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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潜伏》的热播，让抗战时期那些活跃在地下的中共特工们高调重回到人们的视野。本刊记者试着在历史的档案中找寻真实的“余则成”，并有幸采访到原山东省委党史办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山东抗战史料的曲琦老先生。
早在1942年，在山东济南就曾经有一个像“余则成”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打入日本侵略者的内部，营救出了一批又一批被俘的共产党员。同时他还在济南开起了一个公馆，名义上为日军侵华进行宣传，实际上这里却是进步青年的天堂，一批批济南的进步青年通过这个公馆前往延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就是山东的“余则成”——李涛。
齐鲁望族之后
1929年，身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因为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搞内战等原因，李澄之被开除出国民党，这在当时的革命年代被广泛流传。而李涛就是李澄之的弟弟，又名李亦豪，他生于1911年，山东临沂人。其父李光仪为早期同盟会会员，长期从事反清活动。
由于受父兄的革命进步思想影响，考入南开大学的李涛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革命活动，结果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38年夏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1941年，李涛携家眷返回山东，准备投奔当时建立起抗日自卫军的哥哥，不料在回老家临沂的途中，却听到了哥哥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原来，1941年11月，驻山东的日军集合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次大扫荡。在扫荡中，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国民党抗日同志协会会长的李澄之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被俘。
“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就设在临沂，所以李涛就跟分局那边取得了联系，分局希望他能够到济南去营救李澄之。”原山东省委党史办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山东抗战史料的曲琦老先生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李澄之和马楠等人被俘后，被押送到济南的日本宪兵队中，由于李澄之在山东青年中威望颇高，因此日本侵略者希望可以采用‘怀柔’的方式，诱使李澄之为其工作，并许给他伪山东省长的官职。但是李澄之这个人很倔强，而且他也知道日本人想利用他做傀儡，实现对山东的统治，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宁死也不做汉奸卖国贼。”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分局对李澄之的营救也在积极展开，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到过营救李澄之的方法——欲以“山纵（山东纵队）所俘十余日人工程师及技师等，与敌人交换（李澄之），未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来到了济南，他准备利用自己家族在济南的关系，打探哥哥的下落，伺机营救。
意外深入敌内
据曲琦说，李涛早在1939年时，就曾经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打入过敌人内部，有着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时他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里，发展共产党员，搜集情报。”
1942年2月，在到达济南后，李涛按照上级指示，让妻子张茜琳前往芙蓉巷寻找地下联络员接头，不料张茜琳却被当时的叛徒郭同震发现了，李涛的身份也旋即暴露出来。刚刚抵达济南，尚未开始执行任务就暴露了，这在特工这一行中，无疑是非常不利的，李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么立刻离开济南，要么就跟哥哥一样被抓进宪兵队。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李涛决定兵行险招，留在济南。
“因为李家在山东是望族，当时有不少关系都在济南为日军的伪济南政府工作，所以李涛想利用这些关系来压制住郭同震。”曲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通过哥哥以前的旧部，与当时日军驻济的高官木村义明搭上了关系。
当木村义明得知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后，不但没有将他抓起来，反而开始用心结纳李涛。
利用日军矛盾成功潜伏
“当时日本内部对于侵华战争，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系。”曲琦告诉记者，其中一派就是以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以“武力吞并支那，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而以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为主的一派势力则认为，日本无力全部吞并支那，不如采取怀柔的政策，用政治分化的手段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傀儡政府。这两派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当时的日本国内到中国，日军内部一直存在这种矛盾。”
