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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电子书到自助出版，从关注全民阅读到关注国民的数字阅读，出版业面对数字时代的斑斓浪潮，应接不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自2006年开始关注并邀约国内外出版各界人士，持续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跨越8年时间探讨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议题。
第四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23日、24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如期举行，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及参会代表共计150余人。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大会报告和分论坛主题发言近60项，国外专家、海外学者、业界知名人士、国内出版高等教育院校师生代表，就数字出版和出版高等教育问题展开交流，报告和发言主题涉及数字出版的诸多方面，时有新观点碰撞，新概念迭出，内容精彩纷呈。这是一次对数字出版深度思考与思维创新的盛会，荆楚网、腾讯大楚网、百道网和《湖北日报》等线上线下、大众与专业媒体均有报道。以下就本次会议的代表性议题作简要概述。
1 认识数字出版，引领行业发展：五种关系
五种关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出版科学》杂志主编、首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方卿教授在主题为《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大会报告上指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数字出版产业产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政府、企业、学者能再作深入研究，进一步理顺某些关系，数字出版产值会比现在还大。数字出版的产业形态乃至运行规律和传统出版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有五大关系需要慎重处理：一是技术与内容的关系，即“内容为体、技术为用”。二是产品与需求的关系。产品是为满足用户需求而被生产的，在数字技术环境下，读者的需求不再是线性需求。三是传统内容资源与数字内容资源的关系。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数字内容资源。所谓数字内容资源，即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拆分、标引，可以按用户需求进行重组的结构化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源。四是内容提供商与平台运营商的关系。广大中小型出版社要做的不是与大型平台商角逐于分销市场，而应朝着数字内容提供商的方向发展。五是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化升级与数字出版新业态的关系。方卿教授将传统出版业内容深加工后提供服务称之为传统出版业数字化升级，而网游、动漫等都属于数字出版新业态，二者截然不同，传统出版商要做的本分工作应是先升级。
出版商，你在哪个行业？美国佩斯大学兼职教授练小川先生在主题为《出版商，你在哪个行业》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在2009年至2013年美国消费者的媒体消费时间统计中，只有手机的消费时间份额呈增长态势。出版行业在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时，应以顾客为导向。比如铁路在面临飞机等新挑战的时候，如果以产品为导向，它就是铁路行业，若以顾客为导向，它处于运输行业；电影在面临电视等新技术的挑战时，如果以产品为导向，它就是电影行业，若以顾客为导向，它处于娱乐行业。美国书业研究会（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BISG）对它的650名会员做调查时发现，目前书业从业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是数字化转型，BISG因此确定自己的使命为“促进创新，建立行业共享的解决方案”，范围甚至扩展到数字内容的标准和流程。
扁平化关系模式。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图书与数字媒体系教授A.H.范德韦尔教授在题为《互联网一代与数字出版》的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新读者就是互联网一代。所谓互联网一代，不仅是在年龄上区别于传统读者的新生代，更强调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具备全新思维方式的新一代读者。出版人的思维方式也需应时而变，在数字内容的生产过程中重视读者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建立扁平化的关系模式。
电子书的核心：超链接。多看科技副总裁胡晓东先生在大会主题报告一开始时就指出，方卿教授和范德韦尔教授所谈到的，正是多看科技四年以来苦苦追求并投入巨资进行的事业。胡晓东先生对纸质书与电子书之间的关系颇有心得。他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在移动互联的驱动下，形成了一种编辑组织架构的整体变革态势。移动互联给图书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读者懂得再多也没有百度懂得多，知识从信息的拥有能力和理解能力变为信息的应用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当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媒体的时候，传统媒体的价值在于用专业能力去引导和影响别人，而不是灌输。他从自己17年IT从业经验出发，认为，出版业同仁无需过多理会技术，而应思考在移动互联的环境下用户的需求会产生什么变化，用怎样的内容去适应用户。这与方卿教授、练小川教授的观点十分一致。
2 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企业生态系统
打造企业生态系统。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成勇先生在题为《迎接移动互联浪潮，实现转型升级梦想》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当真正分析亚马逊、苹果、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成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时，会发现他们真正的成功因素不仅仅是平台，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目前，打造企业生态系统已成为21世纪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对数字出版来说，“内容+平台+终端”是适合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三维生态系统。
转型升级的基础和最大考验。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苏雨恒先生在题为《出版机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认识与基本要求》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最大的考验是对出版机构领导团队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等核心能力的考验，其基础则是版权产业。要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涉及五个体系的建设：一是数字化的产品体系；二是数字化内容生产和服务的支撑体系；三是数字化的运营服务体系；四是数字化的管理服务体系；五是版权业务体系。
