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大境界的社会备忘录，塔西佗的笔下充溢了对现世污秽与糟粕的德性诠释。在道德史观的意义上，塔西佗的历史循环思想兼有退化与进化的双重内涵。就总体而言，塔西佗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最终要在循环往复中趋于没落败亡。塔西佗阴郁消沉的罗马观构筑了其循环史论直接的现实动因。
[关键词]塔西佗史学，道德史观，循环史观
[中图分类号]KO-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69-04
在古代中西方史家的社会史论中，历史循环观往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至少在西方古典时代，这种基于政治一伦理的叙事模式总是广泛流传并以不同形式被演绎着。一如论者指出的，“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史学家。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道德史，而撰史根本目的在于“惩恶扬善”。然而，就塔西佗的思想取向来看，对罗马道德世相的严词苛责，有时却也未能沦为全盘否定。
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在我们之前的古代，事情确乎并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学艺术上的典范可供我们的后人模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古代的这种有益的竞赛将永世进行下去!
生活于疾风骤雨的帝制之初，塔西佗常常要面对天崩地裂般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定位的社会剧变，难免存有类似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倾向。诚如开篇所列，塔西佗以帝国奢华的社会风习演变为例，表达了其进步与退步两性兼有的循环史观。有鉴于此，拙文相关讨论主要基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塔西佗心目中的当下罗马具体怎样；其二，如何看待塔西佗循环视域中的历史进步与退化寓意；其三，塔西佗历史循环观的实质及其整体趋向究竟又是怎样。
一、光鲜与强悍中的憔悴
众所周知，眷恋罗马古风，抨击时代堕落，是从老伽图至撒路斯提乌斯、李维等拉丁杰出史家一贯的叙事主题。问题在于，塔西佗以罗马观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究竟是什么。如此说来，我们理应体认罗马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塔西佗赋予的强烈非道德性征。在他看来，当下罗马道德沦丧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首先，作为其间特殊的突出表现，弥漫于军队的腐化恶习四是塔西佗强烈鞭挞的内容：“他们的力量被奢侈之风腐蚀了，这种奢侈之风同古代的纪律和我们祖先的遗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知道，“在过去，士兵相互比试的是勇敢和高度的纪律，但目前他们却拼命想在骄横和无耻方面争胜了”。唯其如此，“四皇帝时代”诸君转瞬而至的成败却也微妙折射了社会性集体的悲剧。当塔西佗控诉乱军烧杀掳掠暴行之际，事实上正是在尝试对价值的深度反思：战争废墟中人性丑恶究竟极至于何地，而冰冷的浮华世间手无寸铁者又究竟如何才能自我救赎?其次，日益腐化的元老贵族同样为塔西佗竭力抨击，并深刻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尤其是，他们低眉顺首的种种丑恶行径，不仅引致社会风气败坏，而且还严重威胁着帝国的前途命运。对此，塔西佗义愤填膺，“然而那时是如此污浊的一个时代，当时的谄媚奉承又是如此地卑鄙可耻”，因为“阿谀奉承业已成了习惯”。更有甚者，许多人热衷于通过互相控诉、告密等“不道德”手段倾轧求利。遥想罗马古代，祖先们总是善于“对罪恶进行报复”，而当下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使得“他们却一步一步地从自我作践走向残忍”。作为国家体制性的基础保障力量，元老贵族的腐化堕落直接为“坏皇帝”的暴虐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甚至不光彩地充当了罪恶与阴谋的帮凶。遗憾的是类似实例频频爆发，塔西佗似乎也唯有无奈：“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可叹“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
