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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形成之初，有媒体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他们分析出各式各样的原因。
其实，每个离开的人都知道自己离开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可能强大但不一定清晰，也就是说每个人并一定真正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离开。
易小云是2006年离开北京的，那时候正是“逃离北上广”话题初起时；周涛则是去年6月才从北京回家，但他又打算再次回到北京。
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出，真正促使人们离开“北上广”的原因是什么。
逃离的N种原因
易小云是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概念初兴起时回到武汉的。2006年5月之前，她在北京的中关村做电脑配件销售工作，回到家后，在父母的运作下，进了当地一家医院，做窗口的服务。她的运气比较好，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她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有比较前沿的思维，能接受新鲜事物。和他们沟通，易小云并不觉得别扭。
与记者谈话的时候，她从北京回来已经近8年的时间。这8年时间，她从初步适应到完全融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她偶尔会关注网络上关于“逃离北上广”之类的话题，也会参与其中讨论。记者与她的联系，就是通过微博的方式建立的。易小云在微博上自诩“春天的逃兵”，看来她对这个事情仍有介怀。在一些讨论“北上广”的话题帖子后面，都能看到这个ID的留言。
时间过去8年，再来回想当初“逃回”的原因，易小云仍能总结出几个大概，只不过，经历岁月变迁，现在她说出来的原因到底是原来的初衷还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感慨和提炼？这里面有无增？有无减？亦真亦幻，又有多少戏梦浮生的成分在里面？
易小云的另一个同学叫周涛，去年才从北京回来，由于家庭背景方面的关系，他和易小云的境遇现在完全不一样。周涛是计算机高手，在家呆了大半年，现在又准备重新出发，再回北京。
“2006年5月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逃离’这个概念。身边人也没觉得有什么。到了年底的时候，就突然都在讨论了，报纸和网络都在说，举了很多案例，还在讨论，专家学者还有分析观点，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就是他们说的其中一个。”易小云讲到此处仍在自嘲。她说同学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会以此跟她开玩笑，她也自称是“逃兵”，是意志薄弱的逃离者，她的网名“春天的逃兵”便是依此而来的。
根据易小云的记忆，最初掀起讨论的是北京的一家报纸。而事实上她的记忆有偏差，据可考资料显示，第一次大规模集中讨论“逃离北上广”的媒体是一家生活类杂志。这家杂志当时给出了10个理由，这些理由现在以顺口溜的形式在各媒体上流传：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媒体谈论分析出的“逃离北上广”的主题。
当时对这一现象有过具体研究的社会学者闵唯认为，青年们逃离“北上广”是因为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创业成本和生存成本，是物质的，同样也是精神的。而另一种说法也占主导思想，即大量的二三线城市正在崛起，比如说上海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等，他们并不比上海差。这些有理想情怀的专家们，所分析出的理由无非是“现实和理想无关，你爱北上广，北上广却不爱你”等等。
“没有希望”是首因
易小云说得更实际，她说：“我离开，是因为没有希望。”她把这个原因，看成是她当初离开的首要因素。“我在中关村卖电脑配件，一个月有六七千的收入，其实生活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没有希望，没有晋升的机会，也看不到大的发展，自己创业也不大可能。”易小云形容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时说，当时觉得像是在混生活，看不到方向。她对记者说，她在一些讨论群里和同类情况的朋友聊起时，大家对他们离开的原因做过小范围的交流讨论，易小云作为话题发起者，曾对大家列出的原因作过归类，她后来把分析出的结果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她的那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离开》的文章中提到：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是逃离因素中名列第一的原因，而城市生活的压力排在第二，排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居住成本和环境等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原因，比如情感因素和突然性事件等也占到一定比例。讨论群中有几位就是因为婚事或父母健康的原因从北京回到二三线城市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当时还掀起了一波讨论，有人认为“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不能算是“逃离北上广”的首要成因，他们觉得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生活，这种“没有希望”的状况也会发生，而不是因为是在“北上广”生活才有这种忧虑，这是因人而异的。这拨人更倾向于“居住压力大”是“逃离北上广”的首要原因，他们列举一些专家的评论作为佐证，在这些专家的评论里，居住成本高，确实是被提到最多、被提在最前的一种说法。