产业联盟与协同发展。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安徽出版集团总编辑林清发先生在大会报告中，与参会者分享了时代出版成立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时代出版从2012年开始在数字出版领域率先成立战略联盟，并于2012年底入选“安徽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2013年10月入选“2013年度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重点培育联盟”，由科技部重点支持。他指出，产业联盟在推动新媒体出版建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产业联盟促进企业创新平台完善和共享；第二，产业联盟促进企业创新项目建设；第三，产业联盟促进企业科技人才培养。 公司内部制定规划、协同发展。来自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与数字出版部主任的周清华先生，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与参会代表交流了拥有90多家子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在国内图书零售市场份额持续第一的中国出版集团，实现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经验，即通过编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数字化标准规范》，规定各子公司数字内容的上缴、入库、存储、电子书元数据内容、版权页信息、制作格式、标识、内容标准、电子书流通、销售等数据存储与流通规范，并制定《中国出版集团数字资源管理办法》，启动中国出版集团数字出版资源总库建设，计划实现格式化存储，一次制作，多元发布。
3 学术出版与专业出版：数字行为如何影响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
数字行为如何影响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CIBER研究公司首席顾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兼职教授安东尼·沃特金森（Anthony Watkinson）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关于“学术信任”的研究项目成果。该项目旨在通过研究数字行为如何影响或者说改变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针对英国和美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将近70位学者的焦点小组访谈、接近90次的个人访谈，以及超过3000份的问卷回收等方式展开，并已经得到初步研究结论：一是研究人员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期刊文献，尤其是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献；二是与期刊文献相比，社交媒体在权威性上还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三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信任开放存取期刊，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学术社交网站发展。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呈现的吗？以前或许是，学术社交网站的兴起也许要打破这一陈规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许洁博士以代表性的学术社交网站为案例，梳理学术社交网站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指出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学系主任乌苏拉·劳滕堡教授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知识出版已经被视作一种公共产品，因此由政府和第三方资助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第三方支持学术出版然后以纸质形态呈现仍然是学术出版的主流。
台湾淡江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系教授、淡江大学出版中心主任邱炯友教授通过题为《台湾开放存取期刊的发展》的报告，指出开放存取期刊在台湾尚未普及，仍有待推广，台湾学界与官方对开放存取政策的推动与研讨并不活跃。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研究所所长杨聪仁副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影响学龄儿童电子书服务平台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学龄儿童电子书服务平台的使用因素有响应性、稳定性、系统涉及、操作接口设计、电子书设计、认知个人化、内容相关性、充足性、使用习惯、知觉感受、分享性、家长规范与设备质量。
4 数字版权、国外数字出版、数字出版高等教育及数字阅读
数字出版法律建设。数字出版法律建设是与国际数字出版接轨要求相一致，也是保证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出版科学》副主编黄先蓉认为，在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数字出版法律法规体系的系统性、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数字出版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性、选择合适的立法形式以及数字出版法律制度中的技术中立等问题。
美国的自助出版研究。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贺子岳教授2012年在美国佩斯大学进修一年，在本次会议上，她就自助出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独立作者绕开传统出版商，借助网络服务平台自行编辑、发布和分销作品的出版活动形式，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在美国业界引起的争论不小。反对者认为，垃圾读物充斥自助出版平台，质量和品质堪忧；认同者则认为，通过自助出版，作者获利高，图书价格低，还可实现按需印刷和定制出版等。贺子岳教授指出，自助出版属于作者“优先”（Priority）的模式，有利于控制大出版商在书业的垄断经营活动，对传统出版商来说，则是一种警钟长鸣的启示。
关于数字出版高等教育的探讨。一方面，是数字出版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则是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上下求索。作为数字出版专业的领头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徐丽芳教授和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不约而同对我国数字出版的高等教育议题进行了思索。李建伟教授认为，学界和业界应该继续联名呼吁数字出版教育的专业地位，并增加硕士点和博士点。徐丽芳教授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台湾世新大学在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方面做了系统梳理，指出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在课程适时性、实践性、综合性方面加以转变。