特别需要指出者，首先主要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塔西佗尤为痛心疾首的乃是帝国政治生活的腐朽黑暗。譬如金钱政治，贪赃枉法。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官职“有赖于竞选者的功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然而，当下世人所以能够位居要津，甚或由于事主卑劣行径更易招致当权者臭味相投的赏识。典型的是在尼禄剪除母后阿格里披娜余孽过程中，帕利斯等恶贯满盈者却安然无恙，“因为在皇帝的放荡生活中他的作用太重要了”。譬如荒淫无道，奢侈浪费。其间严重性甚至还要危及国家政局的稳定，“最贪婪的和最堕落的人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资金，他们剩下的只是助长他们为非作歹的那些东西”。譬如女人干政，宫廷阴谋。不甘寂寞的她们或直接抛头露面，或怂恿昏君唯命是从，如“克劳狄乌斯在阿格里披娜的主使下不得不一直干着自己的最野蛮的残暴罪行”。事实上，自奥古斯都以降的漫长时代，君主往往死于政治阴谋抑或内战漩涡。
要之，腐化堕落已蔓延至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及领域，其丑恶景况、严峻情势堪称罗马史上前所未有。亦即，举国“具有健全判断力或是真正爱国心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数怀抱着痴心妄想的人”或“那些占最大多数的无所谓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国家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对于罗马国家世局的道德审视，深刻影响着他的社会历史观，及以惩恶扬善为首要目标的史学价值观：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批时代的丑恶与堕落，即通过惩恶而扬善；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并大力讴歌时代蕴藏的德行与崇高，即通过扬善而惩恶。当然，就整体而论，鉴于帝国惨烈的严酷现实，则只能是以惩恶为主而扬善为次罢了。
二、退化抑或进化
倘若考察古人的社会史观或能发现一种奇特现象，即他们对于今人习以为常的历史进步观念似乎相当陌生。当然，就整体而论，对人类历史发展持有消极悲观立场，且坚信其在不断趋于退化的观念，几乎同样构成了拉丁史家以罗马观为中心的历史认识论基础。对于塔西佗而言，也许求解国家危难困局的灵丹妙药，唯有仰赖于重构罗马道德操守，“只要我们大家持身公正，我们就能做得越来越好!”与道德史观内在契合，塔西佗历史退化论的实质乃“今不如昔”。尽管对此并无细致阐发，但是我们依然可从其只言片语中窥得相关讯息。
罗马人的道德早就败坏了，然而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的恶棍们这样助长着人们的堕落。甚至在高尚人士之中，谁想保持清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家争相作恶的环境里，那就更谈不到任何贞操、谦逊或哪怕是一点点的清白了。
倘若是则不容置疑，帝国不如共和时代。虽然所得识见者仅仅只是纷繁复杂历史中的剪影片断或精粹短章，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塔氏对国家命运和历史前途的悲观看法。诚如论者指明的，“塔西佗已经学会将人生视为权贵阶层永无休止的尔虞我诈，他们总是破坏德性，信心和希望的力量也在生命个 体间被摧残殆尽”。甚或也可以说，贯穿塔西佗道德叙事的中心线索，仍然只能是：穷奢极欲的罗马似乎永在持续性的堕落与败亡中昂首阔步地行进。
在上述意义上，塔西佗的进化观或可获致有效理解和体认。尽管有关古今对比性论述鲜有明确的“历史进化”倾向，然而至少可以肯定，他并不认为当今绝对劣于往古，更非完全一无是处。在他关于古今关系的认知性思考中，这一点表现为“是古非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政治上的所谓“开明统治”，诚如他反复指明的，歌颂“幸福时代”亦为其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当下罗马的道德状况并非“一塌糊涂”，部分高义之士创设的道德范例似乎也代表了帝国值得期盼的明天。实际上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塔西佗不得不面临某种无可回避的理论困境，即究竟如何才能切实做到稳妥而正确地评价帝制罗马的社会现实。甚或也正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虑思，史家施行了一种近乎无懈可击的迂回式折中。当然就根本而论，当下的确存有许多超越前人往代之处，特别是在道德风习领域翻。此外，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中，塔西佗亦借人之口含蓄批评了一味“是古非今”的不当。显而易见，史家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人类历史的进化向度。倘若是，“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塔西佗这样如此敏锐地揭示出罗马统治的两面性”：他绝非一名乱世之际“革命型”的政治家，他所鼓吹且愿意为之努力的仍然只是希冀“好人政治”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
