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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为世界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有效路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当前世界贫困治理面临着贫困评估标准亟需改进、贫困治理机制建设需要加强、贫困治理的内外部力量悬殊，以及发展中国家减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加大对贫困国家的帮扶力度，注重分享贫困治理经验，为解决全球治理和发展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贫困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019-05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难题，同时也是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和冲突问题的导火索。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随后的诸多外交场合阐释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出席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时，他正式向各国领导人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治国理政方针被再一次阐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人類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它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全球治理大势，也成为推进全球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
在全球发展治理的进程中，减贫无疑是一道历史性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之一。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中国自始至终扮演着积极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的角色，一次又一次地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开创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上，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带领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关于消除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中国的主张，“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更是显示出了中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与大国担当，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路径选择方面的有益参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及主要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
消除贫困不仅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和奋斗目标。2013年3月23日，在访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世界发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场演讲被称为突破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立即在海外引起积极响应。在此后的外交场合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了中国对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态度。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核心内容在国际重大场合阐释。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外交场合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观点，强调“命运共同体”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全新理念。关于为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重要讲话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中心思想直观、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宪法，其内涵、愿景和路径更加清晰明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涵
1.西方学者关于共同体的理解。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西方学者各持不同观点。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基于当时的共同体主要以城邦的形式体现，他把实现“善”的生活作为构建共同体的目的。卢梭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善”理解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约定”，而这个“约定”建立在公平、有益、幸福的基础上间。英国当代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同样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里成员能够相互信任、相互依靠。他们三人都肯定了共同体建立的初衷是共同体成员之间互帮互助，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共同体建立的目的，卢梭强调的则是共同体成员要共同遵循的原则，而齐格蒙特将重点放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西方学者主张的“共同体”是以共同利益价值作为基础，“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身份和价值观为条件而形成的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集体，这种“共同体”可以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联合体，也可以是共同利益主体形成的组织，这就有一定的排他性和不稳定性。
2.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解释。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于西方学者，他将共同体理解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是组成共同体的基本主体。何为自由人？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解释“自由人”：人驾驭了自然规律并不断提高驾驭自然规律的能力;在广泛的领域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即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马克思还认为，共同体的作用是消灭人的异化，他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共同体”的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由“自由人”作为组成单位而形成的集合体，这些“自由人”对自然规律的运用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共同体中实现。 3.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由“中非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关乎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体”在价值观的统一和共同利益的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具备这种排他性和不稳定性，更多强调国家之间命运联结和共同发展，无论哪一种制度或是哪一种文化都欢迎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更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它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同体”组成主体上也有不同之处，它是对马克思提出的“真正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天下万邦”“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凝聚全球愿景而贡献的“中国方案”。
二、贫困治理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1.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
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运而生，这是全球化发展转型期我国为国际社会治理全球问题贡献出的中国方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主要是政治问题，发展主要属于经济范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二战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战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经济贸易的往来更是为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反观还被战乱、暴動频发所困扰的地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断，使国际安全环境受到了威胁。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针对当前全球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网络空间等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全球治理转型的新思路，深刻地反驳了关于“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和逆流，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2.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说：“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同，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整体发展的思维逻辑构建的价值基础，而不是西方世界以保证主权国家利益为国际政治活动的目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始终是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倡导者，始终是全球化发展的参与者，始终是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的拥护者。这一系列立足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承诺共同凝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深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显示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外交理念的进步，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正在从全球治理的外缘慢慢走向核心。
（二）贫困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逻辑关系
1.消除贫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
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主题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但局部地区的贫困和动乱也在阻碍世界前进的步伐。南北贫富差距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显著特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是制约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还有7亿多人口处于极端贫苦的生活环境之中，贫穷问题依然是世界向前发展的绊脚石，也是引发一些国家出现战乱、暴动的源头，而动乱、冲突的爆发又使贫困问题愈演愈烈，最后形成“贫困-冲突爆发-再贫困”的死循环，增加了全球贫困治理的难度。消除贫困是解决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治理地区动乱问题的关键，更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议题。
2.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治理全球贫困的有效路径
