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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是对银发老人最贴切的形容，也道出了这个群体注定会慢慢退出浮华烟尘的终了。从年幼到古稀，他们的经历也许未必惊涛骇浪，但他们的人生点滴会拼接出世事变迁。
他们的记忆如何保存，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有预设的问题。
如今在北京，一些普通老人开始采用“口述”方式请人撰写回忆录，并渐成风潮。
王欢的“聊天”工作
“说是采访，确切地说是聊天。” 王欢用很简单的言语描述自己的工作。
王欢，陕西人，扁平的黑框眼镜勾勒出标准的“80后”形象。毕业于中文专业的他，放弃了在深圳的行政工作，只身转战北京。
2010年7月，他在“误打误撞”的海投简历后，进入一家刚刚成立的撰写回忆录的公司，成为一名访谈主持。
人生还未着色的“80后”，却要与年龄相差巨大的老人交流，王欢永远都记得接待第一位老人时的紧张。他手持历史顾问设计的采访提纲，在“一对一”的访谈间里，倾听老人每个时间段的故事，从童年到暮年。
老人的故事讲完之后，由公司的速记员整理录音，由专业人员写作和编辑成文，并加进大事年表、家族成员关系或家谱、老照片集，以及相关文献整理、日记等其他资料。
“我们返聘了曾在媒体工作多年的老编辑对文稿三审三校。取得客户最终认可后，才会将文稿付印，最终形成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王欢的同事介绍。
在整个回忆录制作过程中，面对面的“聊天”是最重要的环节，每位老人需要12至15个小时，分3到4次完成。而老人的“回忆”会以“口述式”的写法呈现。
“编辑不是作家，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而倚重老人的叙述，做一个凝炼的工作，不去加工它。这样更加真实，就像是老年人自己在向大家娓娓道来。”王欢说。
与50多位老人结缘
至今，王欢已经为50多位老人做过访谈。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离休干部、出租车司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民间艺人、会计、收藏家、农民等。
据他介绍，并非每个老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历经风雨，老人心里有幸福、有释然、有纠结、有孤独，有着人生的各种滋味。翻看这些回忆录，记者发现，其中鲜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多的是平凡小事，但其中书写着爱与传承。
李建国老人生长在农村，亲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那时他只是半大的孩子。为了让兄弟姐妹5人多吃一口饭，他的母亲经常偷偷去田里，捡拾掉在泥里的谷子。
每当孩子们吃完饭，父亲、母亲就蹲在一边，拿起那个碗，把里面舔得干干净净。“现在回想，真的不懂事，只知道自己先吃。”说到这里，老人早已难抑泪水。
而生活在北京的张树民老人，他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还要照顾患癌症的二女儿。
对已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女儿，他从来没有放弃。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日本有个治该病的民间偏方，他第二天就开始尝试，代替女儿“试药”。
“老人的举动让我敬佩。”王欢告诉记者，通过接触这些老人，他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春节回家，我会把父母的照片都收集起来，一张都不能少。”每天被“感动”充斥着，王欢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起来。
商机折射责任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人口在供养、医疗、护理、社会参与等多方面需求满足之后，精神文化需求日益突出。而老人回忆录市场的出现，跳出了过去为名人或企业家树碑立传的局限，开辟了文化领域中又一富有潜力的 “银发市场”。
事实上，“老人回忆录”是一种按需印刷的个性图书，并不是正式出版物，印量从几十本到几百本不等；根据各自的情况，花费最低上千元，最高要4万元左右。字数少的回忆录也有五六万字，以十五至二十万字的居多，甚至还有高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
相较于回忆录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普通老百姓则更看重回忆录所承载的家庭记忆和历史意义。
80岁的冯绍宗老人告诉记者，他已联系相关公司，为78岁的老伴马丽娟写一部“回忆录”。“老伴是抗联的后代，但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是共产党解救了她。”冯绍宗说，“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
把自己一生中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记录下来，留给自己，留给子孙后代，是大多数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初衷。
而这些“小人物”的回忆，也丰富了历史的记忆。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虽然这类回忆录会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研究者通过参照其他记录，有些内容可能成为珍贵史料。
市场有待培育
王欢所在的“回忆久久”是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公司，也是北京第一家专职撰写回忆录的企业，已经为300多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以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
针对部分媒体描写 “回忆录市场火爆” 场面，回忆久久运营总监申辰的回应则较为谨慎。
“300多部回忆录和北京庞大的老年人基数相比，还很微小。如果这种服务很容易流行起来，那么早就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申辰说。
据记者了解，近期兴起的老人回忆录市场，主要以专业文化公司、民营书店、个人出书网开办的代写业务为“重头”，北京涉及此类业务的有时代铭语、时代弄潮等公司，但数量不多，规模不一，多以兼职为主。
在大兴区黄村，记者曾走访了另一家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该公司采、编工作合一，只有两位编辑。成立半年以来，共完成两部回忆录，还有三部正在制作中。该公司工作人员提到，“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咨询电话，但真正办理的人还不多。”
对此，申辰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回忆录”还不是大众的普遍需求。很多人对回忆录并不认可，有人觉得回忆录是歌功颂德，太高调；有人认为只有名人和有故事的人，才能写；有人认为一定是一生完整的总结，过于沉重。