要之，首先主要是以罗马过往与当下现实的道德践履为例，塔西佗暂时颠覆了一贯的悲情史观，并透溢着对人类社会发展某种积极的建设性价值期许!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由“进步理念”迸射出来的昂扬向上的乐观，旋即因过于微不足道而刹那间便黯淡无光。其间，塔西佗特别关注了肆意放纵的权力与欲望对人之为人基本价值操守的凌越和异化，凡此万种风情交织媾和而生动演绎了乱世里猥琐人格的矫情与狂欢。在此意义上，塔西佗的循环史论兼领进化与退化双重涵蕴。一方面，为罗马精心营造的抑郁氛围和感伤气息多少夹杂了几丝亮色，既然它同样提供了很多“值得仿效”且足可称誉的东西。另一方面，塔西佗却几乎以全然的幻灭视角观察、理解早期帝国——于此，循环中的没落败亡似乎又是恒久而必然的了。
三、循环往复中的败亡
承前所述，塔西佗似乎笃定日益衰削构成了人类历史总体因变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且伴随着罗马的道德沦丧和罪恶帝制的胜利，国族的前途命运也必将归于无可遏止的晦暗消沉中去：一方面，今世罗马显然难与道德流行臻于完美的古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罗马国家至少主要始自共和中后期既已步入下坡路。显然，罗马堕落的直接后果正是帝制创生及其循环版的如日中天!鉴于塔西佗社会史观主要是以帝制罗马为参照物，故相关考察最为集中性地说明了个中复杂性状：始以奥古斯都离世、提贝里乌斯登位为标志的暴政时代，终以涅尔瓦、图拉真帝为标志的开明统治。事实上，塔西佗理解中的帝国即使在某一王朝或皇帝统治期间，亦因君者品性差异及统治清明与否而被区分为迥然不同的阶段。譬如，由于本性暴露、命运惩罚及奸佞小人作祟，提贝里乌斯统治时，因两位恩师鼎立辅助使得残暴不至于危及他的统治，但随着两位恩师先后被害身亡，即尼禄开始着手“消灭道德本身”的时候，其垮台也就去日无多了。此外，单就特定王朝而言，弗拉维时代似乎足以说明问题。塔西佗称赞缔造者维斯帕西亚努斯是早期帝国唯一牟取高位后仍做“好人”的皇帝，长子、继位者提图斯续写了父皇的有道统治。然而，次子图密善却再度将帝国置于昏乱动荡之中，从而构成塔氏史学撰述最为切近的现实背景。从中不难获知，塔西佗循环史论与对暴君暴政毫不妥协的决绝性批判息息相关。譬如提贝里乌斯统治晚期，“在多年的周期之后，一只被称为凤凰的鸟在埃及出现”。鉴于其飞来与离去总是呈现或500或1461年的周期性而象征王朝兴替政权更迭，所以他相信此鸟同样暗合了行将败亡的提氏暴虐统治。当然，塔西佗笔下的类似隐喻在有关尼禄的载录中体现得也甚为鲜明。
需要着重强调者，塔西佗悲观消沉的叙事不仅是罗马观的现实折光，亦与国人传统的相关理念紧密相连。其一，基于历史层域，史家总是要下意识地以之观量历史貌相。譬如，在时间流矢层面将当下与过往(共和早期与晚期、帝制与共和等)比较，在空间地理层面则将本土与“他者”(如希腊、蛮族等)比较。顺理成章地，拉丁史家则很难对人类历史抱有乐观、肯定的态度和立场。如此一来，微弱的正面看法似乎总是很容易便窒息在如强大洪流般的悲观性理解之中。其二，基于史学层域，此种历史观念往往进一步强化了撰史的道德目的。且以体现鲜明的共和后期与帝国初年为例，许多史家通过比较而越加坚信：对晦暗不明的时代持有愉悦灿烂的审美情趣乃至歌功颂德，该是多么的孱弱无力!更何况，着意于崇古抑今、是人非己必将大大利于重建古罗马遗风。是故，无限循环往复中的没落与败亡——几乎成为史家固有的逻辑理路与叙事模式。在此意义上，“悲观主义是古典拉丁文学的特征”。
综上所述，时值国家危亡之秋，塔西佗关注的也许只是民族精神的沦落与价值操守的萎靡。从中，我们或可窥见其作品流露的强烈悲观厌世倾向，即帝国表面烟花般的绚丽却是等同无尽的孤独喧嚣。有鉴于此，则似乎同理可证：塔西佗史观虽然涵纳倒退、进步等多重意蕴，但循环中永无消歇的蜕化突出构成其间基本的核心内容，而道德史观视域下的社会政治观正是导致它呈现如此态势与貌相的首要原因。诚如论者明确指出的：塔西佗是“异教的罗马所能够产生的最为复杂的政治伦理学家”，“他阴郁的反思展现了一种幻灭层面上政治、道德的溃败”。在此意义上，塔西佗的现世主义立场可否如是观之：一方面，虽不满现实但拒斥消极绝望的遁世虚无；另一方面，虽抵触好勇斗狠却应纳历尽磨难的睿智光芒。显而易见，当史家观照罗马命运并在总体上为国族指点迷津的时候，明确表意言说的唯有冷静的理性反思与深切的价值追问。对此，塔西佗的循环史论不是正可理直气壮地说明问题吗?