贫困问题既是社会发展要化解的现实矛盾，也是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贫困除了是物质生活水平的体现外，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发展的滞后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要治理全球贫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也不是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实现。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充分发挥全球化发展优势，探索新的消除贫困的全球治理路径，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实现各国权益的最大公约数。
三、贫困治理视野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全球贫困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总的来看，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也增加了消除贫困的难度。
1.全球贫困评估标准亟需改进
关于贫困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际标准，且很难通过一个精准量化指标来认定贫困，这也是全球贫困治理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以家庭收入为参考，虽然可行性程度高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不够科学。近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研发的“多维贫困指数（MPI）”虽然更合理但是实用性有待加强。在实际的贫困评估中，不同国家的需求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对的是衣食住行为基础的基本生存问题，表现为绝对贫困;而发达国家面对的主要是由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表现为相对贫困。除此之外，各国的宗教、文化的发展情况对于本国价值观和社会治理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增加了确立贫困评估标准的难度，因此需对当前的国际贫困评估标准进行改进。
2.贫困治理机制建设需要加强
全球贫困治理机制建设的合理性是贫困治理的制度保证。当前西方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主力，在某些方面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操纵工具，它们主导的主流发展政策，更多的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不仅将贫困治理局限在政治性机构的小范围内，而且当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溢出效应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除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贫困治理推动力量较小以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普遍处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贫困治理决策中拥有较少话语权。 3.贫困治理的内外部力量悬殊
从长期来看，一国贫困治理的成效除了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治理情况。综观世界减贫发展，减贫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多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国家，而减贫成效不佳的国家往往处于发展滞后甚至是社会动荡之中。大多数贫困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因此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制约减贫事业的进程。为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动力，并倡导发达国家加大对落后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二）贫困治理视野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问题
每一种新的理念的产生总会备受争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顺势而生，以推行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会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我保护”为旗号的利己主义、保护主义，部分西方媒体将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曲解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试图错误定义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贡献和成果。但是我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在二战后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两者时代背景不同。马歇尔计划诞生于二战后欧洲百业待兴的时代背景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转型期应运而生。其次，两者产生的目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对欧洲施以援助，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为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最后，两者的政治立场不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美国推上世界霸主的地位，欧洲各国成为美国的依附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欢迎各国共同参与，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表明，“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发展环境恶劣与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宗教、民族等矛盾激化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这又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面对动乱和经济发展的中断，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民众逐渐形成了坐等援助的心理，内生动力不足同样阻碍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四、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实践路径及成就
作为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全球贫困治理方面，中国积极贡献智慧，邀请后发国家一起乘坐经济发展的“航班”，一起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谋福祉。
（一）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分享中国治贫经验时的发言。我国始终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战略原则，这意味着要想取得减贫的最终胜利必须依托自身发展。坚持政府主导，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是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针对贫困现象开展一系列的扶贫专项工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是中国减贫行动的一个重大创新。以扶贫开发激发贫困者内生动力，把国家治理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保障，通过自身努力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持续努力实现7亿多人脱贫，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年）》显示，中国已经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实际行动响应全球贫困治理的号召。我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发展，扩大开放市场，与世界各国共创良好的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国际治理环境，为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加大对贫困国家的帮扶力度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和解决发展出路问题上，中国一直以来都在遵循着自己的承诺。通过优惠贷款、免息贷款等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并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筹建亚投行等方式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交流，形成廣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技术方面，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培养输送大量优秀人才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在政策方面，中国颁布了一系列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很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证明，那时的付出为今天积累了宝贵资源。”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既是我国践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承诺，也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份担当。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着团结、互助的原则，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我们愿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同面对全球贫困问题带来的危机、共同实现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发起“关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议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为解决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分享贫困治理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时指出，“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减贫经验分享作为国际减贫合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推动全球减贫进程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推动世界减贫事业方面，中国从不吝啬向各国分享中国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实践证明，中国在推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开展的以扶贫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人员互访、能力建设、政策咨询、合作研究、信息交流等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成效。在2015年联合国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未来五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六个一百”的项目支持。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出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为落实行动方案，2019年4月9日成立了中国非洲研究院，利用其广集中非学术智慧，广集中国和非洲人民的智慧，为实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民族，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历过贫困、战争带来的痛苦，所以更加期盼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是中国对治理全球问题的担当，更是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担为己任。
作者简介：公晓昱（1997-），女，汉族，山东泰安人，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与城乡发展。