一位研究学者就曾发表过一篇以房价来分析逃离北上广成因的文章。这位名叫叶檀的学者以评论房价获得广泛知名度，她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证明了富裕城市的实际生活成本上升幅度，文章的结论称，“从北京还在窜升的生活成本看，以北京将人口调控指标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内容看，普通北漂不受欢迎，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离开，或者因生活成本上升被动离开。”另一些讨论参与者则以自己为例，或以自己熟识的人为例给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基本与专家学者们的总结提炼差别不大，只不过是先后顺序排列不同。
但是易小云坚持自己的看法，她说，无论是生活成本的因素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希望”。“他们讲的那些因素都是外在的实际具体部分，都完全可以上升到内在的精神层面，或者说经过时间的历练，最终他们都会明白，指导自己做出选择的，还是人自己内在方面的精神需求”。 那么按易小云的说法，时隔七年之后，她的朋友周涛离开北京的原因是不是就像她说的那样，是经过时间的历练、已经是从追寻内心精神的角度出发？
周涛是3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他的状态和易小云有些不一样，整个人看起来要萎靡一些，不如易小云精神振作。“本来是不想谈这个事儿的，但小云劝我谈一谈，说这个话题有意义，可以对别的人提供一些借鉴。”显然，他话语不是很积极。去年8月从北京回来后，周涛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家里人不说，但自己过意不去”。周涛接触过几个工作，但因为各方面原因都没能继续干下去。他现在打算再回北京，“毕竟那里合适的机会多一些。”
现在离开是因为越来越难
“相比易姐（易小云）那会儿，现在北京的竞争成本更大。那时候是没有这些意识，没做好准备，现在是你准备再多也没用，意识再强也没用，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周涛还是拿房子为例，他说在七八年前，如果有买房的意识，想办法凑一凑，还是可以够得着的，“现在你就是把父母的棺材本全掏光，也付不起一个首付。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背景的，在那里买一套房真是比登天还难。”周涛又以打车为例，“以前三十块钱可以跑东西城，现在几步远就跳到这个数，从朝阳到海淀，随便一坐就是四五十块。”这不能不说是生活成本压力加大吧？另外还有，空气质量差也是一个问题，周涛有过敏性鼻炎，到春天风大，鼻子就难受得不得了，有时严重到头痛发热，这也是他当时离开北京的一个因素，毕竟身体难受是客观存在的。的确，近几年一些媒体在讨论“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时，将空气质量污染列为一个重要因素，空气质量也确实影响到一部分人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的抉择。
周涛举的例子还是属于易小云所说的“外在的实际具体部分”，他说易小云提出的精神方面的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要看个人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定，有的人感性一点儿，喜欢看事情从高层面上讲，像我这样的俗人，只关心吃喝拉撒。”周涛自嘲地说。他不否认“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是压在心底的一块大石头，“每每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沉得让人喘不过气。”“从这个层面上讲，可能易姐谈的这个原因是真正原因吧。”
更深层原因
人民网2010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来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生活的人群，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他们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这篇文章在列举一系列原因后，最终将结论放在“安全感上”，这与易小云分析报告中提到的“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篇文章探讨了“焦虑”的原因，在小标题中，分析人员提出的观点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一些媒体在逃离北上广这件事情的讨论中，还列举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是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根据这一报告，国内媒体解读，认为这两个城市理应是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包容性最强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上海的白领海归，还是北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说明城市化令生活成本飙升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
上海一家著名机构的CEO在一次媒体受访中说：“我们渴望能留住人才，但是涉及到房子、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公司就无法满足他们的条件。”一些媒体表示，北京、上海等城市，一面宣称要打造世界城市，一面却将低收入群体拒之门外。殊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城市，只接纳精英和富裕阶层，而不给下层人群容身之地。
媒体所认为的“城市发展挤压人群”的观点是整个制度和经济层面上的深层原因，应该说它是城市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阵痛，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人力所能解决的。关于这一点，易小云和周涛他们两人都没有能意识到。
当记者拿着一家经济类报纸上评论员文章中的观点和他们探讨时，他们都表示能理解，然后又是一阵茫然。易小云说，按这个说法，岂不是越往后发展问题越严重？周涛来得更直接，他说，那还奋斗什么？随后他用了一句文邹邹的话来完善他的观点。他说，总之个人的力量总拗不过历史的车轮，总有人会被抛下，会被碾过。周涛说这话时神情有点悲伤，他可能无数次纠结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即将又要奔赴这个被他称为车轮的地方，他会不会被抛下，他自己心里没有一点儿把握。
