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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知”７０多年的历程中，许多前辈“世知人”的故事，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今年是前辈“世知人”张明养诞辰１００周年。说来惭愧，对这位“世知”创办人之一，过去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直到近期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走访他的家人，才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最早的“世知人”之一
１９０６年３月１５日，张明养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里岙村。１９３０年初，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张明养考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编辑。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进馆不久他就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国的胡愈之。胡愈之在工作、治学和政治上，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胡愈之领导下，张明养成了杂志实际上的具体负责人，而且他还经常亲自写稿，仅在１９３０年当年就写了国际问题论文及短文５９篇。他努力贯彻胡愈之的编辑思想，大登宣传抗日和揭露帝国主义实质的文章，大力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统治下“文化围剿”的中心，在胡愈之的领导下，该杂志“广泛地团结一批爱国的中间的进步作家”，使杂志在“文化围剿”中仍能起着进步作用，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
张明养１９２５年在南京上中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在上海法政大学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和民主运动（此后直到１９５８年才重新回到党的组织）。当时，上海的环境很是险恶，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有一次深夜，法国巡捕（警察）突然包围了张明养住家。三个巡捕闯入家中，把家人从床上叫起来，逼到房角不许动，进行突击搜查。因没搜到什么“罪证”而作罢。而书架底下正好有几本禁书，幸亏未被发现。
１９３４年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这时也正是抗战前风紧云急的岁月，各种斗争紧张尖锐。胡愈之在党的领导下，和一批国际问题专家一起倡议筹办《世界知识》，其中就有张明养。最初筹划创办《世界知识》时，他们就曾在张明养的住处商议。那时，张明养新租了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的寓所，家具还未摆放，胡愈之、郑森禹等就坐在地板上计议。胡愈之本要张明养辞去《东方杂志》编辑职务，去负责《世界知识》编务，但因他同“商务”订有聘约关系，未能如愿。但他作为创办人之一以及２５个特约撰稿人之一，一直积极支持《世界知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每期都撰写一篇专论。他协助胡愈之团结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专家，如胡仲持、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郑森禹、邵宗汉、金仲华等。他们经常举行聚餐会，一般两星期一次，不仅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问题，也交换关于国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意见，拟订论文题目，并当场分配各特约撰稿人下期写稿任务。这种聚餐会实际上是《世界知识》的编委会。每年一本的《世界知识手册》，中国部分也总是张明养写的。他还为《世界知识》写了几个系列的讲座。很快，《世界知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张明养的文章也为海外的读者及文化新闻工作者所熟知。
３０年代张明养还写了许多著作，其中《世界知识读本》这一长篇连载，被编为“世界知识丛书”之一种，曾再版数次。
在党的领导下奋斗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东方杂志》一度迁往长沙。１９３８年８月又迁至香港。张明养一直没有离开《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每一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商务印书馆又任命张明养为《学生杂志》（１９１４年创刊）编辑兼发行人，直到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东方杂志》出到第３８卷终，《学生杂志》出到第２１卷第９号，都被迫停刊。
自１９３８年随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到香港后，张明养便积极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参加了党领导下创办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国新社和《新华日报》成了党在国统区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爆发后，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夏衍等人在廖承志领导下创办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华商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炮火波及香港。《华商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等相继停刊。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全家生活很困难。张明养拒绝了让他为日本人办报的说客，宁可饿死，也绝不当汉奸，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品质。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廖承志、潘汉年等人的安排和东江纵队的努力下，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这就是有名的“秘密大营救”。张明养在１２月下旬和他们一起坐小艇经澳门、桂林，辗转来到重庆。
１９４２年张明养到重庆后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接受了已迁到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的教务长陈望道、法学院院长张志让的邀请，任政治系教授。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秋，张明养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他授课之余，仍为《世界知识》杂志撰稿。
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支持青年学生各种爱国运动。他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１９４６年冬成立），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开展争民主、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革命运动。他被选为理事。这期间，他不断写文章，发言和演讲，讨论国际政治，评论国内政局。