而木村义明，则恰恰是“怀柔派”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希望利用李涛作为筹码，劝降李澄之以达到成立伪山东政府的目的，同时希望李涛“发挥特长，办一份刊物”，用以笼络山东地区的进步青年，达到在政治上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而此时的李涛则敏感地意识到，潜伏到日军内部的机会出现了，他回家后用暗语给山东分局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写清楚，希望上级同意自己潜伏下来。
“李涛把信送出去后，就一直在等上级的回信，但是等了两个多月都没等到回音，而这个时候木村义明也在不断地催促他答应自己的要求。”曲琦说，此时的李涛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木村的要求。1942年夏末，李涛在南朝阳街租下了一个四合院，取名为“朝阳公馆”，开始创办所谓的日伪刊物，召集进步青年。“虽然表面上这个所谓的协会公馆是为日本特务工作的，但实际上，李涛巧妙地利用他跟木村的关系，把这个公馆变成了一个宣传抗日思想的阵地。”
上任伊始他就险遭不测。当上朝阳公馆的负责人不久，李涛就接到了济南宪兵部头子武山英一的请柬，邀请其到武山家吃饭，庆祝李涛上任，又算是为武山自己升官做庆祝。
李涛并不知道，这次邀请赴宴完全是一个“鸿门宴”：原来中共山东分局在接到李涛的信后，立刻给李涛做了回信，不料这封信却被叛徒郭同震截获。
李涛很快就被五花大绑地送进宪兵队，郭同震和武山英一随后拿出那封满是暗语的回信，逼李涛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那封信大意是这样的，让你来济南卖货（指探听李澄之的消息），不是让你来济南开店（指潜伏在日军内部）的，速归。”
武山英一掏出枪拍在桌子上，威胁李涛招供。“李涛也很聪明，他说什么也不承认，就说自己是来卖棉花的，想以后在这里开店。”于是李涛被关进了宪兵队的木笼中，被日军拷问了整整一夜。
李涛被抓的消息迅速传了出去，木村义明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宪兵队，逼武山英一放人。由于没有证据，武山英一不得不放了李涛。
上级改变策略再潜伏
从宪兵队出来，李涛心里一直犯嘀咕。“因为山东分局的那封回信李涛也看了，上级并不同意他在此长期潜伏，但此时李澄之和马楠等被俘的人已经放出来，并住进朝阳公馆，而且李涛也有十足的把握将二人送回到革命区，但是李涛不甘心就这么走，因为自己带着人一走，就意味着自己多日来打进日军内部的心血全部化为泡影，于是他又悄悄回了一次临沂，找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曲琦说，此次长谈后，朱瑞同意了李涛的做法，并且还将此事电告远在延安的周恩来。
除此之外，上级为配合李涛工作，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最初上级是希望救出李澄之和马楠之后，立刻把他们送回到革命区，但是为了配合李涛的工作，朱瑞指示李澄之，‘不到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曲琦说，这样一来，朝阳公馆就成了李涛搜集情报和物资的大本营。
李涛很快取得了木村的信任，接连结识了多名日军驻济高官。利用日军内部的矛盾，李涛继续营救被俘的同志，这时李涛的妻子张茜琳则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在朝阳公馆内公然排演起《雷雨》等进步戏剧，并且开始到处演出。
“李桑要人，不要手续”
李涛很快注意到，在济南千佛山附近的救国训练所里，关押着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于是他开始有意地结交起该所所长——日本和尚樱井。
最初，救国训练所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政治攻势，分化俘虏的共产党和进步青年，从而达到政治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但是樱井的政治分化并不成功，被“改造”的共产党人寥寥无几，这让樱井压力很大。接触李涛后的樱井，表示愿意在朝阳公馆帮助改造“共党”，前提是“被改造者”要先送到朝阳公馆里，“因为樱井觉得，李涛带走的人越多，越能证明他的改造成绩突出。”曲琦告诉记者说，就这样，李涛先后从训练所里带走了很多被俘的共产党人，甚至发展到樱井亲自交代下属们说：“李桑（桑在日语中是先生的意思）要人，不需要办手续，想要谁要谁。”
此外，李涛还跟驻守济南城的几名日军头目也搭上了关系，弄到了大量的通行证，正是靠着这些通行证，李涛将哥哥李澄之、马楠、梁克（抗大一分校教员）、钟瑞（红军团长）等革命者安全送出济南，送回了革命区。
“李涛这个人不简单啊，当时李澄之被救出来住进朝阳公馆后，一度对弟弟的做法很不满，相处两年的时间，一直在提防着弟弟，他觉得李涛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汉奸。”曲琦说，李涛因此觉得很痛苦，但是按照保密原则，他始终没有告诉哥哥自己早在多年前就已是共产党员的消息。
“朝阳公馆”，进步学生的天堂
据曲琦的统计，李涛在1942到1945年期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一共营救并转移被俘共产党员30多人，此外，还有100多名济南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也通过李涛的帮助，辗转前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革命战争中的中坚力量。
