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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语圈的广大文学读者来说，威尔·塞尔夫这个名字有点陌生，读过他作品的人更是稀少。但在当代英国文坛，威尔·塞尔夫却是极具才华、极富争议的人物，在作家圈中享有很高声望。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成立的威尔·塞尔夫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记者、学者和作家，他们每年至少聚会两次，用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形式，朗诵、研讨威尔·塞尔夫的作品。塞尔夫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塞尔夫出生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他的祖父是皇室册封的爵士，曾担任英国电力委员会主席，父亲彼得·塞尔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分校等著名学府的政治学教授，母亲伊莲娜·塞尔夫则是犹太裔美国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职于出版界。
塞尔夫从小就酷爱阅读，尤其爱读科幻小说，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是他的最爱。母亲伊莲娜对塞尔夫走上文学道路乃至以后的人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塞尔夫回忆，童年时，晚餐经常在母亲主导下，变成“阅读晚餐”（reading supper）。大家各自拿着一本书边吃边读，互不交流，整个用餐过程鸦雀无声。
中学毕业后，塞尔夫进入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在校期间，塞尔夫对学业并不上心，反而热衷于为左翼校刊编辑撰文，最后勉强以三等荣誉学位毕业。青春期的塞尔夫追求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生活方式，十二岁开始吸食大麻，没过多久，就过渡到可卡因和海洛因。青年时代的混乱生活，对塞尔夫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称自己的作品为“肮脏魔幻现实主义”（dirty magical realism），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暴力、毒品、同性恋、精神错乱等。但是和威廉·巴勒斯、艾伦·金斯伯格等同样描写混乱生活的“垮掉的一代”作家相比，塞尔夫的文风更加瑰丽奇幻，语言文字也更加考究，更富于雕琢。
塞尔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自1993年发表处女作《我的寻欢作乐》以来，他基本上保持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迄今已完成十二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在《卫报》《每日电讯报》上撰写政治文化评论。文学评论界人士对塞尔夫的作品虽然褒贬不一，但两派评论家都将他的文风冠以‘塞尔夫体’（Selfian style）。也有人视塞尔夫为艾米斯、巴拉德一派的余绪。塞尔夫自己亦坦言，要想最有效地描摹出人类行为的丑陋和愚蠢，就得使用水晶般坚硬纯洁的文风。
除了作家身份，塞尔夫还是文学教授和BBC等知名媒体的兼职评论员，后两个身份令他对文学传统和文学前辈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与深刻的理解。塞尔夫曾表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作品会在评论界和读者心中激起何种反应。在文坛，关于塞尔夫用词的诡异奇幻流传着许多笑话。有人说，塞尔夫有个“词汇调色板”；也有人戏谑道，塞尔夫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盛满了巴洛克风格词汇的墨水瓶，写着写着就用笔尖蘸点里面的墨水，点染润饰一番笔端的文字。塞尔夫对于自己作品中这种苦吟式的寻章摘句也并不讳言，他承认写作时经常翻看同义词词典，以搜刮那些罕见冷僻的词汇，也因此，在当代英国文坛，他被视为自安东尼·伯吉斯以来最钟爱使用怪词的作家。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塞尔夫的《伟大的猩猩》《疯狂的数量理论》《给顽强男孩的坚固玩具》等作品，今年，他的代表作《道连：一场模仿》《伞》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通过它们，中国读者可以对他有更直观感性的认识。
Q_《小说界》杂志
A_威尔·塞尔夫
我对王尔德其人的欣赏甚于其文
Q：《道连：一场模仿》是对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致敬之作，您对王尔德有何评价？
A：我对王尔德其人的欣赏甚于其文，希望这个判断没有冒犯广大的王尔德迷们。对王尔德的了解，除了通过广为人知的那些文学作品（当然包括《道连·格雷的画像》），我主要是阅读理查德·埃尔曼那部著名的《王尔德传》。这本书写得很好，把王爾德描绘得栩栩如生。我读了好几遍，读完能体会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一位电影制片人邀请我将《道连·格雷的画像》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绝不会主动改写王尔德的这部小说。在改编过程中，因为内容情节的重重障碍，我觉得有些写不下去了，于是就对制片人说：“不如我把剧本重新创作成一部小说，你再看看能不能把我创作的小说还原成适合拍摄的剧本。”当然，后来这部电影流拍了，但我创作的这部小说却得以幸存，和王尔德的原作一起流传下来。
Q：精神失常、错乱、自杀在您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这和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A：有一定关系。我二十出头时，曾经历过精神崩溃，有过自杀的想法。但自杀并非是简单的精神失常或神智错乱，而是潜伏于最普遍的人性和死亡本身。现代文明无法纾解人们的精神焦虑，反而处处挑动我们的死亡本能。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现代人早已死亡，静静地死在自己的内心，而自杀不过是个人化、戏剧化的一种表现。