作者简介
褚新国，男，1975年生，河南汝南人，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塔西佗史学，道德史观，循环史观
[中图分类号]KO-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69-04
在古代中西方史家的社会史论中，历史循环观往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至少在西方古典时代，这种基于政治一伦理的叙事模式总是广泛流传并以不同形式被演绎着。一如论者指出的，“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史学家。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道德史，而撰史根本目的在于“惩恶扬善”。然而，就塔西佗的思想取向来看，对罗马道德世相的严词苛责，有时却也未能沦为全盘否定。
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在我们之前的古代，事情确乎并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学艺术上的典范可供我们的后人模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古代的这种有益的竞赛将永世进行下去!
生活于疾风骤雨的帝制之初，塔西佗常常要面对天崩地裂般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定位的社会剧变，难免存有类似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倾向。诚如开篇所列，塔西佗以帝国奢华的社会风习演变为例，表达了其进步与退步两性兼有的循环史观。有鉴于此，拙文相关讨论主要基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塔西佗心目中的当下罗马具体怎样；其二，如何看待塔西佗循环视域中的历史进步与退化寓意；其三，塔西佗历史循环观的实质及其整体趋向究竟又是怎样。
一、光鲜与强悍中的憔悴
众所周知，眷恋罗马古风，抨击时代堕落，是从老伽图至撒路斯提乌斯、李维等拉丁杰出史家一贯的叙事主题。问题在于，塔西佗以罗马观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究竟是什么。如此说来，我们理应体认罗马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塔西佗赋予的强烈非道德性征。在他看来，当下罗马道德沦丧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首先，作为其间特殊的突出表现，弥漫于军队的腐化恶习四是塔西佗强烈鞭挞的内容：“他们的力量被奢侈之风腐蚀了，这种奢侈之风同古代的纪律和我们祖先的遗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知道，“在过去，士兵相互比试的是勇敢和高度的纪律，但目前他们却拼命想在骄横和无耻方面争胜了”。唯其如此，“四皇帝时代”诸君转瞬而至的成败却也微妙折射了社会性集体的悲剧。当塔西佗控诉乱军烧杀掳掠暴行之际，事实上正是在尝试对价值的深度反思：战争废墟中人性丑恶究竟极至于何地，而冰冷的浮华世间手无寸铁者又究竟如何才能自我救赎?其次，日益腐化的元老贵族同样为塔西佗竭力抨击，并深刻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尤其是，他们低眉顺首的种种丑恶行径，不仅引致社会风气败坏，而且还严重威胁着帝国的前途命运。对此，塔西佗义愤填膺，“然而那时是如此污浊的一个时代，当时的谄媚奉承又是如此地卑鄙可耻”，因为“阿谀奉承业已成了习惯”。更有甚者，许多人热衷于通过互相控诉、告密等“不道德”手段倾轧求利。遥想罗马古代，祖先们总是善于“对罪恶进行报复”，而当下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使得“他们却一步一步地从自我作践走向残忍”。作为国家体制性的基础保障力量，元老贵族的腐化堕落直接为“坏皇帝”的暴虐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甚至不光彩地充当了罪恶与阴谋的帮凶。遗憾的是类似实例频频爆发，塔西佗似乎也唯有无奈：“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可叹“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
