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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在他所建立的哲学系统中，德性论思想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德性论是由人生、理想、道德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体系，本文试图分析张岱年先生德性论体系之建构与实现的思想。
1. 德性论体系构建之原则
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中西哲学和文化碰撞的产物，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就对中国古代伦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于其中的道德、人性、仁爱、义利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道德虽已成为一个名词，但仍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行为的准则；另一层意义是这准则在实际行为上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亦即是中国古代要求道德是“知”与“行”的统一。这一点也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的一个借鉴之处。
同样，张先生不仅仅对于传统道德“知”“行”统一有着自己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方面的内容，张先生采取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他根据所处的现实环境，对其形式保留，对其内容则用新的道德规范来填充。这样一来，对于承继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来讲，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
道德既是“知”“行”之统一，那么道德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效应。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认识道德的实际意义。
道德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善的实际意义。善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实际作用呢？张先生认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旧眼光来看，新的进步，新的发展，无论如何在旧的眼光看来是恶的；另一方面，无论善恶，都是相互转化的，以旧标准看来是恶的，却能引起新的发展，划分出善的新标准，而善与恶也就是在这样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推、促进了道德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同样，这可以称作是道德的社会效应。
提到了道德的社会效应，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而人性之善与恶历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张先生认为，人性之善与恶，不能简单地来看待。人性的存在是阶级性存在的前提，因为同属人类，彼此之间才有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性寓于阶级性之中，所以人性具有阶级性。然而除了阶级性之外，人性还具有民族性。各民族的异同，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人性自然随民族的异同而各具特色。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哲学家们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些尝试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里，关于中国古代的“义”“利”观思想在张先生看来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既要否定儒家的“义”“利”完全对立的说法，也要理性地对待墨家的“义利观”，至于道家，则是超脱了义与利的考虑，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先生说，所谓“义”与“利”，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取舍问题。个人利益应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正是凭借此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更多时候是代表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保证其正常地实施，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发展，个人利益才会有所提高。
而张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对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对其构建这一德性论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发过一篇名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论文，在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致力于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路，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这一点也正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体系的思路。
张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是综合唯物论与对理法而成的，而因其容纳了对理法，以对理为方法来处理问题，乃自然综合了理想。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实是发端于此。然而，我们在唯物论中可以看到的对于理想之研讨，少之甚少，而我国哲学对于人生、理想、道德问题却是相当重视的，且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也就促成张先生将这二者结合起起研究的原因。
张先生将马恩之辩证唯物论与人生、理想、道德作一个综合，而此综合所使用的方法乃是综合解析法。张先生对综合解析法的运用，实则是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开创了哲学上的一条新路。
张先生在将解析法运用于研究辩证唯物论与理想之综合时，不仅成功地将西方解析法、马恩的辩证唯物论与我国哲学中之精髓紧密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思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2. 德性之实现
张先生对于哲学之要务曾这样说过，“哲学之要务在于，一是对于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以获得客观实在与人类知识之实相，二是理定理想与价值，以确立生活之准则，三是理定理想与价值，以确立生活行动之准则”。②对于哲学之功用，张先生又说，“哲学之功用至少有二，一是使人觉醒，二是使人奋发”。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张先生对于哲学的观点是来源于现实，并能指导现实。同样，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他构建的德性论体系中。
我们说张先生的德性之实现，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个是个体德性之实现，另一个则是公众德性之实现。
2.1个体德性之实现
张先生关于德性论的研究，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促进德性价值的生成。而为了使个体的潜在德性转化为现实的德性价值，就必须使德性主体化，使其借助于主体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价值。德性主体化，即是使德性内化为个体的品值，使个体的行为举止受到这种内在品值的监督，并以这种内在品值作为行事、为人之标准。
德性既表现为个体内在的精神结构，又体现于个体现实的行为过程。德性对于个体来讲是潜在的，只有在一定价值取向系统的牵引下才会有所体现，而这个体现具有价值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在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系统时，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那么如果说把张先生的德性论思想内化于不同的个体之中，那么当各个个体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系统时，所出现的价值取向必定是符合德性的，对彼此不同个体来说是无害的。可以这么来说，如果价值分正负的话，当个体面对价值取向系统所做出的行为是符合德性的话，那么我们说这是正价值；反之为负价值。 显然，对于个体的德性来说，价值取向系统和道德单元都不可或缺。如果一个人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系统，但缺少某些基本的道德单元，那么，这个人所选择的正确的价值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某人树立了正确的理想，但缺乏“勇敢”这一道德单元，一旦遇到艰难险阻，在发现对于这种理想的追求甚至可能要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他就可能畏缩不前，导致理想变成空想。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更为多见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往往并不缺乏基本的道德单元，但选择了错误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人，即使其道德单元是齐备的，但仍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相当的恶，人们还是有理由斥之为“缺德”，既缺乏必要的德性。因此，要成就完全的德性，仅仅有道德单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道德单元纳入正确的价值取向系统的制约之中，使道德单元始终服务于正确的价值对象。
