，白居易以独特的叙事艺术、高超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情感内涵，在其叙事诗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叙事情歌的完美结合，抒发了他浓浓的音乐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唱歌的诗人”。
参考文献：
[1]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3]古遠清.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沈亚平.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J].江海学刊，2001.
关键词：白居易叙事诗；节奏感；韵律美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4-0079-02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诗歌发展就与音乐密不可分，优秀的诗歌往往具备极高的音乐性。叙事诗作为诗类别之一，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但是由于叙事诗侧重故事的叙述，相对抒情诗，抒情部分较少，而长篇叙事诗对节奏、韵律的要求也较宽松，因此，往往容易显得平淡，无论从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来看，音乐性普遍不高。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叙事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最高。白居易一生勤于写作，创作诗歌三千多首，当中近两百首是叙事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系列，约一百七十多首；另一类是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的歌行体感伤诗系列，约二十多首。其中，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更是在中国叙事诗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居易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还有着极高的音乐修养，他善弹古琴、筝、琵琶，还能唱歌，更能指导别的艺人演唱、演奏。他把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结合到叙事诗歌的创作当中：在选材上，选取充实而丰富的内容，在形式上，注重对诗体形式和叙述语言等的改善，并融入自己善于“绘声”的优势，使作品更倾向于可歌，最后在叙事诗歌中大大增加抒情的部分，使作品在精神、情感上更容易打动读者，从而引发读者的想象，引起共鸣。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情感互相融合，外美与内美相互促进，使其叙事诗歌较之先前的叙事诗具备更高的音乐性。
一、采用歌行体叙事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歌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是初唐时期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歌”与“行”，虽然名称不同，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同，都是“歌曲”的意思，其特点是音节和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多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歌《长恨歌》，采用的就是宜于铺陈、音节流荡、藻绘鲜丽的诗体——“长庆体”。“长庆体，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长恨歌》正是这一诗体的代表作。”[1]可见，这是一种在传统歌行基础上增加了叙事成分的七言歌行。运用这种诗体进行叙事，可以把原来篇幅亢长、叙事繁杂的作品，描绘得生动多变、音节流美，既能恰到好处地记述事件，又便于合乐传唱。
二、注重节奏与乐感
“音乐的核心是节奏”、“节奏是通过强音和弱音的周期性交替变化而产生。而唐诗的节奏则是依靠平仄格式的变化而形成”、“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才够成了诗歌的音乐节奏美”[2]。在诗歌中，节奏通常由可以较量的语言单位在一定时值中有规律地重复来形成，它是诗歌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诗歌中鲜明的节奏，能够满足人们生理或心理的审美需要，大大推动情感的表现与抒写，使人的感官得到舒适与满足，诗歌中起伏变化的声调、快慢缓急的语速更能唤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让人仿佛沉醉在无声的音乐当中；另一方面，鲜明的节奏，能够凝聚诗歌的语言，使之吟读起来更加抑扬与流畅。
诗词创作有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的要求，平仄的对比、双声叠韵等的运用是美化诗歌的韵律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诗歌产生一种回环的音乐感。白居易的叙事诗非常注重美化叙事语言的韵律，强化叙事语言的音韵美，可以使诗作本身具有更高的音乐性，欣赏性大大提升。无论是双声词、叠韵词或是叠音词，诗人往往都能信手拈来，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应用自如，使作品韵律和谐优美。例如《琵琶行》，“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为了使音韵和谐，诗人借助于叠音词调整音节，使音顿协调。这几句中，叠音词的大量出现，无意中就实现了以平仄相同的两个音节为一个声音单位的规律。因为在汉字重叠的时候，其声调也是重叠的，这样，不仅能够贴切地描摹了琵琶女演奏的美妙乐声，更可以贯通气势、强调情感，能够在回环反复中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与诗歌的韵律美。
三、声乐并茂，回味无穷
音乐本是无形之物，是很难用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描写刻画的。可是在白居易笔下，那复杂多变的琵琶声，却被描绘得层次丰富，音色分明。“直接模拟音响的写法，只能用之比较简单的自然声籁。对较复杂的某种声响，专用象声词或简单的形容词就会受到局限，因而诗人常常借助贴切巧妙的比喻加以模拟。”[3]更重要的是，他多以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聲音作比，给读者具体而深刻的印象。在生动贴切的比喻中，把无形抽象的声音描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倾听美妙绝伦的乐声。
《琵琶行》中以声写乐，通过各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声音来描绘琵琶女之琵琶音，极富音韵之美。“当诗人对美妙的琵琶声进行描写时，运用了一连串新颖奇妙的比喻，把音乐旋律完全形象化了，这一段诗遂成为描写音乐的经典之笔。”[3]“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是一段高低抑扬的华彩，琵琶有四弦到五弦，一条比一条细。第一句以骤降的“急雨”比喻粗弦声音的沉重舒长；第二句以小女儿般的轻柔“私语”比喻细弦细声音的低密绵密；由于在音乐的力度上，粗弦细弦发出的音响相互补充，听起来如同大大小小的珠子在玉盘滚动，于是下面一句又以大珠小珠洒落玉盘比喻乐声的高低音调和与清脆悦耳；接着再以“花底”的“莺语”比喻乐声的宛转，一个“滑”字更道出乐声的流动顺畅，又以“冰下”的“泉流”比乐声的幽咽低沉，声音渐渐变得如同冰冷的泉水一般冷涩，连琴弦也仿佛被凝住，逐渐沉寂了下来；一番沉寂过后，诗人再以银瓶乍破、水浆迸溅、铁骑突出、刀枪齐鸣等来比喻乐声休止后的骤然响起；最后以“裂帛”比喻四弦齐拨时乐声的清脆短促，响亮非凡。至此，琵琶妙乐绕梁三日，令人回味无穷。 四、悲歌低吟，余音袅袅
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情感，而情感的流泄，要想用日常谈话式的语言是无法实现的，伴随情感流泄的语言应当是错落有致的、歌唱和谐的。只有这种音乐性的语言，才能满足诗人抒情的需要，才能从心理上或生理上给作者自身抑或读者以快感[4]。《琵琶行》与《长恨歌》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歌中的两大奇葩，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琵琶行》虽然是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但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长恨歌》更是“风情”之作，与此前的叙事诗歌相比，对故事中一些矛盾冲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诗人的叙述、描写往往简要带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诗中便于抒情的地方，诗人反倒倾注极大的艺术力量，酣畅淋漓地泼墨。例如诗歌中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彻底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可是诗人在诗中只用“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一带而过；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唐玄宗被迫赐死杨贵妃，人物的命运发生突变，“长恨”也由此铸成，是全诗矛盾冲突的最高潮，作者也只是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寥寥数笔即将此事带过。相比而言，当写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刻骨铭心的怀念时，在这种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面，诗人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暮。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到“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共三十二行，二百二十四字，占了整首叙事长诗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抒情的笔墨，是全诗中最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部分，它从各个角度，层层渲染、反复揭示了主人公深深的思念之情，当中的景物描写，恰当地烘托了一种凄美的抒情气氛，充分描绘了“长恨”的心情，真挚的情感令人动容。从整体上看，全诗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结尾处更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来结束对久远的真挚爱情的礼赞，令人回味无穷。品读全诗，就好比倾听诗人为我们吟唱一曲撼人的爱的悲歌，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由此看来，白居易以独特的叙事艺术、高超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情感内涵，在其叙事诗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叙事情歌的完美结合，抒发了他浓浓的音乐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唱歌的诗人”。
参考文献：
[1]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3]古遠清.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沈亚平.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J].江海学刊，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