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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的制作有上萬年的历史，其中以距今约6500年左右的内蒙古兴隆洼的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当时产生了治玉技术，普遍使用磨制工具，一些高级别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玉器，主要器类有斧、钺、珠、管、箍形器、三联璧、勾云形器等，还出现了鱼、蚕、鸟、鸮、玉兽、玉神人、玉猪龙等动物形器和圆形玉器，制作手法皆出神入化，雕琢和使用玉器进入了一个鼎盛阶段，是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图1-7）。
红山文化玉器的面世，引起了海内外收藏界轰动，也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因为，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作为美石的玉器，它向人们所展示的艺术是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宗教又是艺术的思想内涵，两者共存于一体，从而红山文化玉器被赋予了超出艺术的审美之外的社会意识。从大量出土的玉礼器的存在，可以看出玉制礼器在当时是一种宗教需要，是祭祀仪式中的必需品。玉礼器又包括了祭器与瑞器，前者是祭祀时用以依附神祖之灵的，后者是贵族用以佩戴执持，以示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
本文介绍的瓦沟纹曲面玉牌饰就是一件较为典型的佩戴瑞器（图8）。它所承载的一些时代特征及工艺手法，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索。
瓦沟纹曲面玉牌饰，长5.1、宽2.7、最厚处0.5厘米，双孔孔径分别为0.4、0.5厘米。器体正面弧曲，上半部呈半月牙形，下半部为斜切半圆形，其上共分布有五道规整的瓦沟纹，纹饰都是往下渐宽且弧度渐小，延至边缘，但上部的纹饰与下部的纹饰始终左右对称，克服了由于弧面倾斜所带来的不平衡视觉。仅就这点，就充分展示了红山古人琢玉实践中对于对称美的理解和追求，在制作这件玉器时就有意识地变化运用展示和谐美的娴熟手段，具有几乎与当代美学意识相似的抽象美，让人颇有感慨！
再者，在五道瓦沟纹之间的表面，留下了多道研磨的痕迹，推测古人可能会在其栖息的河域，淘洗品质极差的带泥河砂，筛选出粗细不同的砂子，最后拣出较为良好的石英砂，与砣具在玉的表面上与直线保持平行下研磨而成。但问题是，古人在琢玉研磨瓦沟纹的操作过程中，姿势必然会出现轻重与缓急、先后与快慢的速度所产生用力的不均匀，但仔细观察五道瓦沟纹，却都整齐划一向外廓边缘呈弧形倾斜，角度一致，干净利落，丝毫寻找不到一点用力不均匀所带来的迟滞呆板，不知是如何产生了这种线中有线的立体效果呢？关键是砣具，但砣具的确切材料至今说法不一。另外，用于固定砣具琢玉的一个承重负荷的支架究竟是何种形式呢？同样让人匪夷所思。
另外，从玉牌饰的沁色状来看，可见褐红色的沁纹沿玉质纤维的纹理自然微曲延伸，与灰白色的沁色相互交叠，又相互辉映，层次感十分明显，深淡分布又极其自然;两种沁色分叠挤压的现象，推断其为几千年风雨的流逝岁月中，来自深达地层数米的土壤中的湿燥冷暖、黄泥锈土及一些有机质，严重侵蚀了玉的本身，从而形成几处破裂状，出现了不规则的细微裂隙、疤痕和状如蚁穴洞的蚀孔，褐红与灰白的两种沁色都附在了玉的深层，浆色分布如此泾渭分明，渲染着远古天人合一的某种巧合，用强光照射，牌饰的玉质清澈高贵、滋润又不失典雅！红山文化古玉中的沁色变化也令人捉摸不透。