Q：在小说里，您常常引入一些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人物和情节，如《道连：一场模仿》里的摇摆人……
A：超现实元素属于哲学范畴，它能让作家摆脱现实主义写作中的一些羁绊，能更深刻地触及我们内心。通过使用超现实手段，作家可以站在生活之外，把生活当做玄思冥想的对象。自启蒙运动以来，逻辑、效率等概念被置于崇高地位，但逻辑、效率背后涉及人性的牺牲，超现实主义手法能在这方面做些补偿变通。
我更关注的是心理上的黑暗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感
Q：现在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道连：一场模仿》最初的原型也是电影剧本。如何看待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A：电影能给人提供视觉的、即时的满足，而阅读文学作品则需要耐心和想象力。看电影和读书是本质不同的活动，我不鼓励人们在电影被炒得火热时去看原著，这种看热闹的心理会扭曲正常的阅读过程。
Q：在《道连：一场模仿》里，您用录像装置艺术替换王尔德原作中的绘画作品，并且通过小说可以看出您对各种后现代艺术形式非常熟稔…… A：没错，我认识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谓的“新一代英国青年艺术家”，和他们走得很近，像达米恩·赫斯特，翠西·艾敏，查普曼兄弟等等。我写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是当代艺术尤其是概念艺术的拥趸，读者从我的小说里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Q：为什么不欣赏当代艺术？
A：当代艺术注重的是观者的体验，视觉的、听觉的，但是在通过体验建构意义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当代艺术家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艺术体验变成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色之一。
Q：在您的小说里，伦敦经常作为情节背景出现。您还创作了《黑色伦敦三部曲》……
A：在文学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在作品里增加一些伦敦元素。我出生成长于北伦敦的芬奇利，十四岁就光顾芬奇利附近的酒吧，对街头毒品交易那一套行话也很熟稔，所以我对犯罪意义上的伦敦地下世界比较了解。但是《黑色伦敦三部曲》并不是和私家侦探、女性受害者等有关的黑色小说，像钱德勒、德里克·雷蒙德他们的作品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心理上的黑暗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感。伦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背景，它已经成为我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在小说中，我和读者一起目睹它成长、扭曲、反叛、抗争。
Q：“扭曲、反叛、抗争”具体指什么？
A： 近几十年来，美国游客和美国产品蜂拥而来，伦敦拿它最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去换取廉价的消费主义产品，这是理性和自由意志屈服于大众盲从性和腐朽的享乐主义。我对此无能为力，但在作品里必须有所反映。在小说中，我更多地将伦敦界定为所有人都能一览无余的监狱。
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和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是可以巧妙交织在一起的
Q：有些批评家将您的小说冠以“塞尔夫体”，说您在用生词、冷僻詞上仅次于安东尼·伯吉斯……
A：是的，我喜欢用一些玄妙艰涩的词语，但我希望读者不要将这一点作为我文风的主要特色。除了使用深奥难懂的词汇，我还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俚语和旧词新意。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词汇量就很大，我想尽量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的语言能如实映照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情况。
Q：您将您的小说称作“肮脏魔幻现实主义”……
A：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用来形容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寻欢作乐》。那本书写于1993年。我觉得这个词语描述得比较贴切。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些小说家如雷蒙德·卡佛被戏谑为“肮脏现实派作家”，我觉得在无情地揭露社会现实这一点上，我和他们相仿。但是我的作品里多了奇思幻想的元素，所以又加了“魔幻”一词。
Q：您既是一名作家，同时又和纳博科夫一样在大学讲授文学。这种双重身份对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有没有什么影响？在文学课上，您和学生怎么进行交流？会讲自己的作品吗？
A：目前我所教的文学课，主要选择一些对我有重要文学影响的作家，如巴拉德、乔伊斯和巴勒斯等人，重点是关于他们对我的作品的影响。不过坦率地说，这些内容目前在课堂上看来效果不彰，无论是学生还是我本人，都没有从中得到多少收获。我所在的大学，并不像牛津、剑桥那样是精英大学，大多数选文学课的学生平时的阅读量都不大，还无法深入到文学影响这个层面上。
Q：哪一部文学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
A：《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从小时候起，它就是我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我一直将这本书带在身边。我从这部小说里获得的启示是，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和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是可以巧妙交织在一起的。