“去年，我们做了一些平媒、广播、电视的媒体宣传，但效果不如预期的好。如何改变大多数人对回忆录的误读，激发大众的广泛需求，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申辰说。
“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
他们的记忆如何保存，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有预设的问题。
如今在北京，一些普通老人开始采用“口述”方式请人撰写回忆录，并渐成风潮。
王欢的“聊天”工作
“说是采访，确切地说是聊天。” 王欢用很简单的言语描述自己的工作。
王欢，陕西人，扁平的黑框眼镜勾勒出标准的“80后”形象。毕业于中文专业的他，放弃了在深圳的行政工作，只身转战北京。
2010年7月，他在“误打误撞”的海投简历后，进入一家刚刚成立的撰写回忆录的公司，成为一名访谈主持。
人生还未着色的“80后”，却要与年龄相差巨大的老人交流，王欢永远都记得接待第一位老人时的紧张。他手持历史顾问设计的采访提纲，在“一对一”的访谈间里，倾听老人每个时间段的故事，从童年到暮年。
老人的故事讲完之后，由公司的速记员整理录音，由专业人员写作和编辑成文，并加进大事年表、家族成员关系或家谱、老照片集，以及相关文献整理、日记等其他资料。
“我们返聘了曾在媒体工作多年的老编辑对文稿三审三校。取得客户最终认可后，才会将文稿付印，最终形成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王欢的同事介绍。
在整个回忆录制作过程中，面对面的“聊天”是最重要的环节，每位老人需要12至15个小时，分3到4次完成。而老人的“回忆”会以“口述式”的写法呈现。
“编辑不是作家，不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而倚重老人的叙述，做一个凝炼的工作，不去加工它。这样更加真实，就像是老年人自己在向大家娓娓道来。”王欢说。
与50多位老人结缘
至今，王欢已经为50多位老人做过访谈。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离休干部、出租车司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民间艺人、会计、收藏家、农民等。
据他介绍，并非每个老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历经风雨，老人心里有幸福、有释然、有纠结、有孤独，有着人生的各种滋味。翻看这些回忆录，记者发现，其中鲜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多的是平凡小事，但其中书写着爱与传承。
李建国老人生长在农村，亲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那时他只是半大的孩子。为了让兄弟姐妹5人多吃一口饭，他的母亲经常偷偷去田里，捡拾掉在泥里的谷子。
每当孩子们吃完饭，父亲、母亲就蹲在一边，拿起那个碗，把里面舔得干干净净。“现在回想，真的不懂事，只知道自己先吃。”说到这里，老人早已难抑泪水。
而生活在北京的张树民老人，他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还要照顾患癌症的二女儿。
对已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女儿，他从来没有放弃。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日本有个治该病的民间偏方，他第二天就开始尝试，代替女儿“试药”。
“老人的举动让我敬佩。”王欢告诉记者，通过接触这些老人，他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春节回家，我会把父母的照片都收集起来，一张都不能少。”每天被“感动”充斥着，王欢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起来。
商机折射责任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人口在供养、医疗、护理、社会参与等多方面需求满足之后，精神文化需求日益突出。而老人回忆录市场的出现，跳出了过去为名人或企业家树碑立传的局限，开辟了文化领域中又一富有潜力的 “银发市场”。
事实上，“老人回忆录”是一种按需印刷的个性图书，并不是正式出版物，印量从几十本到几百本不等；根据各自的情况，花费最低上千元，最高要4万元左右。字数少的回忆录也有五六万字，以十五至二十万字的居多，甚至还有高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
相较于回忆录所带来的商业价值，普通老百姓则更看重回忆录所承载的家庭记忆和历史意义。
80岁的冯绍宗老人告诉记者，他已联系相关公司，为78岁的老伴马丽娟写一部“回忆录”。“老伴是抗联的后代，但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是共产党解救了她。”冯绍宗说，“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
把自己一生中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记录下来，留给自己，留给子孙后代，是大多数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初衷。
而这些“小人物”的回忆，也丰富了历史的记忆。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虽然这类回忆录会带有个人主观色彩，但研究者通过参照其他记录，有些内容可能成为珍贵史料。
市场有待培育
王欢所在的“回忆久久”是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公司，也是北京第一家专职撰写回忆录的企业，已经为300多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以7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
针对部分媒体描写 “回忆录市场火爆” 场面，回忆久久运营总监申辰的回应则较为谨慎。
“300多部回忆录和北京庞大的老年人基数相比，还很微小。如果这种服务很容易流行起来，那么早就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申辰说。
据记者了解，近期兴起的老人回忆录市场，主要以专业文化公司、民营书店、个人出书网开办的代写业务为“重头”，北京涉及此类业务的有时代铭语、时代弄潮等公司，但数量不多，规模不一，多以兼职为主。
在大兴区黄村，记者曾走访了另一家代写回忆录的公司，该公司采、编工作合一，只有两位编辑。成立半年以来，共完成两部回忆录，还有三部正在制作中。该公司工作人员提到，“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咨询电话，但真正办理的人还不多。”
对此，申辰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回忆录”还不是大众的普遍需求。很多人对回忆录并不认可，有人觉得回忆录是歌功颂德，太高调；有人认为只有名人和有故事的人，才能写；有人认为一定是一生完整的总结，过于沉重。
“去年，我们做了一些平媒、广播、电视的媒体宣传，但效果不如预期的好。如何改变大多数人对回忆录的误读，激发大众的广泛需求，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申辰说。
“她一辈子不容易，写回忆录，就是想让我们的孙子了解他的奶奶，了解我们所经历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