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夺路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点多钟，正在酣睡的周恩来，被负责安全警卫的邱南章叫醒了。睁眼一看，只见到处明晃晃的，到处大火熊熊，从所住的二层楼上向外望去，发现整条街道、甚至整个长沙城都在燃烧！
　　1938年夏天，日军以35万陆海空部队猛攻国民党战时首都武汉。
　　撤离武汉之时，蒋介石认定日本还会取长沙，便在高级将领会上说，长沙城要烧掉！火车厢要烧掉！拿不走的都烧掉！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军队开始纵火焚城了。
　　寿星街道极窄，且多为草木屋，邱南章急了，极想找一条没火的大街以保障首长的安全。
　　周恩来说，我知道这里离湘江不远，能冲出去。说着，便领着叶剑英和邱南章，沿着石板路向前跑去。他们来到江边，只见那里挤满了人。虽然城里是耀眼的火光，而江边却是一片黑暗，看不见路，看不见滩，看不见水，挤在难民中间走不过去。周恩来见人多太乱，就拉着叶、邱沿水边走。邱南章为防止首长踩到水里，就靠边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不想一只脚陷进淤泥拔不出来，用力一拔，脚出来了，高筒皮靴却陷在泥里出不来，怕另一只脚也陷进去，他只好把另一只靴子也扔了。
　　就这样，他们终于闯出火海，来到湘潭县下摄司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周恩来认定日军暂时不会进攻长沙，国民党当局竟纵火焚城，不仅有害于抗战，而且会被敌人利用。本计划返回长沙去救援灾民，但因天色已晚，只好在办事处暂歇。次日，大路被灾民堵塞，仍不能回城。到第3天，他便在蒋介石召开的南岳紧急会议上痛斥了焚城的举动，提出了拨款救济灾民、调集民工清理城市、严惩纵火首犯的3项建议。
　　两昼三夜的长沙大火，造成了2万多人伤亡，80%的房屋化为焦土灰烬，几十万市民无家可归。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下令追查纵火者。调查的结果是，省长、警备司令、保安处长、警备二团团长都说没有下达过焚城的命令，只好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3人，分别判处5年、10年和20年徒刑。蒋介石将此判决书压了2天,最后批示对这3人“着即枪毙”。
　　
　　延河惊马
　　
　　1939年7月10日，是党校高极班学员（团以上干部）听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课的日子。那时，中央党校形成一个极好的习惯，每逢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相隔一段时间，就点名邀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校解答或作报告。不料因筹备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抽不出时间，就请周恩来代他去讲。这件事让江青知道了，就要求去听，但毛泽东不同意，对江青说：“你条件不够（不是高极干部）嘛。”她执意要去，还是跟着去了。
　　中央党校在延河对面，那时河上没有桥，行人和车辆都只能涉水而过。因延河正发大水，汽车过不去只好骑马去。毛泽东叫警卫员把自己的大青马牵给周恩来骑，江青骑的是警卫员的马。
　　涉过齐腰深的延河，江青突然猛抽一鞭，坐骑立刻飞奔起来。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拍马便追，直追到一片玉米地边。江青听到后边的马蹄声，突然勒马站立，疾奔的大青马眼看就要撞上去了，周恩来看见田边的路极窄，只能一马通过，他毫不犹豫勒紧缰绳，大青马腾空而起，把他忽地一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伸手护住头部，没想到右臂着地冲力太大，造成骨折！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疼痛走到党校会客室，作了简单的包扎，就走向讲台作了报告。之后，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他右胳膊打上了夹板。
　　周副主席受伤，自然应该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听了非常着急，一面让他的秘书前去看望和照料，一面对江青发了很大的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自知理亏，不敢犟嘴，以后很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泽东。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差，连一架好的×光仪器也没有。过了一个月，周恩来的右臂反复发炎，形成断骨错位愈合，弯曲不能伸展，不能用来工作和生活了。毛泽东看着他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
　　周恩来乘坐国民党军队派来的一架飞机，于8月27日离开延安，同行的有邓颖超、养女孙维世，王稼祥、陈昌浩及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到兰州后，又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同前往。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换乘苏联派出的飞机，于9月14日到达莫斯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