还有，从切割成形、钻孔等不同的工艺程度看，当时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以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这应是治玉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因此，推测在距今6500年左右人工制造和开始运用旋转工具也是合理的。牌饰上的钻孔，就可以印证这一推断。钻孔两个，均在牌的上端方，左边为一大钻孔，右边略小。大钻孔的壁面上有钻痕的粗糙痕迹，小孔内壁面却较平滑，后者明显留有解玉砂与棒形钻不断改变走向的现象，且钻孔所呈现的都是圆弧形，孔径都极其工整，孔的周边有一圈轻微的磨损现象，似乎由当时的石英岩一类坚硬的钻头在作旋转时所造成，从这些细微处观察，或许我们不难理解古人琢玉过程中对繁简二个钻孔所采用的不同工艺手法了。
至于红山系玉器中，真正意义上的祭器与瑞器之分，迄今尚未有精确的分析，只是根据墓葬中某些玉器特定的布局来推测而已，诸如玉猪龙、双勾式勾云形佩、带齿动物面纹玉饰，则大多置于墓主胸前或握于手掌中，似乎为象征身份的瑞器。
同时，又出现了玉珠、环、璜、箍形器，以及鱼、鸟、猪龙等动物形象的玉饰，从功能上来看，有用各种小型穿孔饰品串挂而成的颈饰和胸饰，有以镯、环类为主的臂饰和腕饰，有骨笄和马蹄形束发器为主的头饰，有耳珰、玉玦为主的耳饰等等。以此类推，并根据器物之造型、弧度，及对照二个钻孔中清晰可见的长期绑缚绳索后出现的磨蚀痕迹，这件曲面玉牌饰应是佩戴主人大拇指上的用器应无大碍。在红山氏族中，直线与曲线等素面纹饰，大多表示云朵和云层，象征着天空，表达了上古先民对天际的向往和对上天巫神图腾的一种虔诚的崇拜。玉牌饰的宗教寓意正是从它的直线与弧线上直观地反映出来，并完全主宰了它主人的全部灵魂。与此牌饰如出一辙者有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墓地659号墓、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9号墓出土的两块曲面玉牌饰。
笔者曾对此牌饰的用途问题请教过原南京博物院玉器专家殷志强教授，答复为“用途待考”。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推测此件玉牌饰为红山文化遗址中某个氏族首领佩戴于大拇指上的一件饰品，但并非一般佩玉，整块牌饰看似简单，实则造型诡秘，它显示了主人已是通神权的实质掌握者，极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替代斧钺一类大型玉饰的权杖，是某种神权至上的诠释。
牌饰必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因为这种“唯玉为葬”方式揭示了中国远古时代特有的表达人与人关系的礼的起源时的本质，即唯玉通神为礼才是礼的初衷。那么，这件瓦沟纹曲面玉牌饰，它比其他红山文化玉器中通神功能最为明确的当属各类精巧的动物形象要来得更加神秘莫测。
红山文化玉器的面世，引起了海内外收藏界轰动，也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因为，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作为美石的玉器，它向人们所展示的艺术是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宗教又是艺术的思想内涵，两者共存于一体，从而红山文化玉器被赋予了超出艺术的审美之外的社会意识。从大量出土的玉礼器的存在，可以看出玉制礼器在当时是一种宗教需要，是祭祀仪式中的必需品。玉礼器又包括了祭器与瑞器，前者是祭祀时用以依附神祖之灵的，后者是贵族用以佩戴执持，以示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
本文介绍的瓦沟纹曲面玉牌饰就是一件较为典型的佩戴瑞器（图8）。它所承载的一些时代特征及工艺手法，值得我们作一番探索。
瓦沟纹曲面玉牌饰，长5.1、宽2.7、最厚处0.5厘米，双孔孔径分别为0.4、0.5厘米。器体正面弧曲，上半部呈半月牙形，下半部为斜切半圆形，其上共分布有五道规整的瓦沟纹，纹饰都是往下渐宽且弧度渐小，延至边缘，但上部的纹饰与下部的纹饰始终左右对称，克服了由于弧面倾斜所带来的不平衡视觉。仅就这点，就充分展示了红山古人琢玉实践中对于对称美的理解和追求，在制作这件玉器时就有意识地变化运用展示和谐美的娴熟手段，具有几乎与当代美学意识相似的抽象美，让人颇有感慨！