重回《世界知识》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接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宣布张志让、陈望道为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张明养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系主任。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明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早在１９５０年，北京方面邀请张明养来京工作，但因复旦大学校长坚留而未能成行。１９５１年春，由于已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的敦促，他毅然辞去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职务，到北京参加《世界知识》和人民出版社的工作。
１９５０年《世界知识》迁京后，一度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领导，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任董事长，副会长乔冠华为公方代理人，副会长胡愈之兼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张明养被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冯宾符任副社长兼秘书长。
１９５２年９月《世界知识》改为国营，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张明养担任世界知识编辑室主任。１９５５年２月张明养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仍兼任世界知识编辑室主任。这段时期，他除了管一些国际问题图书的选题和定稿外，主要工作是主编《世界知识》杂志和每年一册的大型工具书《世界知识年鉴》。此外，世界知识编辑室还要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的《国际问题译丛》杂志做校订和发稿工作。
当时，《世界知识》是周刊，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际问题杂志，已完全不同于昔日在上海办的那份民营刊物了。１９５３年《世界知识》改为半月刊。张明养深感责任重大。他坚持参加每一期杂志从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直到下厂付印的全过程，从而不断提高质量，又保证了它准时出版、从不脱期的好传统。他主动承担一些难度大、时间紧的题目的写作任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半月谈》一栏就是他一人“承包”的。以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名义，年年还编印一部专业性工具书《世界知识手册》，所有的规划设计、组稿定稿，都由他总负责。其中“各国概况”的中国一篇，也由他执笔。他经常伏案写作，有时彻夜不眠写作到凌晨。
张明养除了担任主编等领导组织工作，还像过去支持和呵护《世界知识》那样，继续不断为《世界知识》撰稿。据初步统计，从１９３４年这个“新生儿”诞生起，到１９４１年底香港沦陷《世界知识》停刊，他发表了１０５篇文章。计１９３４年４篇，１９３５年１３篇，１９３６年１９篇，１９３７年２５篇，１９３８年８篇，１９３９年１４篇，１９４０年１６篇，１９４１年６篇。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知识》复刊。他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又接着每年都给《世界知识》撰稿７、８篇，１９５１年是１０篇，１９５２年写了１１篇。６０年代以后，他写得就少了。
１９５７年初，他被组织上调到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党组成员，负责开展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同时还主编《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５７年７月《世界知识》杂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改建为专业出版社，直属外交部领导。当时主要领导人刘思慕、冯宾符等都另有任务。张明养又被调回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代理总编辑职务。一年后才回到研究所去。但他一直是《世界知识》编委，定期出席编委会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单位“造反派”揪去批斗、集中学习，不让回家，写“交代材料”近三个月。《世界知识》被横加卖国主义莫须有的罪名。由于他同《世界知识》有着悠久的密切的历史关系，在批斗胡愈之时，也常常把他带去陪斗。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他被下放到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１９７３年１月外交部决定恢复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张明养等五人参加筹建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改为领导小组，张明养任领导小组成员、党组成员、研究员，１９７９年９月任命副所长至１９８３年３月，后研究所顾问。这期间他参加了研究所的筹建和日常工作，分管过编译室、图书馆，组织编写、讨论大量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调研报告和供外交部领导、联合国有关会议、新华社等部门要求的背景参考资料等。
领导《世界知识》再次复刊
“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８年中央批准恢复世界知识出版社。１月外交部仲曦东副部长召开恢复世界知识出版社座谈会，宣布由郑森禹、张映吾、许文益、张明养成立复社筹建小组。他们很快研究了《世界知识》的编辑方针、主导思想、基本内容，并明确《世界知识》杂志将是一个时事性、知识性、通俗性、理论性的国际问题刊物。１９７９年１月《世界知识》再次与读者见面。
他自１９５４年开始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
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８８年再次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是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他自１９５１年起就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６年为中印人民友好协会理事和中巴人民友好协会理事，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６年为中国政法学会理事。上世纪８０年代他被选为中国政治学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
１９５５年他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等职。
要把张明养前辈一生丰富的阅历和贡献讲清，不是这短短的几千字能够完成的。这篇文章记叙的主要是他与《世界知识》有关的片断，尽管这些片断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世界知识》是他一生丰富经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世界知识》有很深厚的感情。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张明老”。１９９１年７月４日，在与癌症进行了将近十年的顽强斗争后，张明养阖然长逝。其实在这十年中，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管是研究著述还是各种社会工作。
张明养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除著作、译著外，发表了千余篇政论；他又是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学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作为老编辑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这就是一个老“世知人”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世知人”将永远铭记和怀念他。