然而使个体德性充分真正地表达于行为上，除了依靠个体自身已有的德性，更重要的是予以个体德性教育。而这一部分的德性教育应根据个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在特殊的发展时期进行特定的教育。帮助、引导个体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使德性在个体身上能过个体行为充分地体现出来。
2.2 公众德性之实现
个体德性的实现不仅与个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与外界环境关系紧密。这里所指的外界环境不单单是自然环境，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大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德性环境。
在我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难免出现了一些有关经济发展与德性发展背道而驰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经济的向前发展是以德性的退步和堕落为代价的。
由此，加快改善外界环境的步伐也成为个体德性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善外界环境，消除经济与德性不协调发展的状态，构架一种和谐的经济与德性的关系，正是张先生德性论所追求达到的目标之一。经济与德性之关系，既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单纯地以经济学方法或伦理道德方法，都不可能充分地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不仅如此，随着经济与德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和人类反思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并加入到此领域的研究。再加上任何与德性相背离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经济与德性的关系上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今的难点问题之一。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即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经济必然性”。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首先是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人类的需要由低至高，所采取的行为却是一致的——获得物质需要。人类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需要，就会不断地去发展这种行为，这样也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从而推动了社会不断出向前发展。
而德性的进步，当然应当包含着德性的“增长”。所谓德性的“增长”，不仅是指公众的德性知识的增长，德性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还包括了公众德性在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的丰富。但这看起来德性似乎只是在“量”的方面进步了，而“质”的方面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得知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当量变到达一定水平时，质变的发生就是必定的。这里所说德性的质变，是指德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量变积累来随之发生变化，变得与社会发展更适宜、更协调。当然，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德性更先进、更进步，因为判断德性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标准并不以德性本身为标准，也不是以社会发展为标准，而是以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标准的。
注释：
①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③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1-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胡军，论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中国哲学史，2004年03期。
[3] 刘俊哲，张岱年哲学思维方法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12期。
[4] 陈来，张先生的儒学观，中国哲学史，2004年03期。
[5] 王泽应，张岱年对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7年05期。
作者简介：黄微，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哲学教研室助教。
1. 德性论体系构建之原则
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中西哲学和文化碰撞的产物，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就对中国古代伦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于其中的道德、人性、仁爱、义利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道德虽已成为一个名词，但仍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行为的准则；另一层意义是这准则在实际行为上的体现。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亦即是中国古代要求道德是“知”与“行”的统一。这一点也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的一个借鉴之处。
同样，张先生不仅仅对于传统道德“知”“行”统一有着自己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方面的内容，张先生采取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他根据所处的现实环境，对其形式保留，对其内容则用新的道德规范来填充。这样一来，对于承继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来讲，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
道德既是“知”“行”之统一，那么道德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效应。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认识道德的实际意义。
道德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善的实际意义。善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实际作用呢？张先生认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旧眼光来看，新的进步，新的发展，无论如何在旧的眼光看来是恶的；另一方面，无论善恶，都是相互转化的，以旧标准看来是恶的，却能引起新的发展，划分出善的新标准，而善与恶也就是在这样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推、促进了道德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同样，这可以称作是道德的社会效应。
提到了道德的社会效应，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而人性之善与恶历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张先生认为，人性之善与恶，不能简单地来看待。人性的存在是阶级性存在的前提，因为同属人类，彼此之间才有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性寓于阶级性之中，所以人性具有阶级性。然而除了阶级性之外，人性还具有民族性。各民族的异同，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人性自然随民族的异同而各具特色。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是古代哲学家们力求达到人的自觉的理论尝试，也就是力求达到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尝试，虽然没有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些尝试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这里，关于中国古代的“义”“利”观思想在张先生看来也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既要否定儒家的“义”“利”完全对立的说法，也要理性地对待墨家的“义利观”，至于道家，则是超脱了义与利的考虑，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张先生说，所谓“义”与“利”，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取舍问题。个人利益应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正是凭借此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更多时候是代表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保证其正常地实施，社会整体利益得到发展，个人利益才会有所提高。
