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直到邓书记走了，我才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掂量出其中的分量。
我父亲当过村支书，我还在上小学时，就经常听到父亲提起乡里有位很严厉的领导叫邓平寿。
真正认识邓平寿是1989年7月1日，那天是我参加工作的日子。早上7点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提着简单的行李，到波漩乡政府去报到。乡政府办公地点在山坡上，上坡时，我遇到一位30多岁的汉子，担着一挑水走来。那人看见我，换了一下肩，“嘿嘿”一笑，说：“你来了？是廖铭吧。”我吃了一惊，这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眼睛微鼓的人，应该是附近的农民吧？便友好地回应到：“你认识我？这么早就挑早饭水了？”那人一边示意让我走前面，一边说：“我跟你父亲是老交情了，当然晓得你来报到，我叫邓平寿。”我吓了一跳，他就是乡长？我自认失礼，又是递烟，又是给他让路。“走哟，我挑起水的，不忙吸烟。”他接着说，“小廖呀，这段时间天干，缺水，只有下山去挑。”初次相逢，我惊讶于一个乡长还要做挑水这样的事。
他把水挑回寝室后，立刻和文书刘干一起把我领到一间已经打扫过的寝室，还帮我抬来了单人床。之后，他又领来几位领导，到我寝室来介绍给我认识，亲切地说：“今天你才来，先熟悉一下，我要下村了。”说完，递给我一支7角钱一包的“草海”牌香烟，就匆匆走了。
当天晚上11点，邓乡长敲开了我的寝室门：“廖铭，走，今晚一起去八林村。”
八林村距乡政府有十几里路，七八个脱产干部打着手电边走边与邓乡长开玩笑，我因少走夜路，又怕说错了话，一直小心谨慎地走在队伍中间，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八林五组组长唐洪斌家。大家把房子围住，喊了一会，唐洪斌才从睡梦中醒来开门。原来唐洪斌妻子有拐买人口的嫌疑，我们去是作调查和询问的。
第二天，邓乡长安排我与袁显明（现在龙胜乡任纪委书记）驻八林村。我担心头晚的事得罪了五组组长不便开展工作，有些犹豫，可邓乡长在我肩头一拍：“搞工作不要怕得罪人，我们执行政策，他唐洪斌会理解的。”
那时乡政府所在地因没有食店，吃饭只能在伙食团，下村回来赶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邓乡长就叫我们到他寝室用煤油炉下面条，用泡菜就“老白干”。有时遇到上级领导下来或开会，邓乡长就安排食堂用萝卜炖肥肉，那可是难得的“牙祭”。若有谁下村去了没赶上吃肉，邓乡长就会叫食堂留上一份。
199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约6点钟，因天下着雨，乡政府早就被雾笼罩在黑夜里，突然接到举报的邓乡长要我到距乡政府15里的茶园山，去调查有人偷树的事。我既不愿走夜路又怕辛苦，想第二天再去。我正打退堂鼓时，邓乡长穿着水靴走来，叫我拿起伞，他陪我去。我心里十二个不情愿，但还是跟他高一脚低一步地踏着泥泞爬到山上。当时村支书廖东伦和护林员已先赶到，面对三个树桩傻了眼。邓乡长胸有成竹地喊来护林员锯下一截树桩，用袋子装上，又带头出发了。他告诉我：“注意看脚印和地上落的松叶、木屑。”果然，下坡路上，歪歪斜斜地留下了一串脚印，还有不少木屑。顺着脚印和木屑，不一会我们就追踪到了柳坪七组廖由子家，找到了三棵松树。邓乡长将锯下的树桩与树干一合，在事实面前，廖由子不得不认错交了罚款，我不禁暗自佩服邓乡长的聪明。
共事日久，我和邓乡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邓乡长被调往楚家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虽谋面渐少，但他总忘不了我，几乎每月都要打电话给我，叫我好好做人，要干一行爱一行，并且每年坚持送一包楚家乡的茶叶给我。
1992年撤区建镇，我有幸又与邓平寿在一起工作，他时任虎城镇镇长。我在心里打上了小算盘，林业站当时只有我和一位老同志廖东安，凭我和邓镇长的老交情，以及我的年龄、文凭、职称，理所当然该由我担任站长，可事与愿违。我心里很是埋怨，邓镇长看出了我的情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廖东安年龄大，阅历丰富，让他当站长，你可以跟他学学工作方法，你人年轻，机会多。经邓镇长一说，我也想通了。后来，邓镇长长期对我委以重任，充分地锻炼我。