时间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
Q：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不断出现并普及，传统的人文学科和形式正在经历衰亡。您对小说的未来怎么看？
A：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媒体上公开发过声，但大多数作家却充耳不闻，保持沉默，想静静等待互联网热情冷却退潮。而我坚信，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播载体，电子文本的出现，只是在形式上将小说边缘化，这种趋势今后还将继续；但是在内容和精神上，小说是不会消亡的。这是一种重要而有力的艺术形式。不过今后，小说会和传统油画、交响乐一样，成为一种保守的艺术形式，也许只有富人才能实践和享受。
Q：有些中国文学评论人士认为，您继承了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传统和文风，因为毒品、性、精神错乱也是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您觉得您和“垮掉的一代”作家有何异同？
A：我不反对被归类为“垮掉的一代”，他们也确实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比如毒品、性、摇滚等元素。不过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小说里有更多哲理性的思考，并且题材涵盖范围更广，有时涉及科幻领域，有时又回到社会现实领域。
Q：您对英国当代文坛有何评价？现在的英国文坛随着移民作家越来越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等，有评论家认为英国文学传统正偏离简·奥斯汀、狄更斯的谱系。您对这些移民作家怎么看？
A：不好意思，我基本上不读英国当代文学作品。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我宁愿等上二十年，再看看哪些作家和作品值得一读。我注意到移民作家的现象，不过我觉得和数字技术相比，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影响要小得多。
Q：您的文学创作非常稳定，基本保持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频率。您是怎么保持创作状态的？
A：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必要性是发明之母。我有四个孩子，写作是我养家糊口的手段。康拉德一天写八百字，就可以雇得起一名男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园丁，可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通常上午写小说，下午写新闻评论和其他题材的东西。目前来看，这样的时间安排效果还不错。
Q：您既是一名作家，又是报章上的专栏作家，写文化和政治评论。您的政治立场如何？倾向于保守党还是工党？您对英国脱欧怎么看？
A：虽然我拥护公投等民主手段，但我不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后会变得更加民主。现在有一个误区，把多数主义民主和多元民主这两个概念弄混淆了。所以脱欧只是多数主义民主投票的结果。在情感上，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无法根除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我现在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激进的中间路线者。
塞尔夫出生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他的祖父是皇室册封的爵士，曾担任英国电力委员会主席，父亲彼得·塞尔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分校等著名学府的政治学教授，母亲伊莲娜·塞尔夫则是犹太裔美国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职于出版界。
塞尔夫从小就酷爱阅读，尤其爱读科幻小说，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是他的最爱。母亲伊莲娜对塞尔夫走上文学道路乃至以后的人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塞尔夫回忆，童年时，晚餐经常在母亲主导下，变成“阅读晚餐”（reading supper）。大家各自拿着一本书边吃边读，互不交流，整个用餐过程鸦雀无声。
中学毕业后，塞尔夫进入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在校期间，塞尔夫对学业并不上心，反而热衷于为左翼校刊编辑撰文，最后勉强以三等荣誉学位毕业。青春期的塞尔夫追求离经叛道、愤世嫉俗的生活方式，十二岁开始吸食大麻，没过多久，就过渡到可卡因和海洛因。青年时代的混乱生活，对塞尔夫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称自己的作品为“肮脏魔幻现实主义”（dirty magical realism），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暴力、毒品、同性恋、精神错乱等。但是和威廉·巴勒斯、艾伦·金斯伯格等同样描写混乱生活的“垮掉的一代”作家相比，塞尔夫的文风更加瑰丽奇幻，语言文字也更加考究，更富于雕琢。
塞尔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自1993年发表处女作《我的寻欢作乐》以来，他基本上保持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迄今已完成十二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在《卫报》《每日电讯报》上撰写政治文化评论。文学评论界人士对塞尔夫的作品虽然褒贬不一，但两派评论家都将他的文风冠以‘塞尔夫体’（Selfian style）。也有人视塞尔夫为艾米斯、巴拉德一派的余绪。塞尔夫自己亦坦言，要想最有效地描摹出人类行为的丑陋和愚蠢，就得使用水晶般坚硬纯洁的文风。
