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5100多户困难家庭参加经济适用房余家头小区公开摇号，摇中的124人中有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为连号，引来舆论的强烈质疑。现已查明，这是一起由社会中介人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进行舞弊、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部分涉案人员已被抓获，武汉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朱志强等5名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处理。
　　5100多人摇号，中出6连号的几率为千万亿分之一，舞弊案由此意外露出马脚。如果舞弊者在摇号环节上做得更细致一些，事先把需要“摇”中的号码分散编排，那么那些花钱购买了“服务”并如愿“摇”中的居民，一定会更加认同和依赖所谓“花钱办事”的潜规则；那些没有购买“服务”因而未能摇中的居民，有人一定也会为错过了利用潜规则的机会而悔恨不已。
　　据报道，其实当地很多居民都知道，在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全过程中，从提出申请、资格审核、名单公示到公开摇号，每个环节都是走形式。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希望花钱通过资格审查并成功“摇”中号码，社区、街道、公安、民政、国土等部门及工作人员希望从为居民办理购房中获得好处。
　　如果居民自己去逐个“摆平”这些部门，不但环节太多，难度也太大，不具有“规模效益”。于是有中介公司出面，把居民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双方的意愿收集、归纳并整合起来。这些中介公司事先在居民中招揽生意，声称可以代居民搞定社区、街道、公安、民政、国土等部门，可以提供从突击迁移户口、制作全套购房资格材料到确保摇中号码的“一条龙服务”。他们以“专业化”的服务，帮助居民以非正常手段通过所有审核，自己也与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分享了利润，若非因偶然失误导致事情败露，是完全能够实现三方“共赢”的。
　　按照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定位，中介组织的职能是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为此必须以独立、公正、信用为生存基础。然而在武汉经适房舞弊案中，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中介公司，非但没能起到维护公信、促进公正的作用，反而在居民和政府部门之间扮演了勾兑舞弊行为、撮合腐败交易的“皮条客”的角色，几乎形成了一个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的舞弊腐败链条。
　　“中介腐败”是武汉经适房舞弊案中最值得警惕的特点之一。据报道，近年来关于中介组织参与腐败的案件不断增多，中介组织甚至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腐败主体，严重损害了尚在成长中的中介服务体系，削弱了中介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不久发布的《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状况与治理对策研究》指出，在我国商业贿赂、政府官员的寻租腐败等日益严重的贿赂腐败链条中，中介组织的影子越来越多，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和引发寻租腐败的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介组织参与或引发腐败，常见的有造假、洗钱、打压竞争对手、行贿及介绍行贿、“代理行贿”等多种手段，其中行贿、介绍行贿、“代理行贿”，是指中介公司直接或者介绍利害关系人“跑”个人事项审批、项目审批、资金、配额指标及政府或单位采购投标，从而向某些掌握审批权的公职人员行贿或给予各种好处。在武汉经适房舞弊案中，中介公司一边向居民收取中介费，一边将中介费的一部分用来打通街道、公安、民政、国土等关节，就是比较典型的“代理行贿”腐败。
　　中介组织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承担“中间联系”的功能，中介组织的腐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将居民的腐败、企业的腐败和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腐败“中间联系”起来的作用，所以，“中介腐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主体腐败的集中体现。分析武汉经适房舞弊案参与各方的行为动机，居民是为了骗取购房资格并“摇”中号码，中介公司是为了获得收益和利润，街道、公安、民政等部门及工作人员是为了用公权寻租。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居民、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中介公司等多个利益主体“合谋”侵害国家利益、破坏社会公正的过程。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是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在内的“社会基础秩序”出现动摇的危险信号。由于基础秩序薄弱、动摇，一些原本具有良好初衷、并在法治发达国家收效甚佳的制度安排，也会因为缺乏良好的运行环境而归于失效；人们普遍缺少诚信、名誉感、耻辱感与尊严感，既缺乏自律也缺少对他律的敬畏感，钻制度漏洞、走法律捷径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甚至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时尚”。
　　“中介腐败”突出反映了社会信用丧失、社会秩序动摇、社会治理失范的严重局面。改善一个地方的基础秩序是项长期、浩大的工程，远比查处一两起舞弊案件或“中介腐败”要艰巨得多。但就眼下而言，必须先按照“严惩不贷”的传统思路，对舞弊案件中花钱购买中介“服务”的居民、提供“服务”的中介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及人员依法严厉惩处。从长远计，必须从重建文化道德、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强化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等基础环节做起，通过一点一滴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渐改善和形成一个足以支撑良好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