通讯作者：何得桂（1982-），男，汉族，福建尤溪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涉农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贫困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019-05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难题，同时也是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和冲突问题的导火索。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随后的诸多外交场合阐释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出席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时，他正式向各国领导人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治国理政方针被再一次阐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人類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它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全球治理大势，也成为推进全球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
在全球发展治理的进程中，减贫无疑是一道历史性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之一。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中国自始至终扮演着积极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的角色，一次又一次地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开创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上，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带领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关于消除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发表中国的主张，“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更是显示出了中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中的“中国智慧”与大国担当，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路径选择方面的有益参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及主要内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
消除贫困不仅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和奋斗目标。2013年3月23日，在访问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世界发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场演讲被称为突破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立即在海外引起积极响应。在此后的外交场合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了中国对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态度。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核心内容在国际重大场合阐释。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外交场合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观点，强调“命运共同体”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全新理念。关于为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重要讲话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中心思想直观、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宪法，其内涵、愿景和路径更加清晰明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涵
1.西方学者关于共同体的理解。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西方学者各持不同观点。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基于当时的共同体主要以城邦的形式体现，他把实现“善”的生活作为构建共同体的目的。卢梭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将亚里士多德的“善”理解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约定”，而这个“约定”建立在公平、有益、幸福的基础上间。英国当代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同样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里成员能够相互信任、相互依靠。他们三人都肯定了共同体建立的初衷是共同体成员之间互帮互助，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共同体建立的目的，卢梭强调的则是共同体成员要共同遵循的原则，而齐格蒙特将重点放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西方学者主张的“共同体”是以共同利益价值作为基础，“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身份和价值观为条件而形成的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集体，这种“共同体”可以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联合体，也可以是共同利益主体形成的组织，这就有一定的排他性和不稳定性。
2.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解释。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于西方学者，他将共同体理解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是组成共同体的基本主体。何为自由人？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解释“自由人”：人驾驭了自然规律并不断提高驾驭自然规律的能力;在广泛的领域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即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马克思还认为，共同体的作用是消灭人的异化，他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共同体”的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由“自由人”作为组成单位而形成的集合体，这些“自由人”对自然规律的运用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共同体中实现。 3.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由“中非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关乎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体”在价值观的统一和共同利益的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具备这种排他性和不稳定性，更多强调国家之间命运联结和共同发展，无论哪一种制度或是哪一种文化都欢迎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更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性;它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同体”组成主体上也有不同之处，它是对马克思提出的“真正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天下万邦”“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凝聚全球愿景而贡献的“中国方案”。
二、贫困治理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1.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发展
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运而生，这是全球化发展转型期我国为国际社会治理全球问题贡献出的中国方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主要是政治问题，发展主要属于经济范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二战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战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经济贸易的往来更是为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反观还被战乱、暴動频发所困扰的地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断，使国际安全环境受到了威胁。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针对当前全球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网络空间等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全球治理转型的新思路，深刻地反驳了关于“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和逆流，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2.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说：“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同，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整体发展的思维逻辑构建的价值基础，而不是西方世界以保证主权国家利益为国际政治活动的目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始终是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倡导者，始终是全球化发展的参与者，始终是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的拥护者。这一系列立足于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承诺共同凝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深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显示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外交理念的进步，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正在从全球治理的外缘慢慢走向核心。
（二）贫困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逻辑关系
1.消除贫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
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主题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但局部地区的贫困和动乱也在阻碍世界前进的步伐。南北贫富差距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显著特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是制约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还有7亿多人口处于极端贫苦的生活环境之中，贫穷问题依然是世界向前发展的绊脚石，也是引发一些国家出现战乱、暴动的源头，而动乱、冲突的爆发又使贫困问题愈演愈烈，最后形成“贫困-冲突爆发-再贫困”的死循环，增加了全球贫困治理的难度。消除贫困是解决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治理地区动乱问题的关键，更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重要议题。
2.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治理全球贫困的有效路径
贫困问题既是社会发展要化解的现实矛盾，也是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贫困除了是物质生活水平的体现外，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发展的滞后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要治理全球贫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也不是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实现。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充分发挥全球化发展优势，探索新的消除贫困的全球治理路径，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实现各国权益的最大公约数。