除了作家身份，塞尔夫还是文学教授和BBC等知名媒体的兼职评论员，后两个身份令他对文学传统和文学前辈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与深刻的理解。塞尔夫曾表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作品会在评论界和读者心中激起何种反应。在文坛，关于塞尔夫用词的诡异奇幻流传着许多笑话。有人说，塞尔夫有个“词汇调色板”；也有人戏谑道，塞尔夫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盛满了巴洛克风格词汇的墨水瓶，写着写着就用笔尖蘸点里面的墨水，点染润饰一番笔端的文字。塞尔夫对于自己作品中这种苦吟式的寻章摘句也并不讳言，他承认写作时经常翻看同义词词典，以搜刮那些罕见冷僻的词汇，也因此，在当代英国文坛，他被视为自安东尼·伯吉斯以来最钟爱使用怪词的作家。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塞尔夫的《伟大的猩猩》《疯狂的数量理论》《给顽强男孩的坚固玩具》等作品，今年，他的代表作《道连：一场模仿》《伞》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通过它们，中国读者可以对他有更直观感性的认识。
Q_《小说界》杂志
A_威尔·塞尔夫
我对王尔德其人的欣赏甚于其文
Q：《道连：一场模仿》是对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致敬之作，您对王尔德有何评价？
A：我对王尔德其人的欣赏甚于其文，希望这个判断没有冒犯广大的王尔德迷们。对王尔德的了解，除了通过广为人知的那些文学作品（当然包括《道连·格雷的画像》），我主要是阅读理查德·埃尔曼那部著名的《王尔德传》。这本书写得很好，把王爾德描绘得栩栩如生。我读了好几遍，读完能体会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一位电影制片人邀请我将《道连·格雷的画像》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绝不会主动改写王尔德的这部小说。在改编过程中，因为内容情节的重重障碍，我觉得有些写不下去了，于是就对制片人说：“不如我把剧本重新创作成一部小说，你再看看能不能把我创作的小说还原成适合拍摄的剧本。”当然，后来这部电影流拍了，但我创作的这部小说却得以幸存，和王尔德的原作一起流传下来。
Q：精神失常、错乱、自杀在您的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这和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A：有一定关系。我二十出头时，曾经历过精神崩溃，有过自杀的想法。但自杀并非是简单的精神失常或神智错乱，而是潜伏于最普遍的人性和死亡本身。现代文明无法纾解人们的精神焦虑，反而处处挑动我们的死亡本能。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现代人早已死亡，静静地死在自己的内心，而自杀不过是个人化、戏剧化的一种表现。
Q：在小说里，您常常引入一些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人物和情节，如《道连：一场模仿》里的摇摆人……
A：超现实元素属于哲学范畴，它能让作家摆脱现实主义写作中的一些羁绊，能更深刻地触及我们内心。通过使用超现实手段，作家可以站在生活之外，把生活当做玄思冥想的对象。自启蒙运动以来，逻辑、效率等概念被置于崇高地位，但逻辑、效率背后涉及人性的牺牲，超现实主义手法能在这方面做些补偿变通。
我更关注的是心理上的黑暗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感
Q：现在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道连：一场模仿》最初的原型也是电影剧本。如何看待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A：电影能给人提供视觉的、即时的满足，而阅读文学作品则需要耐心和想象力。看电影和读书是本质不同的活动，我不鼓励人们在电影被炒得火热时去看原著，这种看热闹的心理会扭曲正常的阅读过程。
Q：在《道连：一场模仿》里，您用录像装置艺术替换王尔德原作中的绘画作品，并且通过小说可以看出您对各种后现代艺术形式非常熟稔…… A：没错，我认识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谓的“新一代英国青年艺术家”，和他们走得很近，像达米恩·赫斯特，翠西·艾敏，查普曼兄弟等等。我写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不是当代艺术尤其是概念艺术的拥趸，读者从我的小说里不难体会到这一点。
Q：为什么不欣赏当代艺术？
A：当代艺术注重的是观者的体验，视觉的、听觉的，但是在通过体验建构意义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当代艺术家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艺术体验变成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色之一。
Q：在您的小说里，伦敦经常作为情节背景出现。您还创作了《黑色伦敦三部曲》……
A：在文学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在作品里增加一些伦敦元素。我出生成长于北伦敦的芬奇利，十四岁就光顾芬奇利附近的酒吧，对街头毒品交易那一套行话也很熟稔，所以我对犯罪意义上的伦敦地下世界比较了解。但是《黑色伦敦三部曲》并不是和私家侦探、女性受害者等有关的黑色小说，像钱德勒、德里克·雷蒙德他们的作品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心理上的黑暗与道德上的不确定感。伦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背景，它已经成为我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在小说中，我和读者一起目睹它成长、扭曲、反叛、抗争。
Q：“扭曲、反叛、抗争”具体指什么？
A： 近几十年来，美国游客和美国产品蜂拥而来，伦敦拿它最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去换取廉价的消费主义产品，这是理性和自由意志屈服于大众盲从性和腐朽的享乐主义。我对此无能为力，但在作品里必须有所反映。在小说中，我更多地将伦敦界定为所有人都能一览无余的监狱。