数字阅读，将带给我们什么？各种数字媒介自觉不自觉地在培养人群的数字阅读习惯。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世海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数字阅读进行思索，他认为，数字阅读影响深度思考，它使我们更焦躁了，过度的数字阅读还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第四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23日、24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如期举行，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及参会代表共计150余人。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大会报告和分论坛主题发言近60项，国外专家、海外学者、业界知名人士、国内出版高等教育院校师生代表，就数字出版和出版高等教育问题展开交流，报告和发言主题涉及数字出版的诸多方面，时有新观点碰撞，新概念迭出，内容精彩纷呈。这是一次对数字出版深度思考与思维创新的盛会，荆楚网、腾讯大楚网、百道网和《湖北日报》等线上线下、大众与专业媒体均有报道。以下就本次会议的代表性议题作简要概述。
1 认识数字出版，引领行业发展：五种关系
五种关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出版科学》杂志主编、首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方卿教授在主题为《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大会报告上指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数字出版产业产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政府、企业、学者能再作深入研究，进一步理顺某些关系，数字出版产值会比现在还大。数字出版的产业形态乃至运行规律和传统出版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有五大关系需要慎重处理：一是技术与内容的关系，即“内容为体、技术为用”。二是产品与需求的关系。产品是为满足用户需求而被生产的，在数字技术环境下，读者的需求不再是线性需求。三是传统内容资源与数字内容资源的关系。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数字内容资源。所谓数字内容资源，即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拆分、标引，可以按用户需求进行重组的结构化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源。四是内容提供商与平台运营商的关系。广大中小型出版社要做的不是与大型平台商角逐于分销市场，而应朝着数字内容提供商的方向发展。五是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化升级与数字出版新业态的关系。方卿教授将传统出版业内容深加工后提供服务称之为传统出版业数字化升级，而网游、动漫等都属于数字出版新业态，二者截然不同，传统出版商要做的本分工作应是先升级。
出版商，你在哪个行业？美国佩斯大学兼职教授练小川先生在主题为《出版商，你在哪个行业》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在2009年至2013年美国消费者的媒体消费时间统计中，只有手机的消费时间份额呈增长态势。出版行业在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时，应以顾客为导向。比如铁路在面临飞机等新挑战的时候，如果以产品为导向，它就是铁路行业，若以顾客为导向，它处于运输行业；电影在面临电视等新技术的挑战时，如果以产品为导向，它就是电影行业，若以顾客为导向，它处于娱乐行业。美国书业研究会（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BISG）对它的650名会员做调查时发现，目前书业从业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是数字化转型，BISG因此确定自己的使命为“促进创新，建立行业共享的解决方案”，范围甚至扩展到数字内容的标准和流程。
扁平化关系模式。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图书与数字媒体系教授A.H.范德韦尔教授在题为《互联网一代与数字出版》的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新读者就是互联网一代。所谓互联网一代，不仅是在年龄上区别于传统读者的新生代，更强调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具备全新思维方式的新一代读者。出版人的思维方式也需应时而变，在数字内容的生产过程中重视读者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建立扁平化的关系模式。
电子书的核心：超链接。多看科技副总裁胡晓东先生在大会主题报告一开始时就指出，方卿教授和范德韦尔教授所谈到的，正是多看科技四年以来苦苦追求并投入巨资进行的事业。胡晓东先生对纸质书与电子书之间的关系颇有心得。他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在移动互联的驱动下，形成了一种编辑组织架构的整体变革态势。移动互联给图书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读者懂得再多也没有百度懂得多，知识从信息的拥有能力和理解能力变为信息的应用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当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媒体的时候，传统媒体的价值在于用专业能力去引导和影响别人，而不是灌输。他从自己17年IT从业经验出发，认为，出版业同仁无需过多理会技术，而应思考在移动互联的环境下用户的需求会产生什么变化，用怎样的内容去适应用户。这与方卿教授、练小川教授的观点十分一致。
2 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企业生态系统
打造企业生态系统。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成勇先生在题为《迎接移动互联浪潮，实现转型升级梦想》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当真正分析亚马逊、苹果、阿里巴巴、腾讯这些成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时，会发现他们真正的成功因素不仅仅是平台，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目前，打造企业生态系统已成为21世纪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对数字出版来说，“内容+平台+终端”是适合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三维生态系统。
转型升级的基础和最大考验。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苏雨恒先生在题为《出版机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认识与基本要求》的大会报告中指出，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最大的考验是对出版机构领导团队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等核心能力的考验，其基础则是版权产业。要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涉及五个体系的建设：一是数字化的产品体系；二是数字化内容生产和服务的支撑体系；三是数字化的运营服务体系；四是数字化的管理服务体系；五是版权业务体系。