再者，在五道瓦沟纹之间的表面，留下了多道研磨的痕迹，推测古人可能会在其栖息的河域，淘洗品质极差的带泥河砂，筛选出粗细不同的砂子，最后拣出较为良好的石英砂，与砣具在玉的表面上与直线保持平行下研磨而成。但问题是，古人在琢玉研磨瓦沟纹的操作过程中，姿势必然会出现轻重与缓急、先后与快慢的速度所产生用力的不均匀，但仔细观察五道瓦沟纹，却都整齐划一向外廓边缘呈弧形倾斜，角度一致，干净利落，丝毫寻找不到一点用力不均匀所带来的迟滞呆板，不知是如何产生了这种线中有线的立体效果呢？关键是砣具，但砣具的确切材料至今说法不一。另外，用于固定砣具琢玉的一个承重负荷的支架究竟是何种形式呢？同样让人匪夷所思。
另外，从玉牌饰的沁色状来看，可见褐红色的沁纹沿玉质纤维的纹理自然微曲延伸，与灰白色的沁色相互交叠，又相互辉映，层次感十分明显，深淡分布又极其自然;两种沁色分叠挤压的现象，推断其为几千年风雨的流逝岁月中，来自深达地层数米的土壤中的湿燥冷暖、黄泥锈土及一些有机质，严重侵蚀了玉的本身，从而形成几处破裂状，出现了不规则的细微裂隙、疤痕和状如蚁穴洞的蚀孔，褐红与灰白的两种沁色都附在了玉的深层，浆色分布如此泾渭分明，渲染着远古天人合一的某种巧合，用强光照射，牌饰的玉质清澈高贵、滋润又不失典雅！红山文化古玉中的沁色变化也令人捉摸不透。
还有，从切割成形、钻孔等不同的工艺程度看，当时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以砂为介质的间接磨擦法，这应是治玉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因此，推测在距今6500年左右人工制造和开始运用旋转工具也是合理的。牌饰上的钻孔，就可以印证这一推断。钻孔两个，均在牌的上端方，左边为一大钻孔，右边略小。大钻孔的壁面上有钻痕的粗糙痕迹，小孔内壁面却较平滑，后者明显留有解玉砂与棒形钻不断改变走向的现象，且钻孔所呈现的都是圆弧形，孔径都极其工整，孔的周边有一圈轻微的磨损现象，似乎由当时的石英岩一类坚硬的钻头在作旋转时所造成，从这些细微处观察，或许我们不难理解古人琢玉过程中对繁简二个钻孔所采用的不同工艺手法了。
至于红山系玉器中，真正意义上的祭器与瑞器之分，迄今尚未有精确的分析，只是根据墓葬中某些玉器特定的布局来推测而已，诸如玉猪龙、双勾式勾云形佩、带齿动物面纹玉饰，则大多置于墓主胸前或握于手掌中，似乎为象征身份的瑞器。
同时，又出现了玉珠、环、璜、箍形器，以及鱼、鸟、猪龙等动物形象的玉饰，从功能上来看，有用各种小型穿孔饰品串挂而成的颈饰和胸饰，有以镯、环类为主的臂饰和腕饰，有骨笄和马蹄形束发器为主的头饰，有耳珰、玉玦为主的耳饰等等。以此类推，并根据器物之造型、弧度，及对照二个钻孔中清晰可见的长期绑缚绳索后出现的磨蚀痕迹，这件曲面玉牌饰应是佩戴主人大拇指上的用器应无大碍。在红山氏族中，直线与曲线等素面纹饰，大多表示云朵和云层，象征着天空，表达了上古先民对天际的向往和对上天巫神图腾的一种虔诚的崇拜。玉牌饰的宗教寓意正是从它的直线与弧线上直观地反映出来，并完全主宰了它主人的全部灵魂。与此牌饰如出一辙者有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墓地659号墓、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9号墓出土的两块曲面玉牌饰。
笔者曾对此牌饰的用途问题请教过原南京博物院玉器专家殷志强教授，答复为“用途待考”。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推测此件玉牌饰为红山文化遗址中某个氏族首领佩戴于大拇指上的一件饰品，但并非一般佩玉，整块牌饰看似简单，实则造型诡秘，它显示了主人已是通神权的实质掌握者，极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替代斧钺一类大型玉饰的权杖，是某种神权至上的诠释。
牌饰必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因为这种“唯玉为葬”方式揭示了中国远古时代特有的表达人与人关系的礼的起源时的本质，即唯玉通神为礼才是礼的初衷。那么，这件瓦沟纹曲面玉牌饰，它比其他红山文化玉器中通神功能最为明确的当属各类精巧的动物形象要来得更加神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