“著名导演胡玫的母亲马旋，当年就是在李涛的帮助下，送到延安去的。再如八路军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前武汉空军副司令李向民，也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还有罗荣桓、陈毅的翻译艾森等，都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进步青年。”曲琦说，当时的朝阳公馆实际上已经成为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地区进步青年的天堂。
据罗荣桓、陈毅的翻译艾森先生的儿子罗百齐回忆说，当时的朝阳公馆里，可以公开唱革命歌曲、上演革命戏剧，而嚣张的日本宪兵只要一听是朝阳公馆的人，都会很客气地放行。“我父亲跟我说，那时候济南人上街得拿良民证，如果没有就把你抓起来。”但是一般去朝阳公馆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盖有“朝阳公馆”的特别通行证，只要亮出这张证件，日军是不敢为难的。“证件也很好办，李涛就把证件和印都扔在堂屋的抽屉里，也没有锁，谁需要自己去填个证盖个章就好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涛回到了临沂，对自己潜伏济南的事情向组织上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济南解放后，李涛却被定为反革命特务，而他的朝阳公馆也成了“毒害进步青年”的反革命组织。
“当时可以为李涛说明情况的人只有一个，也就是他的上级朱瑞同志。”曲琦说，但不幸的是，朱瑞同志在辽沈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因为踩到地雷而牺牲了，而其余的人则对李涛潜伏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也让李涛因此蒙冤入狱，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其妻子和儿女也因此受到牵连。文革结束后，李涛和自己的妻儿开始了上诉伸冤之路。
1994年，国家安全部特意对李涛一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山东省的各级领导也指示相关部门为李涛的冤案进行平反，一直到2002年前后，李涛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而此时，老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1995年，李涛因病过世，他当年潜伏的经历，知情者并不多，而像他这样的潜伏者，还有很多。据曲琦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大约有700多人，而如今这些人大多已经离世了，“我现在正在搜集一些人的资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些传奇的地下工作者们的经历告诉世人，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批特殊的革命者。”
早在1942年，在山东济南就曾经有一个像“余则成”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打入日本侵略者的内部，营救出了一批又一批被俘的共产党员。同时他还在济南开起了一个公馆，名义上为日军侵华进行宣传，实际上这里却是进步青年的天堂，一批批济南的进步青年通过这个公馆前往延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就是山东的“余则成”——李涛。
齐鲁望族之后
1929年，身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因为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搞内战等原因，李澄之被开除出国民党，这在当时的革命年代被广泛流传。而李涛就是李澄之的弟弟，又名李亦豪，他生于1911年，山东临沂人。其父李光仪为早期同盟会会员，长期从事反清活动。
由于受父兄的革命进步思想影响，考入南开大学的李涛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革命活动，结果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38年夏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1941年，李涛携家眷返回山东，准备投奔当时建立起抗日自卫军的哥哥，不料在回老家临沂的途中，却听到了哥哥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原来，1941年11月，驻山东的日军集合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次大扫荡。在扫荡中，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国民党抗日同志协会会长的李澄之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被俘。
“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就设在临沂，所以李涛就跟分局那边取得了联系，分局希望他能够到济南去营救李澄之。”原山东省委党史办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山东抗战史料的曲琦老先生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李澄之和马楠等人被俘后，被押送到济南的日本宪兵队中，由于李澄之在山东青年中威望颇高，因此日本侵略者希望可以采用‘怀柔’的方式，诱使李澄之为其工作，并许给他伪山东省长的官职。但是李澄之这个人很倔强，而且他也知道日本人想利用他做傀儡，实现对山东的统治，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宁死也不做汉奸卖国贼。”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分局对李澄之的营救也在积极展开，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到过营救李澄之的方法——欲以“山纵（山东纵队）所俘十余日人工程师及技师等，与敌人交换（李澄之），未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来到了济南，他准备利用自己家族在济南的关系，打探哥哥的下落，伺机营救。