其实，每个离开的人都知道自己离开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可能强大但不一定清晰，也就是说每个人并一定真正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离开。
易小云是2006年离开北京的，那时候正是“逃离北上广”话题初起时；周涛则是去年6月才从北京回家，但他又打算再次回到北京。
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出，真正促使人们离开“北上广”的原因是什么。
逃离的N种原因
易小云是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概念初兴起时回到武汉的。2006年5月之前，她在北京的中关村做电脑配件销售工作，回到家后，在父母的运作下，进了当地一家医院，做窗口的服务。她的运气比较好，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她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有比较前沿的思维，能接受新鲜事物。和他们沟通，易小云并不觉得别扭。
与记者谈话的时候，她从北京回来已经近8年的时间。这8年时间，她从初步适应到完全融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她偶尔会关注网络上关于“逃离北上广”之类的话题，也会参与其中讨论。记者与她的联系，就是通过微博的方式建立的。易小云在微博上自诩“春天的逃兵”，看来她对这个事情仍有介怀。在一些讨论“北上广”的话题帖子后面，都能看到这个ID的留言。
时间过去8年，再来回想当初“逃回”的原因，易小云仍能总结出几个大概，只不过，经历岁月变迁，现在她说出来的原因到底是原来的初衷还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感慨和提炼？这里面有无增？有无减？亦真亦幻，又有多少戏梦浮生的成分在里面？
易小云的另一个同学叫周涛，去年才从北京回来，由于家庭背景方面的关系，他和易小云的境遇现在完全不一样。周涛是计算机高手，在家呆了大半年，现在又准备重新出发，再回北京。
“2006年5月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逃离’这个概念。身边人也没觉得有什么。到了年底的时候，就突然都在讨论了，报纸和网络都在说，举了很多案例，还在讨论，专家学者还有分析观点，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就是他们说的其中一个。”易小云讲到此处仍在自嘲。她说同学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会以此跟她开玩笑，她也自称是“逃兵”，是意志薄弱的逃离者，她的网名“春天的逃兵”便是依此而来的。
根据易小云的记忆，最初掀起讨论的是北京的一家报纸。而事实上她的记忆有偏差，据可考资料显示，第一次大规模集中讨论“逃离北上广”的媒体是一家生活类杂志。这家杂志当时给出了10个理由，这些理由现在以顺口溜的形式在各媒体上流传：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媒体谈论分析出的“逃离北上广”的主题。
当时对这一现象有过具体研究的社会学者闵唯认为，青年们逃离“北上广”是因为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创业成本和生存成本，是物质的，同样也是精神的。而另一种说法也占主导思想，即大量的二三线城市正在崛起，比如说上海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等，他们并不比上海差。这些有理想情怀的专家们，所分析出的理由无非是“现实和理想无关，你爱北上广，北上广却不爱你”等等。
“没有希望”是首因
易小云说得更实际，她说：“我离开，是因为没有希望。”她把这个原因，看成是她当初离开的首要因素。“我在中关村卖电脑配件，一个月有六七千的收入，其实生活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没有希望，没有晋升的机会，也看不到大的发展，自己创业也不大可能。”易小云形容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时说，当时觉得像是在混生活，看不到方向。她对记者说，她在一些讨论群里和同类情况的朋友聊起时，大家对他们离开的原因做过小范围的交流讨论，易小云作为话题发起者，曾对大家列出的原因作过归类，她后来把分析出的结果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她的那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离开》的文章中提到：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是逃离因素中名列第一的原因，而城市生活的压力排在第二，排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居住成本和环境等因素。另外还有一些原因，比如情感因素和突然性事件等也占到一定比例。讨论群中有几位就是因为婚事或父母健康的原因从北京回到二三线城市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当时还掀起了一波讨论，有人认为“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不能算是“逃离北上广”的首要成因，他们觉得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生活，这种“没有希望”的状况也会发生，而不是因为是在“北上广”生活才有这种忧虑，这是因人而异的。这拨人更倾向于“居住压力大”是“逃离北上广”的首要原因，他们列举一些专家的评论作为佐证，在这些专家的评论里，居住成本高，确实是被提到最多、被提在最前的一种说法。
一位研究学者就曾发表过一篇以房价来分析逃离北上广成因的文章。这位名叫叶檀的学者以评论房价获得广泛知名度，她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证明了富裕城市的实际生活成本上升幅度，文章的结论称，“从北京还在窜升的生活成本看，以北京将人口调控指标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内容看，普通北漂不受欢迎，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主动离开，或者因生活成本上升被动离开。”另一些讨论参与者则以自己为例，或以自己熟识的人为例给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看法各式各样，基本与专家学者们的总结提炼差别不大，只不过是先后顺序排列不同。