1997年，时任党委书记唐铭见和邓镇长决定实施拉通村组程控电话线、硬化高旱公路线（长10公里）的“双线工程”。通过宣传，各村组纷纷递交愿意实施“双线工程”的申请，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筹资近500万元，由我任“双线工程”出纳。邓镇长常对我敲敲打打，提醒我要管紧“钱柜子”。工程完工后，工程组将所有收支甚至存款利息，一律张榜公布至各组，同时主动请来县纪委、审计局对工程款进行审核。当时有许多包工头通过各种渠道找唐书记、邓镇长承包工程。为让百姓放心，他们将工程发包权交给了县交通局。
2006年11月，我有幸走上领导岗位，任虎城镇组织委员。邓书记对我要求更加严格。我有个习惯，先上班，早上9点多才出去吃早饭。自从任职后，邓书记坚持每天早上7点给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打电话，叫我们起床，7点半准时在供电所旁边的小店等我们吃面条。有时我想赖床，他在电话里几乎是下命令：“你要养成好习惯，当领导了要带好头，按时上班。”吃完早饭，他又不声不响地打扫起楼道和楼梯间。看着他的行动，我们也不好偷懒，经常跟着他将办公楼打扫得干干净净。
邓书记凭着踏实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人格，不但成了我的好领导，更是我生活中的好兄长，我从心底里佩服他。这几年，我年年给他拜年，上门时，我每次都提上一瓶酒、一条烟。可是，邓书记每次都要到我家回拜，不但送酒送糖，还要送他家自制的腊豆腐干。平时见到我小孩，总要拉着孩子的手，问学习情况，有时还拿钱进行奖励。
今年1月14日，星期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邓书记叫上我冒雨到千丘村去检查桑苗栽植情况。就是这天，我们的好书记病倒了，这一病，竟让他年仅51岁的生命划上了句号，撇下了老母妻女，撇下了虎城4万多群众。
邓书记呀，多想你再带我们走一走农家小院、田坎地角，多想你再打电话叫我起床吃饭……
（作者系梁平县虎城镇党委组织委员）
我父亲当过村支书，我还在上小学时，就经常听到父亲提起乡里有位很严厉的领导叫邓平寿。
真正认识邓平寿是1989年7月1日，那天是我参加工作的日子。早上7点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提着简单的行李，到波漩乡政府去报到。乡政府办公地点在山坡上，上坡时，我遇到一位30多岁的汉子，担着一挑水走来。那人看见我，换了一下肩，“嘿嘿”一笑，说：“你来了？是廖铭吧。”我吃了一惊，这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眼睛微鼓的人，应该是附近的农民吧？便友好地回应到：“你认识我？这么早就挑早饭水了？”那人一边示意让我走前面，一边说：“我跟你父亲是老交情了，当然晓得你来报到，我叫邓平寿。”我吓了一跳，他就是乡长？我自认失礼，又是递烟，又是给他让路。“走哟，我挑起水的，不忙吸烟。”他接着说，“小廖呀，这段时间天干，缺水，只有下山去挑。”初次相逢，我惊讶于一个乡长还要做挑水这样的事。
他把水挑回寝室后，立刻和文书刘干一起把我领到一间已经打扫过的寝室，还帮我抬来了单人床。之后，他又领来几位领导，到我寝室来介绍给我认识，亲切地说：“今天你才来，先熟悉一下，我要下村了。”说完，递给我一支7角钱一包的“草海”牌香烟，就匆匆走了。
当天晚上11点，邓乡长敲开了我的寝室门：“廖铭，走，今晚一起去八林村。”
八林村距乡政府有十几里路，七八个脱产干部打着手电边走边与邓乡长开玩笑，我因少走夜路，又怕说错了话，一直小心谨慎地走在队伍中间，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八林五组组长唐洪斌家。大家把房子围住，喊了一会，唐洪斌才从睡梦中醒来开门。原来唐洪斌妻子有拐买人口的嫌疑，我们去是作调查和询问的。
第二天，邓乡长安排我与袁显明（现在龙胜乡任纪委书记）驻八林村。我担心头晚的事得罪了五组组长不便开展工作，有些犹豫，可邓乡长在我肩头一拍：“搞工作不要怕得罪人，我们执行政策，他唐洪斌会理解的。”