意外深入敌内
据曲琦说，李涛早在1939年时，就曾经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打入过敌人内部，有着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时他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里，发展共产党员，搜集情报。”
1942年2月，在到达济南后，李涛按照上级指示，让妻子张茜琳前往芙蓉巷寻找地下联络员接头，不料张茜琳却被当时的叛徒郭同震发现了，李涛的身份也旋即暴露出来。刚刚抵达济南，尚未开始执行任务就暴露了，这在特工这一行中，无疑是非常不利的，李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么立刻离开济南，要么就跟哥哥一样被抓进宪兵队。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李涛决定兵行险招，留在济南。
“因为李家在山东是望族，当时有不少关系都在济南为日军的伪济南政府工作，所以李涛想利用这些关系来压制住郭同震。”曲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通过哥哥以前的旧部，与当时日军驻济的高官木村义明搭上了关系。
当木村义明得知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后，不但没有将他抓起来，反而开始用心结纳李涛。
利用日军矛盾成功潜伏
“当时日本内部对于侵华战争，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系。”曲琦告诉记者，其中一派就是以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以“武力吞并支那，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而以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为主的一派势力则认为，日本无力全部吞并支那，不如采取怀柔的政策，用政治分化的手段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傀儡政府。这两派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当时的日本国内到中国，日军内部一直存在这种矛盾。”
而木村义明，则恰恰是“怀柔派”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希望利用李涛作为筹码，劝降李澄之以达到成立伪山东政府的目的，同时希望李涛“发挥特长，办一份刊物”，用以笼络山东地区的进步青年，达到在政治上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而此时的李涛则敏感地意识到，潜伏到日军内部的机会出现了，他回家后用暗语给山东分局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写清楚，希望上级同意自己潜伏下来。
“李涛把信送出去后，就一直在等上级的回信，但是等了两个多月都没等到回音，而这个时候木村义明也在不断地催促他答应自己的要求。”曲琦说，此时的李涛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木村的要求。1942年夏末，李涛在南朝阳街租下了一个四合院，取名为“朝阳公馆”，开始创办所谓的日伪刊物，召集进步青年。“虽然表面上这个所谓的协会公馆是为日本特务工作的，但实际上，李涛巧妙地利用他跟木村的关系，把这个公馆变成了一个宣传抗日思想的阵地。”
上任伊始他就险遭不测。当上朝阳公馆的负责人不久，李涛就接到了济南宪兵部头子武山英一的请柬，邀请其到武山家吃饭，庆祝李涛上任，又算是为武山自己升官做庆祝。
李涛并不知道，这次邀请赴宴完全是一个“鸿门宴”：原来中共山东分局在接到李涛的信后，立刻给李涛做了回信，不料这封信却被叛徒郭同震截获。
李涛很快就被五花大绑地送进宪兵队，郭同震和武山英一随后拿出那封满是暗语的回信，逼李涛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那封信大意是这样的，让你来济南卖货（指探听李澄之的消息），不是让你来济南开店（指潜伏在日军内部）的，速归。”
武山英一掏出枪拍在桌子上，威胁李涛招供。“李涛也很聪明，他说什么也不承认，就说自己是来卖棉花的，想以后在这里开店。”于是李涛被关进了宪兵队的木笼中，被日军拷问了整整一夜。
李涛被抓的消息迅速传了出去，木村义明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宪兵队，逼武山英一放人。由于没有证据，武山英一不得不放了李涛。
上级改变策略再潜伏
从宪兵队出来，李涛心里一直犯嘀咕。“因为山东分局的那封回信李涛也看了，上级并不同意他在此长期潜伏，但此时李澄之和马楠等被俘的人已经放出来，并住进朝阳公馆，而且李涛也有十足的把握将二人送回到革命区，但是李涛不甘心就这么走，因为自己带着人一走，就意味着自己多日来打进日军内部的心血全部化为泡影，于是他又悄悄回了一次临沂，找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曲琦说，此次长谈后，朱瑞同意了李涛的做法，并且还将此事电告远在延安的周恩来。