但是易小云坚持自己的看法，她说，无论是生活成本的因素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希望”。“他们讲的那些因素都是外在的实际具体部分，都完全可以上升到内在的精神层面，或者说经过时间的历练，最终他们都会明白，指导自己做出选择的，还是人自己内在方面的精神需求”。 那么按易小云的说法，时隔七年之后，她的朋友周涛离开北京的原因是不是就像她说的那样，是经过时间的历练、已经是从追寻内心精神的角度出发？
周涛是3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他的状态和易小云有些不一样，整个人看起来要萎靡一些，不如易小云精神振作。“本来是不想谈这个事儿的，但小云劝我谈一谈，说这个话题有意义，可以对别的人提供一些借鉴。”显然，他话语不是很积极。去年8月从北京回来后，周涛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家里人不说，但自己过意不去”。周涛接触过几个工作，但因为各方面原因都没能继续干下去。他现在打算再回北京，“毕竟那里合适的机会多一些。”
现在离开是因为越来越难
“相比易姐（易小云）那会儿，现在北京的竞争成本更大。那时候是没有这些意识，没做好准备，现在是你准备再多也没用，意识再强也没用，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周涛还是拿房子为例，他说在七八年前，如果有买房的意识，想办法凑一凑，还是可以够得着的，“现在你就是把父母的棺材本全掏光，也付不起一个首付。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背景的，在那里买一套房真是比登天还难。”周涛又以打车为例，“以前三十块钱可以跑东西城，现在几步远就跳到这个数，从朝阳到海淀，随便一坐就是四五十块。”这不能不说是生活成本压力加大吧？另外还有，空气质量差也是一个问题，周涛有过敏性鼻炎，到春天风大，鼻子就难受得不得了，有时严重到头痛发热，这也是他当时离开北京的一个因素，毕竟身体难受是客观存在的。的确，近几年一些媒体在讨论“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时，将空气质量污染列为一个重要因素，空气质量也确实影响到一部分人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的抉择。
周涛举的例子还是属于易小云所说的“外在的实际具体部分”，他说易小云提出的精神方面的因素不是不重要，“但是要看个人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定，有的人感性一点儿，喜欢看事情从高层面上讲，像我这样的俗人，只关心吃喝拉撒。”周涛自嘲地说。他不否认“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是压在心底的一块大石头，“每每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沉得让人喘不过气。”“从这个层面上讲，可能易姐谈的这个原因是真正原因吧。”
更深层原因
人民网2010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来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生活的人群，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他们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这篇文章在列举一系列原因后，最终将结论放在“安全感上”，这与易小云分析报告中提到的“没有希望、看不到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篇文章探讨了“焦虑”的原因，在小标题中，分析人员提出的观点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一些媒体在逃离北上广这件事情的讨论中，还列举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是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根据这一报告，国内媒体解读，认为这两个城市理应是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包容性最强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上海的白领海归，还是北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说明城市化令生活成本飙升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
上海一家著名机构的CEO在一次媒体受访中说：“我们渴望能留住人才，但是涉及到房子、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公司就无法满足他们的条件。”一些媒体表示，北京、上海等城市，一面宣称要打造世界城市，一面却将低收入群体拒之门外。殊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城市，只接纳精英和富裕阶层，而不给下层人群容身之地。
媒体所认为的“城市发展挤压人群”的观点是整个制度和经济层面上的深层原因，应该说它是城市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阵痛，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人力所能解决的。关于这一点，易小云和周涛他们两人都没有能意识到。
当记者拿着一家经济类报纸上评论员文章中的观点和他们探讨时，他们都表示能理解，然后又是一阵茫然。易小云说，按这个说法，岂不是越往后发展问题越严重？周涛来得更直接，他说，那还奋斗什么？随后他用了一句文邹邹的话来完善他的观点。他说，总之个人的力量总拗不过历史的车轮，总有人会被抛下，会被碾过。周涛说这话时神情有点悲伤，他可能无数次纠结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即将又要奔赴这个被他称为车轮的地方，他会不会被抛下，他自己心里没有一点儿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