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坛上，李商隐的诗虽不能和光满人寰、衣被后世的李、杜相比，但它迥不犹人的艺术个性，却宛如一颗明星，也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博得不少人对它的皎洁、高远、幽邃，以至带有几分神秘的气象，赏玩、叹美不已，甚而为之陶醉。
　　由于义山诗长于隶事用典，巧于比兴寄托，诗风有如“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其绰约妙姿，只是仿佛可见，因而远在古昔，博雅如元遗山、王渔洋，即已发出过笺释匪易、解人难得之叹。于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赞毁皆有，赞与毁俱未得其当者亦有之。解放以后，虽然还有斥义山为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或予以涂抹附会，誉之为法家诗人这样失之浅率偏颇的意见，但总地说来，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义山诗的研究与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成绩是很显著的。只是新的论著，大抵言之，或者侧重一面，令人有只见一斑、未识全豹之憾；或者总论其人、其诗，又多嫌简略，未能给读者以慊心快意之感。体大虑周，蹊径独辟，索隐探微，有如《李商隐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者，似属首见。因而在我看来，如许吴先生为义山诗的“解人”，庶几近之。
　　《研究》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审美观、政治诗、爱情诗、诗歌的艺术特色、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其诗的渊源、影响，以及前人对它的评价诸方面，均加以细致的论列探讨。书中的论述并非旧说的综辑排比，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潜研精思，多所深化与拓展。如对李商隐江乡之游的考辩，作者不取冯浩时在开成五年说，而取其地在江乡与刘相会一点；对岑仲勉说，则肯定了他对冯开成五年说的有力辩驳，而舍弃了他李、刘之会地在桂林的见解，再结合对义山有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作为内证，论证了义山所谓江乡之游、会见刘，当在宣宗大中元年由桂管奉使，北溯江陵，于次年初使毕南返途中。“黄陵”乃其必经之地，“春雪”又适合南返之时，与义山诗“黄陵别后春涛隔”(《哭刘》)、“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哭刘司户》)，了无格。唯此说与罗衮所云“沉沦绝世，六十余年”不相吻合。罗上书在九○三年，上距八四八年，才五十五年，不得云“六十余年”。作者未予解释，似还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疑点。又如论义山诗的影响，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人所熟知的王安石等人的身上，而是由黄山谷而元、明，而有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由初期的钱谦益、吴伟业，而及晚季的王运、李希圣、曾广钧、樊增祥、曹元忠诸人，沿流而下，广泛考察，从其言论与创作两方面，论述了义山诗的影响，说明了它虽非源远流长，彰明昭著，却也余波绮丽，颇为绵邈。
　　《研究》之于义山诗，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方可察其隐微，洞其奥秘，故能知之；出乎其外，方可立足今天，居高临下，故能评之。因而读《研究》，既能知义山之为义山，又对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不无裨补。纪昀在评述其时“世之习义山诗者”时，曾说过几句感慨的话：“夫深山大泽，有龙虎焉，不见其嘘而成云，啸而生风，而执其败鳞残革以诧人，以为龙虎如是。人见其败鳞残革也，亦以为龙虎不过如是而鄙之，以为不足奇，可谓之知龙虎哉！”(《玉生诗说序》)未识其“嘘而成云，啸而生风”，徒见其“败鳞残革”，从而鄙之，则不足以知义山，深山探宝，无得而回，固为憾事；如对此“败鳞残革”之类，顶礼之，膜拜之，从而好其艳丽，逐其晦涩，效其朦胧，那就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
　　《研究》不仅以一整章的篇幅，深入分析了义山政治诗的思想意义，在其他章节，还时有论及。第三章于结合牛李党争辨析了义山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后，首论其早期的鸿篇《行次西郊》，次及其对腐朽事物的抨击与嘲讽诸作，再次，对正面人物与理想抱负的咏叹，末殿以回顾生平失意、感慨理想破灭的《锦瑟》诗，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义山诗思想内容方面发展变化的轨迹，同时也揭示了他在这方面所达到的不算太低的高度及其缺陷与不足。他指出“他忧心国事的政治思想相当深挚”(87页)，但又指出：“由于他和人民的联系不密切，他的忠君忧国思想就不能同爱民思想更深地结合，他的忠君忧国也必然局限于政局的风云变化，而对政局的关心，有时又难免牵连着个人的升沉得失。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题材较难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也就更说不上‘诗史’了。”又说：“若说李商隐的诗歌完全没有反映时代风貌，这自然不对；但如果说他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却也是错误的。”(235页)对义山的爱情诗也是如此。不仅批判了那些耽吟香艳、风流自赏之类庸俗的艳体诗，即使对那些真纯优美、广为传诵的爱情诗，也既看到它“闪射出百折不渝的高洁理想的光辉，给读者以美感的享受”(139页)，从而给以足够的肯定；同时又指出其中时时流露的哀婉、怅惘、低沉的情调，以及过分追求词藻，不免窒塞内容等，则是不足取的。其他如对义山特有的审美情趣，诗歌的艺术特色，以至他对前人艺术的借鉴、所给予后世的影响等，也都有所剖析，对其得失利弊的指陈也较为允当。