除此之外，上级为配合李涛工作，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最初上级是希望救出李澄之和马楠之后，立刻把他们送回到革命区，但是为了配合李涛的工作，朱瑞指示李澄之，‘不到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曲琦说，这样一来，朝阳公馆就成了李涛搜集情报和物资的大本营。
李涛很快取得了木村的信任，接连结识了多名日军驻济高官。利用日军内部的矛盾，李涛继续营救被俘的同志，这时李涛的妻子张茜琳则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在朝阳公馆内公然排演起《雷雨》等进步戏剧，并且开始到处演出。
“李桑要人，不要手续”
李涛很快注意到，在济南千佛山附近的救国训练所里，关押着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于是他开始有意地结交起该所所长——日本和尚樱井。
最初，救国训练所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政治攻势，分化俘虏的共产党和进步青年，从而达到政治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但是樱井的政治分化并不成功，被“改造”的共产党人寥寥无几，这让樱井压力很大。接触李涛后的樱井，表示愿意在朝阳公馆帮助改造“共党”，前提是“被改造者”要先送到朝阳公馆里，“因为樱井觉得，李涛带走的人越多，越能证明他的改造成绩突出。”曲琦告诉记者说，就这样，李涛先后从训练所里带走了很多被俘的共产党人，甚至发展到樱井亲自交代下属们说：“李桑（桑在日语中是先生的意思）要人，不需要办手续，想要谁要谁。”
此外，李涛还跟驻守济南城的几名日军头目也搭上了关系，弄到了大量的通行证，正是靠着这些通行证，李涛将哥哥李澄之、马楠、梁克（抗大一分校教员）、钟瑞（红军团长）等革命者安全送出济南，送回了革命区。
“李涛这个人不简单啊，当时李澄之被救出来住进朝阳公馆后，一度对弟弟的做法很不满，相处两年的时间，一直在提防着弟弟，他觉得李涛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汉奸。”曲琦说，李涛因此觉得很痛苦，但是按照保密原则，他始终没有告诉哥哥自己早在多年前就已是共产党员的消息。
“朝阳公馆”，进步学生的天堂
据曲琦的统计，李涛在1942到1945年期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一共营救并转移被俘共产党员30多人，此外，还有100多名济南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也通过李涛的帮助，辗转前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革命战争中的中坚力量。
“著名导演胡玫的母亲马旋，当年就是在李涛的帮助下，送到延安去的。再如八路军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前武汉空军副司令李向民，也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还有罗荣桓、陈毅的翻译艾森等，都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进步青年。”曲琦说，当时的朝阳公馆实际上已经成为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地区进步青年的天堂。
据罗荣桓、陈毅的翻译艾森先生的儿子罗百齐回忆说，当时的朝阳公馆里，可以公开唱革命歌曲、上演革命戏剧，而嚣张的日本宪兵只要一听是朝阳公馆的人，都会很客气地放行。“我父亲跟我说，那时候济南人上街得拿良民证，如果没有就把你抓起来。”但是一般去朝阳公馆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盖有“朝阳公馆”的特别通行证，只要亮出这张证件，日军是不敢为难的。“证件也很好办，李涛就把证件和印都扔在堂屋的抽屉里，也没有锁，谁需要自己去填个证盖个章就好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涛回到了临沂，对自己潜伏济南的事情向组织上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济南解放后，李涛却被定为反革命特务，而他的朝阳公馆也成了“毒害进步青年”的反革命组织。
“当时可以为李涛说明情况的人只有一个，也就是他的上级朱瑞同志。”曲琦说，但不幸的是，朱瑞同志在辽沈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因为踩到地雷而牺牲了，而其余的人则对李涛潜伏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也让李涛因此蒙冤入狱，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其妻子和儿女也因此受到牵连。文革结束后，李涛和自己的妻儿开始了上诉伸冤之路。
1994年，国家安全部特意对李涛一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山东省的各级领导也指示相关部门为李涛的冤案进行平反，一直到2002年前后，李涛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而此时，老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1995年，李涛因病过世，他当年潜伏的经历，知情者并不多，而像他这样的潜伏者，还有很多。据曲琦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地区的地下工作者大约有700多人，而如今这些人大多已经离世了，“我现在正在搜集一些人的资料，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些传奇的地下工作者们的经历告诉世人，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批特殊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