那时乡政府所在地因没有食店，吃饭只能在伙食团，下村回来赶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邓乡长就叫我们到他寝室用煤油炉下面条，用泡菜就“老白干”。有时遇到上级领导下来或开会，邓乡长就安排食堂用萝卜炖肥肉，那可是难得的“牙祭”。若有谁下村去了没赶上吃肉，邓乡长就会叫食堂留上一份。
199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约6点钟，因天下着雨，乡政府早就被雾笼罩在黑夜里，突然接到举报的邓乡长要我到距乡政府15里的茶园山，去调查有人偷树的事。我既不愿走夜路又怕辛苦，想第二天再去。我正打退堂鼓时，邓乡长穿着水靴走来，叫我拿起伞，他陪我去。我心里十二个不情愿，但还是跟他高一脚低一步地踏着泥泞爬到山上。当时村支书廖东伦和护林员已先赶到，面对三个树桩傻了眼。邓乡长胸有成竹地喊来护林员锯下一截树桩，用袋子装上，又带头出发了。他告诉我：“注意看脚印和地上落的松叶、木屑。”果然，下坡路上，歪歪斜斜地留下了一串脚印，还有不少木屑。顺着脚印和木屑，不一会我们就追踪到了柳坪七组廖由子家，找到了三棵松树。邓乡长将锯下的树桩与树干一合，在事实面前，廖由子不得不认错交了罚款，我不禁暗自佩服邓乡长的聪明。
共事日久，我和邓乡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邓乡长被调往楚家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虽谋面渐少，但他总忘不了我，几乎每月都要打电话给我，叫我好好做人，要干一行爱一行，并且每年坚持送一包楚家乡的茶叶给我。
1992年撤区建镇，我有幸又与邓平寿在一起工作，他时任虎城镇镇长。我在心里打上了小算盘，林业站当时只有我和一位老同志廖东安，凭我和邓镇长的老交情，以及我的年龄、文凭、职称，理所当然该由我担任站长，可事与愿违。我心里很是埋怨，邓镇长看出了我的情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廖东安年龄大，阅历丰富，让他当站长，你可以跟他学学工作方法，你人年轻，机会多。经邓镇长一说，我也想通了。后来，邓镇长长期对我委以重任，充分地锻炼我。
1997年，时任党委书记唐铭见和邓镇长决定实施拉通村组程控电话线、硬化高旱公路线（长10公里）的“双线工程”。通过宣传，各村组纷纷递交愿意实施“双线工程”的申请，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筹资近500万元，由我任“双线工程”出纳。邓镇长常对我敲敲打打，提醒我要管紧“钱柜子”。工程完工后，工程组将所有收支甚至存款利息，一律张榜公布至各组，同时主动请来县纪委、审计局对工程款进行审核。当时有许多包工头通过各种渠道找唐书记、邓镇长承包工程。为让百姓放心，他们将工程发包权交给了县交通局。
2006年11月，我有幸走上领导岗位，任虎城镇组织委员。邓书记对我要求更加严格。我有个习惯，先上班，早上9点多才出去吃早饭。自从任职后，邓书记坚持每天早上7点给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打电话，叫我们起床，7点半准时在供电所旁边的小店等我们吃面条。有时我想赖床，他在电话里几乎是下命令：“你要养成好习惯，当领导了要带好头，按时上班。”吃完早饭，他又不声不响地打扫起楼道和楼梯间。看着他的行动，我们也不好偷懒，经常跟着他将办公楼打扫得干干净净。
邓书记凭着踏实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人格，不但成了我的好领导，更是我生活中的好兄长，我从心底里佩服他。这几年，我年年给他拜年，上门时，我每次都提上一瓶酒、一条烟。可是，邓书记每次都要到我家回拜，不但送酒送糖，还要送他家自制的腊豆腐干。平时见到我小孩，总要拉着孩子的手，问学习情况，有时还拿钱进行奖励。
今年1月14日，星期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邓书记叫上我冒雨到千丘村去检查桑苗栽植情况。就是这天，我们的好书记病倒了，这一病，竟让他年仅51岁的生命划上了句号，撇下了老母妻女，撇下了虎城4万多群众。
邓书记呀，多想你再带我们走一走农家小院、田坎地角，多想你再打电话叫我起床吃饭……
（作者系梁平县虎城镇党委组织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