三、贫困治理视野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全球贫困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总的来看，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也增加了消除贫困的难度。
1.全球贫困评估标准亟需改进
关于贫困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际标准，且很难通过一个精准量化指标来认定贫困，这也是全球贫困治理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以家庭收入为参考，虽然可行性程度高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不够科学。近年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研发的“多维贫困指数（MPI）”虽然更合理但是实用性有待加强。在实际的贫困评估中，不同国家的需求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主要面对的是衣食住行为基础的基本生存问题，表现为绝对贫困;而发达国家面对的主要是由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表现为相对贫困。除此之外，各国的宗教、文化的发展情况对于本国价值观和社会治理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增加了确立贫困评估标准的难度，因此需对当前的国际贫困评估标准进行改进。
2.贫困治理机制建设需要加强
全球贫困治理机制建设的合理性是贫困治理的制度保证。当前西方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作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主力，在某些方面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操纵工具，它们主导的主流发展政策，更多的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不仅将贫困治理局限在政治性机构的小范围内，而且当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溢出效应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除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贫困治理推动力量较小以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普遍处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贫困治理决策中拥有较少话语权。 3.贫困治理的内外部力量悬殊
从长期来看，一国贫困治理的成效除了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治理情况。综观世界减贫发展，减贫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多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国家，而减贫成效不佳的国家往往处于发展滞后甚至是社会动荡之中。大多数贫困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因此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制约减贫事业的进程。为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动力，并倡导发达国家加大对落后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二）贫困治理视野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问题
每一种新的理念的产生总会备受争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顺势而生，以推行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会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我保护”为旗号的利己主义、保护主义，部分西方媒体将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曲解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试图错误定义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贡献和成果。但是我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在二战后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两者时代背景不同。马歇尔计划诞生于二战后欧洲百业待兴的时代背景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转型期应运而生。其次，两者产生的目的不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获得国际上的政治支持对欧洲施以援助，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为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最后，两者的政治立场不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美国推上世界霸主的地位，欧洲各国成为美国的依附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欢迎各国共同参与，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表明，“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发展环境恶劣与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现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宗教、民族等矛盾激化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这又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面对动乱和经济发展的中断，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民众逐渐形成了坐等援助的心理，内生动力不足同样阻碍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四、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实践路径及成就
作为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全球贫困治理方面，中国积极贡献智慧，邀请后发国家一起乘坐经济发展的“航班”，一起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谋福祉。
（一）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共同发展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分享中国治贫经验时的发言。我国始终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战略原则，这意味着要想取得减贫的最终胜利必须依托自身发展。坚持政府主导，将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是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针对贫困现象开展一系列的扶贫专项工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是中国减贫行动的一个重大创新。以扶贫开发激发贫困者内生动力，把国家治理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保障，通过自身努力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持续努力实现7亿多人脱贫，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年）》显示，中国已经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实际行动响应全球贫困治理的号召。我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发展，扩大开放市场，与世界各国共创良好的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国际治理环境，为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加大对贫困国家的帮扶力度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治理贫困和解决发展出路问题上，中国一直以来都在遵循着自己的承诺。通过优惠贷款、免息贷款等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并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筹建亚投行等方式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交流，形成廣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技术方面，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培养输送大量优秀人才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科研技术支持;在政策方面，中国颁布了一系列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很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证明，那时的付出为今天积累了宝贵资源。”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既是我国践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承诺，也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份担当。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着团结、互助的原则，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我们愿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同面对全球贫困问题带来的危机、共同实现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发起“关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议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为解决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问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分享贫困治理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时指出，“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减贫经验分享作为国际减贫合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推动全球减贫进程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在推动世界减贫事业方面，中国从不吝啬向各国分享中国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实践证明，中国在推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开展的以扶贫为主题的论坛研讨、人员互访、能力建设、政策咨询、合作研究、信息交流等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成效。在2015年联合国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未来五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六个一百”的项目支持。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出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为落实行动方案，2019年4月9日成立了中国非洲研究院，利用其广集中非学术智慧，广集中国和非洲人民的智慧，为实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共同期盼的美好生活而奋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民族，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历过贫困、战争带来的痛苦，所以更加期盼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是中国对治理全球问题的担当，更是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担为己任。
作者简介：公晓昱（1997-），女，汉族，山东泰安人，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与城乡发展。
通讯作者：何得桂（1982-），男，汉族，福建尤溪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涉农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