（张明养先生长女张之一女士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素材及照片，谨致深切感谢。）
今年是前辈“世知人”张明养诞辰１００周年。说来惭愧，对这位“世知”创办人之一，过去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直到近期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走访他的家人，才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最早的“世知人”之一
１９０６年３月１５日，张明养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里岙村。１９３０年初，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张明养考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编辑。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进馆不久他就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国的胡愈之。胡愈之在工作、治学和政治上，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胡愈之领导下，张明养成了杂志实际上的具体负责人，而且他还经常亲自写稿，仅在１９３０年当年就写了国际问题论文及短文５９篇。他努力贯彻胡愈之的编辑思想，大登宣传抗日和揭露帝国主义实质的文章，大力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统治下“文化围剿”的中心，在胡愈之的领导下，该杂志“广泛地团结一批爱国的中间的进步作家”，使杂志在“文化围剿”中仍能起着进步作用，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刊物。
张明养１９２５年在南京上中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在上海法政大学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参加进步文化活动和民主运动（此后直到１９５８年才重新回到党的组织）。当时，上海的环境很是险恶，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有一次深夜，法国巡捕（警察）突然包围了张明养住家。三个巡捕闯入家中，把家人从床上叫起来，逼到房角不许动，进行突击搜查。因没搜到什么“罪证”而作罢。而书架底下正好有几本禁书，幸亏未被发现。
１９３４年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这时也正是抗战前风紧云急的岁月，各种斗争紧张尖锐。胡愈之在党的领导下，和一批国际问题专家一起倡议筹办《世界知识》，其中就有张明养。最初筹划创办《世界知识》时，他们就曾在张明养的住处商议。那时，张明养新租了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的寓所，家具还未摆放，胡愈之、郑森禹等就坐在地板上计议。胡愈之本要张明养辞去《东方杂志》编辑职务，去负责《世界知识》编务，但因他同“商务”订有聘约关系，未能如愿。但他作为创办人之一以及２５个特约撰稿人之一，一直积极支持《世界知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每期都撰写一篇专论。他协助胡愈之团结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专家，如胡仲持、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郑森禹、邵宗汉、金仲华等。他们经常举行聚餐会，一般两星期一次，不仅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问题，也交换关于国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意见，拟订论文题目，并当场分配各特约撰稿人下期写稿任务。这种聚餐会实际上是《世界知识》的编委会。每年一本的《世界知识手册》，中国部分也总是张明养写的。他还为《世界知识》写了几个系列的讲座。很快，《世界知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张明养的文章也为海外的读者及文化新闻工作者所熟知。
３０年代张明养还写了许多著作，其中《世界知识读本》这一长篇连载，被编为“世界知识丛书”之一种，曾再版数次。
在党的领导下奋斗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东方杂志》一度迁往长沙。１９３８年８月又迁至香港。张明养一直没有离开《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每一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商务印书馆又任命张明养为《学生杂志》（１９１４年创刊）编辑兼发行人，直到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东方杂志》出到第３８卷终，《学生杂志》出到第２１卷第９号，都被迫停刊。
自１９３８年随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到香港后，张明养便积极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参加了党领导下创办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国新社和《新华日报》成了党在国统区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爆发后，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夏衍等人在廖承志领导下创办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华商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炮火波及香港。《华商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等相继停刊。香港被日军占领后，全家生活很困难。张明养拒绝了让他为日本人办报的说客，宁可饿死，也绝不当汉奸，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品质。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廖承志、潘汉年等人的安排和东江纵队的努力下，所有和党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这就是有名的“秘密大营救”。张明养在１２月下旬和他们一起坐小艇经澳门、桂林，辗转来到重庆。
１９４２年张明养到重庆后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接受了已迁到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的教务长陈望道、法学院院长张志让的邀请，任政治系教授。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秋，张明养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他授课之余，仍为《世界知识》杂志撰稿。
他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支持青年学生各种爱国运动。他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１９４６年冬成立），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开展争民主、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革命运动。他被选为理事。这期间，他不断写文章，发言和演讲，讨论国际政治，评论国内政局。