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和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是可以巧妙交织在一起的
Q：有些批评家将您的小说冠以“塞尔夫体”，说您在用生词、冷僻詞上仅次于安东尼·伯吉斯……
A：是的，我喜欢用一些玄妙艰涩的词语，但我希望读者不要将这一点作为我文风的主要特色。除了使用深奥难懂的词汇，我还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俚语和旧词新意。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词汇量就很大，我想尽量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的语言能如实映照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情况。
Q：您将您的小说称作“肮脏魔幻现实主义”……
A：这个概念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用来形容我的第一本小说《我的寻欢作乐》。那本书写于1993年。我觉得这个词语描述得比较贴切。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些小说家如雷蒙德·卡佛被戏谑为“肮脏现实派作家”，我觉得在无情地揭露社会现实这一点上，我和他们相仿。但是我的作品里多了奇思幻想的元素，所以又加了“魔幻”一词。
Q：您既是一名作家，同时又和纳博科夫一样在大学讲授文学。这种双重身份对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有没有什么影响？在文学课上，您和学生怎么进行交流？会讲自己的作品吗？
A：目前我所教的文学课，主要选择一些对我有重要文学影响的作家，如巴拉德、乔伊斯和巴勒斯等人，重点是关于他们对我的作品的影响。不过坦率地说，这些内容目前在课堂上看来效果不彰，无论是学生还是我本人，都没有从中得到多少收获。我所在的大学，并不像牛津、剑桥那样是精英大学，大多数选文学课的学生平时的阅读量都不大，还无法深入到文学影响这个层面上。
Q：哪一部文学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
A：《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从小时候起，它就是我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我一直将这本书带在身边。我从这部小说里获得的启示是，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和荒诞不经的奇思妙想是可以巧妙交织在一起的。
时间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
Q：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媒体不断出现并普及，传统的人文学科和形式正在经历衰亡。您对小说的未来怎么看？
A：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媒体上公开发过声，但大多数作家却充耳不闻，保持沉默，想静静等待互联网热情冷却退潮。而我坚信，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播载体，电子文本的出现，只是在形式上将小说边缘化，这种趋势今后还将继续；但是在内容和精神上，小说是不会消亡的。这是一种重要而有力的艺术形式。不过今后，小说会和传统油画、交响乐一样，成为一种保守的艺术形式，也许只有富人才能实践和享受。
Q：有些中国文学评论人士认为，您继承了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传统和文风，因为毒品、性、精神错乱也是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您觉得您和“垮掉的一代”作家有何异同？
A：我不反对被归类为“垮掉的一代”，他们也确实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比如毒品、性、摇滚等元素。不过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小说里有更多哲理性的思考，并且题材涵盖范围更广，有时涉及科幻领域，有时又回到社会现实领域。
Q：您对英国当代文坛有何评价？现在的英国文坛随着移民作家越来越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等，有评论家认为英国文学传统正偏离简·奥斯汀、狄更斯的谱系。您对这些移民作家怎么看？
A：不好意思，我基本上不读英国当代文学作品。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我宁愿等上二十年，再看看哪些作家和作品值得一读。我注意到移民作家的现象，不过我觉得和数字技术相比，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影响要小得多。
Q：您的文学创作非常稳定，基本保持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频率。您是怎么保持创作状态的？
A：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必要性是发明之母。我有四个孩子，写作是我养家糊口的手段。康拉德一天写八百字，就可以雇得起一名男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园丁，可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通常上午写小说，下午写新闻评论和其他题材的东西。目前来看，这样的时间安排效果还不错。
Q：您既是一名作家，又是报章上的专栏作家，写文化和政治评论。您的政治立场如何？倾向于保守党还是工党？您对英国脱欧怎么看？
A：虽然我拥护公投等民主手段，但我不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后会变得更加民主。现在有一个误区，把多数主义民主和多元民主这两个概念弄混淆了。所以脱欧只是多数主义民主投票的结果。在情感上，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无法根除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我现在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激进的中间路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