　　苏联政府派出的治疗专家有七八位，他们会诊之后，提出了2个方案，一是重新接骨，费时稍长，需动2次手术，但效果能恢复到接近原来的状态；二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但效果不会理想，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苏联医生希望采取第一方案。周恩来认真作了考虑，认为自己不能在国外停留太长的时间，国内有大量的事情等待着自己，便决定采纳第2方案。
　　手术开始了。9月19日做了一次小手术。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25日拆线。26日开始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以恢复手臂的运动功能。做法是注射麻醉药后，将胳膊强行按到一定角度上加以固定。这是十分疼痛的事，麻药失效后疼痛更甚。
　　经过多次强力拉展，终于有了效果。臂能伸曲活动了，右手开始能写字了，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便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他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起草长达110多页，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疑虑，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还同任弼时就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中央人选等问题，进行了慎重的研究。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就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问题，达成了协议。
　　1940年3月，身着粗呢西服的周恩来带着一架电影放映机和《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多部苏联电影胶片，同任弼时等一道，坐着苏联政府派出的专机，飞到兰州。在兰州，他向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借了一辆中型轿车，载着随行人员经西安，于3月24日住进了陕甘宁边区甘泉县，与毛泽东通了电话，第2天上午就回到了延安。
　　
　　重庆驱魔
　　
　　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是一个特务横行、魔影迭现的地方。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40余天，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指挥和操作下，终于使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接连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延安的人们都本能地感到这是蒋设的“鸿门宴”。但通过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赴渝对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有利，于是决定派毛泽东前往。
　　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白天陪毛泽东在桂园办事、休息和接待客人，到了晚上才回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居住。桂园是张治中将军的公馆，因毛泽东来渝特意腾出来的，位置在中山四路18号即曾家岩原求精中学（现第六中学）隔壁。桂园不大，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住宅中属于中等，二楼一底。进入大门，左侧是汽车库，走过小院便是主楼，主楼靠右，楼下左边是餐厅，右边是会客厅，楼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休息室。
　　桂园院子左角有一间小房子，住着宪兵司令部派来的特别警卫班。这些宪兵们往门前一站，可以镇住反动分子不敢随意捣乱，但他们毕竟是蒋介石派来的，还负有监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使命。这个警卫班名义上归宪兵特务营第四连，实际受宪兵司令部重庆特务组直接领导，每天要把毛、周的活动、会见什么客人等，都记下来，编成“情况时报”，上报特务组，转呈蒋介石阅读。
　　周恩来特别注意做这个特别警卫班的工作，同时了解警卫班每月的伙食费情况，发现其菜金不多，就让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拿点钱来予以补贴，让他们每天能吃一点肉。周恩来还让我方的警卫人员多接触他们，做思想工作。蒋介石一星期换一班人，我方则来一批就做一批人的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汽车也是蒋介石派来的，周恩来一有空就和司机接近，说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的领袖，并要求开好车，注意安全。
　　周恩来还特别嘱咐我方警卫人员，与司机搞好关系，要给他烟抽，吃饭时别忘了招呼他。
　　毛泽东每次外出，周恩来都要详细布置，前后车各坐几个人，谁和毛主席坐一辆车，车速多少，车距多远，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为了躲避特务的追踪，我方人员总是让司机七拐八拐，把特务甩掉。到目的地后，让司机立即把车开走，告诉他几点几分到哪儿去接。这样，车来就上车，车到就下车，使蒋介石的特务摸不清我方的活动。