重回《世界知识》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接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宣布张志让、陈望道为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张明养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系主任。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明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早在１９５０年，北京方面邀请张明养来京工作，但因复旦大学校长坚留而未能成行。１９５１年春，由于已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的敦促，他毅然辞去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职务，到北京参加《世界知识》和人民出版社的工作。
１９５０年《世界知识》迁京后，一度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领导，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任董事长，副会长乔冠华为公方代理人，副会长胡愈之兼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张明养被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冯宾符任副社长兼秘书长。
１９５２年９月《世界知识》改为国营，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张明养担任世界知识编辑室主任。１９５５年２月张明养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仍兼任世界知识编辑室主任。这段时期，他除了管一些国际问题图书的选题和定稿外，主要工作是主编《世界知识》杂志和每年一册的大型工具书《世界知识年鉴》。此外，世界知识编辑室还要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的《国际问题译丛》杂志做校订和发稿工作。
当时，《世界知识》是周刊，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际问题杂志，已完全不同于昔日在上海办的那份民营刊物了。１９５３年《世界知识》改为半月刊。张明养深感责任重大。他坚持参加每一期杂志从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直到下厂付印的全过程，从而不断提高质量，又保证了它准时出版、从不脱期的好传统。他主动承担一些难度大、时间紧的题目的写作任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半月谈》一栏就是他一人“承包”的。以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名义，年年还编印一部专业性工具书《世界知识手册》，所有的规划设计、组稿定稿，都由他总负责。其中“各国概况”的中国一篇，也由他执笔。他经常伏案写作，有时彻夜不眠写作到凌晨。
张明养除了担任主编等领导组织工作，还像过去支持和呵护《世界知识》那样，继续不断为《世界知识》撰稿。据初步统计，从１９３４年这个“新生儿”诞生起，到１９４１年底香港沦陷《世界知识》停刊，他发表了１０５篇文章。计１９３４年４篇，１９３５年１３篇，１９３６年１９篇，１９３７年２５篇，１９３８年８篇，１９３９年１４篇，１９４０年１６篇，１９４１年６篇。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知识》复刊。他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又接着每年都给《世界知识》撰稿７、８篇，１９５１年是１０篇，１９５２年写了１１篇。６０年代以后，他写得就少了。
１９５７年初，他被组织上调到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党组成员，负责开展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同时还主编《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５７年７月《世界知识》杂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改建为专业出版社，直属外交部领导。当时主要领导人刘思慕、冯宾符等都另有任务。张明养又被调回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代理总编辑职务。一年后才回到研究所去。但他一直是《世界知识》编委，定期出席编委会议。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单位“造反派”揪去批斗、集中学习，不让回家，写“交代材料”近三个月。《世界知识》被横加卖国主义莫须有的罪名。由于他同《世界知识》有着悠久的密切的历史关系，在批斗胡愈之时，也常常把他带去陪斗。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他被下放到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１９７３年１月外交部决定恢复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张明养等五人参加筹建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改为领导小组，张明养任领导小组成员、党组成员、研究员，１９７９年９月任命副所长至１９８３年３月，后研究所顾问。这期间他参加了研究所的筹建和日常工作，分管过编译室、图书馆，组织编写、讨论大量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调研报告和供外交部领导、联合国有关会议、新华社等部门要求的背景参考资料等。
领导《世界知识》再次复刊
“文革”结束后，１９７８年中央批准恢复世界知识出版社。１月外交部仲曦东副部长召开恢复世界知识出版社座谈会，宣布由郑森禹、张映吾、许文益、张明养成立复社筹建小组。他们很快研究了《世界知识》的编辑方针、主导思想、基本内容，并明确《世界知识》杂志将是一个时事性、知识性、通俗性、理论性的国际问题刊物。１９７９年１月《世界知识》再次与读者见面。
他自１９５４年开始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
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８８年再次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是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他自１９５１年起就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６年为中印人民友好协会理事和中巴人民友好协会理事，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６年为中国政法学会理事。上世纪８０年代他被选为中国政治学会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
１９５５年他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等职。
要把张明养前辈一生丰富的阅历和贡献讲清，不是这短短的几千字能够完成的。这篇文章记叙的主要是他与《世界知识》有关的片断，尽管这些片断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世界知识》是他一生丰富经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世界知识》有很深厚的感情。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张明老”。１９９１年７月４日，在与癌症进行了将近十年的顽强斗争后，张明养阖然长逝。其实在这十年中，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管是研究著述还是各种社会工作。
张明养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除著作、译著外，发表了千余篇政论；他又是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学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作为老编辑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这就是一个老“世知人”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世知人”将永远铭记和怀念他。
（张明养先生长女张之一女士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素材及照片，谨致深切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