而张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对西方哲学中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对其构建这一德性论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发过一篇名为《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的论文，在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致力于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路，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而这一点也正是张先生构建德性论体系的思路。
张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是综合唯物论与对理法而成的，而因其容纳了对理法，以对理为方法来处理问题，乃自然综合了理想。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实是发端于此。然而，我们在唯物论中可以看到的对于理想之研讨，少之甚少，而我国哲学对于人生、理想、道德问题却是相当重视的，且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也就促成张先生将这二者结合起起研究的原因。
张先生将马恩之辩证唯物论与人生、理想、道德作一个综合，而此综合所使用的方法乃是综合解析法。张先生对综合解析法的运用，实则是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开创了哲学上的一条新路。
张先生在将解析法运用于研究辩证唯物论与理想之综合时，不仅成功地将西方解析法、马恩的辩证唯物论与我国哲学中之精髓紧密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他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思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2. 德性之实现
张先生对于哲学之要务曾这样说过，“哲学之要务在于，一是对于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以获得客观实在与人类知识之实相，二是理定理想与价值，以确立生活之准则，三是理定理想与价值，以确立生活行动之准则”。②对于哲学之功用，张先生又说，“哲学之功用至少有二，一是使人觉醒，二是使人奋发”。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张先生对于哲学的观点是来源于现实，并能指导现实。同样，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他构建的德性论体系中。
我们说张先生的德性之实现，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个是个体德性之实现，另一个则是公众德性之实现。
2.1个体德性之实现
张先生关于德性论的研究，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促进德性价值的生成。而为了使个体的潜在德性转化为现实的德性价值，就必须使德性主体化，使其借助于主体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价值。德性主体化，即是使德性内化为个体的品值，使个体的行为举止受到这种内在品值的监督，并以这种内在品值作为行事、为人之标准。
德性既表现为个体内在的精神结构，又体现于个体现实的行为过程。德性对于个体来讲是潜在的，只有在一定价值取向系统的牵引下才会有所体现，而这个体现具有价值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在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系统时，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那么如果说把张先生的德性论思想内化于不同的个体之中，那么当各个个体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系统时，所出现的价值取向必定是符合德性的，对彼此不同个体来说是无害的。可以这么来说，如果价值分正负的话，当个体面对价值取向系统所做出的行为是符合德性的话，那么我们说这是正价值；反之为负价值。 显然，对于个体的德性来说，价值取向系统和道德单元都不可或缺。如果一个人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系统，但缺少某些基本的道德单元，那么，这个人所选择的正确的价值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某人树立了正确的理想，但缺乏“勇敢”这一道德单元，一旦遇到艰难险阻，在发现对于这种理想的追求甚至可能要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他就可能畏缩不前，导致理想变成空想。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更为多见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往往并不缺乏基本的道德单元，但选择了错误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人，即使其道德单元是齐备的，但仍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相当的恶，人们还是有理由斥之为“缺德”，既缺乏必要的德性。因此，要成就完全的德性，仅仅有道德单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道德单元纳入正确的价值取向系统的制约之中，使道德单元始终服务于正确的价值对象。
然而使个体德性充分真正地表达于行为上，除了依靠个体自身已有的德性，更重要的是予以个体德性教育。而这一部分的德性教育应根据个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在特殊的发展时期进行特定的教育。帮助、引导个体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使德性在个体身上能过个体行为充分地体现出来。
2.2 公众德性之实现
个体德性的实现不仅与个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与外界环境关系紧密。这里所指的外界环境不单单是自然环境，更多的是指人类社会大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德性环境。
在我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难免出现了一些有关经济发展与德性发展背道而驰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经济的向前发展是以德性的退步和堕落为代价的。
由此，加快改善外界环境的步伐也成为个体德性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改善外界环境，消除经济与德性不协调发展的状态，构架一种和谐的经济与德性的关系，正是张先生德性论所追求达到的目标之一。经济与德性之关系，既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单纯地以经济学方法或伦理道德方法，都不可能充分地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不仅如此，随着经济与德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和人类反思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并加入到此领域的研究。再加上任何与德性相背离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经济与德性的关系上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今的难点问题之一。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即是马克思主义说的“经济必然性”。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首先是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人类的需要由低至高，所采取的行为却是一致的——获得物质需要。人类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需要，就会不断地去发展这种行为，这样也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从而推动了社会不断出向前发展。
而德性的进步，当然应当包含着德性的“增长”。所谓德性的“增长”，不仅是指公众的德性知识的增长，德性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还包括了公众德性在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的丰富。但这看起来德性似乎只是在“量”的方面进步了，而“质”的方面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得知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当量变到达一定水平时，质变的发生就是必定的。这里所说德性的质变，是指德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量变积累来随之发生变化，变得与社会发展更适宜、更协调。当然，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德性更先进、更进步，因为判断德性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标准并不以德性本身为标准，也不是以社会发展为标准，而是以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标准的。
注释：
①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②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③ 《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1-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胡军，论张岱年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中国哲学史，2004年03期。
[3] 刘俊哲，张岱年哲学思维方法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12期。
[4] 陈来，张先生的儒学观，中国哲学史，2004年03期。
[5] 王泽应，张岱年对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7年05期。
作者简介：黄微，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哲学教研室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