　　蒋介石的特务对周恩来是又气又恨，便寄恐吓信威胁他。一次，一个特务将写有“周恩来先生亲启”的信件送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收发室，周拆开一看，里边有一粒子弹，他轻蔑地笑着说：“这又是特务搞的名堂。”
　　10月8日晚上，张治中、邵力子陪毛泽东、周恩来在林森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看文艺演出，我方的3名警卫坐在毛、周的后排。晚会正在进行之中，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匆匆来到剧场，说廖仲恺先生的女婿李少石被枪击成重伤，正在金汤街市民医院进行抢救。
　　警卫将此事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很震惊，交代我方警卫注意毛主席的安全，就拉上宪兵司令张慎悄悄离开了礼堂。
　　当周恩来赶到医院时，李少石因子弹伤及肺部，失血过多，已于傍晚7时45分去世，终年39岁。
　　事后才知，这天下午柳亚子先生到曾家岩50号拜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外出之后他和李少石谈论未走，谈完话李少石用汽车将柳亚子送回坪坝寓所。原路返回时已是下午5点钟左右，不想途经下土湾时，李少石突然被一名国民党士兵开枪击伤。李少石的外貌长像有点像周恩来，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之际，是不是蒋介石派出的凶手为刺杀周恩来而搞错了人，把李少石给打死了？若是这样，情况就严重了，于是周恩来严词斥责了一同前来的宪兵司令张慎。张慎马上立正，说道：“是！我未尽职，我马上去查！”
　　李少石遇害在山城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外人士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都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后来查清是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团三营七连下士班长田某某所为，他看见李少石坐的汽车撞伤正在路旁小便的一等兵吴应堂后，连车都没停，加速就跑，出于义愤他开枪射击，未打中司机，却把李少石给打死了。
　　
　　飞机遇险
　　
　　1946年1月30日早晨，经过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夜的休息，周恩来精神抖擞地和随行人员，于9点前赶到了西安机场，登上飞机。
　　这架美军C-47型运输机是美国驻中国特使马歇尔派出供周恩来使用的。飞机虽然简陋，但很快捷，载着周恩来回延安办完事后，在西安停了一夜，1月30日上午9时又从西安起飞，飞往重庆，送周恩来出席第二天“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
　　这趟飞机上，乘坐着周恩来、陆定一、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作家戈茅、军事参谋童陆生、周副主席的秘书李金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副官何谦和叶挺将军的女儿杨眉。天气晴朗，加上有些同志是头一回坐飞机，机舱里充满了欢歌笑语。
　　由于西安离秦岭太近，山又过高，所以飞机起飞后一个劲儿地做螺旋式爬高。飞机的金属骨架嘎嘎崩崩地响了起来，此时天气也突然变得一片漆黑，像是黑夜一样。接着，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硬物砸到飞机机身上，他们遇到了可怕的冰雹！
　　美国人比划着说，飞机遇到了高空冷空气团和冰雹，机翼和机身轻度结冰，自身加重，不能继续升到应达到的高度，现在必须减轻载重。周恩来走进驾驶室问清了情况，便叫秘书李金德和副官何谦必须把文件箱和公文包保管好，然后由他俩和随行的美国军人，向舱门外扔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扔掉了从延安带来的几箱延安梨、几捆羊皮筒子、延安产的毛呢料和大批个人行李，还扔掉了为延安医院购药用的一大箱蒋管区银行20万元钞票。
　　驾驶员为了安全，叫每个人背上降落伞，并教大家如何跳出飞机、如何拉伞等等。每个人都发到了降落伞，而小杨眉却没有，急得她哭了起来。
　　周恩来发现小杨眉在哭，就立即将自己的伞包解下来给了小杨眉，帮她背好，叫她不要害怕，要勇敢点！尽管美国人员又拿来一个伞包，解决急需，但周恩来让伞的故事太感人、太伟大了，此后有人写成文章，被编入了学生的语文课本。因情况未能好转，机长建议返回西安为妥，周恩来当即同意，于是飞机又在西安机场降落。
　　1月30日下午2点，飞机又一次起飞,却在重庆又遇见了浓雾雨雪，能见度低，连机场也找不到！机组人员说，他们熟悉重庆白市驿机场周围的地形和各种目标，只要能够判明几个，凭经验和技术就能安全降落。
　　于是，他们在空中盘旋，突然发现一个隐隐约约的目标：机场！
　　再次试降钻出云雾，发现了跑道！
　　“嘣”地一声，飞机着陆了！
　　在走出机舱时，周恩来面对大家，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跟随他的人说，过去多少年没有见过他这样笑过，往后几十年也没有见他这样笑过。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周恩来遇到过多少次危险啊！但他都能从容面对，毫不畏惧，用过人的智慧，超人的手法，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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