产业联盟与协同发展。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安徽出版集团总编辑林清发先生在大会报告中，与参会者分享了时代出版成立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时代出版从2012年开始在数字出版领域率先成立战略联盟，并于2012年底入选“安徽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2013年10月入选“2013年度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重点培育联盟”，由科技部重点支持。他指出，产业联盟在推动新媒体出版建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产业联盟促进企业创新平台完善和共享；第二，产业联盟促进企业创新项目建设；第三，产业联盟促进企业科技人才培养。 公司内部制定规划、协同发展。来自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与数字出版部主任的周清华先生，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与参会代表交流了拥有90多家子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在国内图书零售市场份额持续第一的中国出版集团，实现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经验，即通过编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数字化标准规范》，规定各子公司数字内容的上缴、入库、存储、电子书元数据内容、版权页信息、制作格式、标识、内容标准、电子书流通、销售等数据存储与流通规范，并制定《中国出版集团数字资源管理办法》，启动中国出版集团数字出版资源总库建设，计划实现格式化存储，一次制作，多元发布。
3 学术出版与专业出版：数字行为如何影响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
数字行为如何影响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CIBER研究公司首席顾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兼职教授安东尼·沃特金森（Anthony Watkinson）在大会主题报告中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关于“学术信任”的研究项目成果。该项目旨在通过研究数字行为如何影响或者说改变学术交流中的信任与权威。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针对英国和美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将近70位学者的焦点小组访谈、接近90次的个人访谈，以及超过3000份的问卷回收等方式展开，并已经得到初步研究结论：一是研究人员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期刊文献，尤其是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献；二是与期刊文献相比，社交媒体在权威性上还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三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信任开放存取期刊，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学术社交网站发展。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以学术论著的形式呈现的吗？以前或许是，学术社交网站的兴起也许要打破这一陈规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许洁博士以代表性的学术社交网站为案例，梳理学术社交网站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指出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学系主任乌苏拉·劳滕堡教授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知识出版已经被视作一种公共产品，因此由政府和第三方资助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第三方支持学术出版然后以纸质形态呈现仍然是学术出版的主流。
台湾淡江大学信息与图书馆学系教授、淡江大学出版中心主任邱炯友教授通过题为《台湾开放存取期刊的发展》的报告，指出开放存取期刊在台湾尚未普及，仍有待推广，台湾学界与官方对开放存取政策的推动与研讨并不活跃。台湾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研究所所长杨聪仁副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影响学龄儿童电子书服务平台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学龄儿童电子书服务平台的使用因素有响应性、稳定性、系统涉及、操作接口设计、电子书设计、认知个人化、内容相关性、充足性、使用习惯、知觉感受、分享性、家长规范与设备质量。
4 数字版权、国外数字出版、数字出版高等教育及数字阅读
数字出版法律建设。数字出版法律建设是与国际数字出版接轨要求相一致，也是保证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出版科学》副主编黄先蓉认为，在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数字出版法律法规体系的系统性、数字出版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数字出版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性、选择合适的立法形式以及数字出版法律制度中的技术中立等问题。
美国的自助出版研究。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贺子岳教授2012年在美国佩斯大学进修一年，在本次会议上，她就自助出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独立作者绕开传统出版商，借助网络服务平台自行编辑、发布和分销作品的出版活动形式，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在美国业界引起的争论不小。反对者认为，垃圾读物充斥自助出版平台，质量和品质堪忧；认同者则认为，通过自助出版，作者获利高，图书价格低，还可实现按需印刷和定制出版等。贺子岳教授指出，自助出版属于作者“优先”（Priority）的模式，有利于控制大出版商在书业的垄断经营活动，对传统出版商来说，则是一种警钟长鸣的启示。
关于数字出版高等教育的探讨。一方面，是数字出版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则是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上下求索。作为数字出版专业的领头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徐丽芳教授和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不约而同对我国数字出版的高等教育议题进行了思索。李建伟教授认为，学界和业界应该继续联名呼吁数字出版教育的专业地位，并增加硕士点和博士点。徐丽芳教授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台湾世新大学在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方面做了系统梳理，指出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在课程适时性、实践性、综合性方面加以转变。
数字阅读，将带给我们什么？各种数字媒介自觉不自觉地在培养人群的数字阅读习惯。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世海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数字阅读进行思索，他认为，数字阅读影响深度思考，它使我们更焦躁了，过度的数字阅读还会对健康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