　　诗歌属于艺术美，是人们审美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它虽然来自现实美，是现实美的反映，但它却不同于鉴之于容，形之于影，而是诗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现实美的存在形态是无限丰富多样的，而诗人的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理想等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样就必然会形成诗人们审美意识的千差万别，互不相复，形成其各具面目的个性差异。这个性差异，乃诗人创作个性、艺术风格的基础。因而要分析、探讨、认识一个诗人诗歌创作的贡献与特有的审美价值，无论是他对现实特有的敏感与把握，还是他艺术构思与表达的特色，不由其审美观入手，都是颇难原始要终、探本穷源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研究》之于义山诗，综合文学史、古代文论与美学，冶三者于一炉，特别是从审美观的高度，予以剖析探讨，以义山的审美情趣、观念、理想统摄全书，这是它尤为显著的特色。
　　古人论义山诗，虽多有凭私而决、主观臆断之处，然亦不乏精当入微的审美见解，只是多三言两语，欠系统而难捉摸。吴先生充分利用了这些传统的美学思想资料，加以深入而又明晰的阐述，以我国自有的诗论传统论义山诗，从而使《研究》带有浓郁的中国风味与鲜明的民族气派：兼重论析与鉴赏，揣摩作品的意境、韵味，描摹作者的气质丰神。
　　《研究》旨在论义山诗，然又不拘拘于义山，而是把它放在我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诗人、流派里，亦即放在纵与横两方面的比照考察中加以鉴赏论析。就总体说，对李诗不唯论其成就，明其个性，而且溯其渊源，察其因革，是如此；就部分看，也是这样。如对义山的咏史诗，经过对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以迄唐代许多诗人同类作品的比较考察，然后得出了他的创作个性之所在：不用赋体，多用比兴；不用叙事，多用抒情，追古涵今，浓缩凝炼，更多地把感时与论史结合起来，具有更为突出的美刺讽谕、显忠斥佞的特点。对他的优美的爱情诗，也经由同样的途径，指出它的特色在于：在朦胧的意境和悲剧的气氛中，着意创造苦于爱情的折磨而又执着于爱情，创造徨求索的主人公形象；与此相应的，他不同于其他许多艳体诗人，无意于执貌以求，醉心于美人眉眼、舞姿的刻画，而重在缘情布景，渲染意境。并进而指出：“从中、晚唐爱情诗总的艺术水平看来，李商隐无疑是站在高峰。他的典型的概括能力，复杂的心理描绘，以及通过背景气氛的渲染和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镜。”(124页)
　　上述诸端，不难看出，都无不着意于美学的探索，又无不统摄于义山的审美观。《研究》于首章论列了李商隐的生平和思想以后，接着即专章剖析其审美观，这是提纲挚领之举。李商隐并非美学家，他的审美观点绝少直截的理论表述，大都渗透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作者经过细心的钩稽，高度的综合，揭示出它的基本特点：审美情趣侧重于优美，但这情趣中却蕴藏着理性观念和道德内涵，包含着耿介的风骨和柔韧不屈的意志，决不是一味温柔，更未流于轻浮。它既无龙吟虎啸，也不雄姿俊发，但却不曾与壮美绝缘。此其一。他也怀念、景仰崇高美，但他经常体验与探索的却总是这种美的消沉与幻灭，和此刻他怅惘感伤的心灵，而缺乏巨大的力量和气魄，因而他所探索的美的境界，总是迢遥恍惚，可望而不可及的。此其二。他的美的理想火焰，并未曾在寂寞暗淡中熄灭，而是始终在燃烧，只不过是在寂寞中燃烧。此其三。在论述中，作者对义山《初食笋呈座中》、《北禽》、《夕阳楼》、《初起》、《蝉》等诗的分析，既有理论的说服力，又有形象的可感性，给研读义山诗启示良多。
　　西方“趣味无争辩”的谚语，显然是一偏之见，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上，诗人的审美观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纯主观的不可究诘的东西，它无不受着特定的时代、个人的世界观、生活经历、学习素养、心理气质等因素的制约。李商隐当然也并非例外。《研究》的首章即揭示了形成义山上述特有的审美观的诸因素：他所处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代，唐王朝的大厦将倾，已非一木可支；他“年方就缚，家难旋臻”，“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的早年生活对他抑郁感伤情怀的影响；早岁江南旖旋风光的感受见闻，以及后来受知于以骈文盛负时誉的令狐楚的机遇对他“百宝流苏”诗风的孕育；中年的仕途坎坷、党争夹缝中间的苦闷，“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的遭际，回天无力、理想破灭时的心情况味的体验等等。
　　正是基于这样形成的审美观，所以他早年虽曾汲取了杜甫“诗史”的精神，写出了《行次西郊》那样的鸿篇巨制，勾画了一幅唐王朝崩溃前夕的鸟瞰图，波澜壮阔，大气磅礴，但终不免孤篇独耀，后难为继。之后，常见的是缠绵悱恻、感伤哀怨的情调，而慷慨激越、雷霆震发之音就很少了。至于义山诗的艺术特色，如深情婉约，意境曲折；如脉络细密，诗律畅适；如镂物精细，用典工切；以至对咏史、无题诗的爱好、发展、创造等，亦无不导源于他的审美观，是他对现实美独特的感受在构思与表达方式上的反映。在第六章中，吴先生借用义山《嫩笋》、《流莺》、《锦瑟》三诗的画面形象，阐述了义山诗早中晚三期风格的异同特征，并兼及五七言古近体各体的消长变化。在细致的分析中，虽显示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凑泊，别调间见，但仍不失其沉博绝丽的本调，仍未违离其审美观的制约。第七章论义山诗的渊源，论列了屈原、六朝诗人特别是徐庾，以及杜甫、李贺等家对义山的影响，阐述了义山重视兼材，转益多师，广泛学习遗产，汲取滋养，但仍可看出，他终还是取其性之所近，博采众花，酿成佳蜜，更充实、突现了他的审美个性，和以此为根基的艺术风格。
　　
　　 (《李商隐研究》，吴调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0.8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