特别需要指出者，首先主要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塔西佗尤为痛心疾首的乃是帝国政治生活的腐朽黑暗。譬如金钱政治，贪赃枉法。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官职“有赖于竞选者的功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然而，当下世人所以能够位居要津，甚或由于事主卑劣行径更易招致当权者臭味相投的赏识。典型的是在尼禄剪除母后阿格里披娜余孽过程中，帕利斯等恶贯满盈者却安然无恙，“因为在皇帝的放荡生活中他的作用太重要了”。譬如荒淫无道，奢侈浪费。其间严重性甚至还要危及国家政局的稳定，“最贪婪的和最堕落的人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资金，他们剩下的只是助长他们为非作歹的那些东西”。譬如女人干政，宫廷阴谋。不甘寂寞的她们或直接抛头露面，或怂恿昏君唯命是从，如“克劳狄乌斯在阿格里披娜的主使下不得不一直干着自己的最野蛮的残暴罪行”。事实上，自奥古斯都以降的漫长时代，君主往往死于政治阴谋抑或内战漩涡。
要之，腐化堕落已蔓延至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及领域，其丑恶景况、严峻情势堪称罗马史上前所未有。亦即，举国“具有健全判断力或是真正爱国心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数怀抱着痴心妄想的人”或“那些占最大多数的无所谓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国家的利益”。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对于罗马国家世局的道德审视，深刻影响着他的社会历史观，及以惩恶扬善为首要目标的史学价值观：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批时代的丑恶与堕落，即通过惩恶而扬善；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并大力讴歌时代蕴藏的德行与崇高，即通过扬善而惩恶。当然，就整体而论，鉴于帝国惨烈的严酷现实，则只能是以惩恶为主而扬善为次罢了。
二、退化抑或进化
倘若考察古人的社会史观或能发现一种奇特现象，即他们对于今人习以为常的历史进步观念似乎相当陌生。当然，就整体而论，对人类历史发展持有消极悲观立场，且坚信其在不断趋于退化的观念，几乎同样构成了拉丁史家以罗马观为中心的历史认识论基础。对于塔西佗而言，也许求解国家危难困局的灵丹妙药，唯有仰赖于重构罗马道德操守，“只要我们大家持身公正，我们就能做得越来越好!”与道德史观内在契合，塔西佗历史退化论的实质乃“今不如昔”。尽管对此并无细致阐发，但是我们依然可从其只言片语中窥得相关讯息。
罗马人的道德早就败坏了，然而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的恶棍们这样助长着人们的堕落。甚至在高尚人士之中，谁想保持清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家争相作恶的环境里，那就更谈不到任何贞操、谦逊或哪怕是一点点的清白了。
倘若是则不容置疑，帝国不如共和时代。虽然所得识见者仅仅只是纷繁复杂历史中的剪影片断或精粹短章，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塔氏对国家命运和历史前途的悲观看法。诚如论者指明的，“塔西佗已经学会将人生视为权贵阶层永无休止的尔虞我诈，他们总是破坏德性，信心和希望的力量也在生命个 体间被摧残殆尽”。甚或也可以说，贯穿塔西佗道德叙事的中心线索，仍然只能是：穷奢极欲的罗马似乎永在持续性的堕落与败亡中昂首阔步地行进。
在上述意义上，塔西佗的进化观或可获致有效理解和体认。尽管有关古今对比性论述鲜有明确的“历史进化”倾向，然而至少可以肯定，他并不认为当今绝对劣于往古，更非完全一无是处。在他关于古今关系的认知性思考中，这一点表现为“是古非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政治上的所谓“开明统治”，诚如他反复指明的，歌颂“幸福时代”亦为其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当下罗马的道德状况并非“一塌糊涂”，部分高义之士创设的道德范例似乎也代表了帝国值得期盼的明天。实际上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塔西佗不得不面临某种无可回避的理论困境，即究竟如何才能切实做到稳妥而正确地评价帝制罗马的社会现实。甚或也正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虑思，史家施行了一种近乎无懈可击的迂回式折中。当然就根本而论，当下的确存有许多超越前人往代之处，特别是在道德风习领域翻。此外，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中，塔西佗亦借人之口含蓄批评了一味“是古非今”的不当。显而易见，史家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人类历史的进化向度。倘若是，“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塔西佗这样如此敏锐地揭示出罗马统治的两面性”：他绝非一名乱世之际“革命型”的政治家，他所鼓吹且愿意为之努力的仍然只是希冀“好人政治”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
要之，首先主要是以罗马过往与当下现实的道德践履为例，塔西佗暂时颠覆了一贯的悲情史观，并透溢着对人类社会发展某种积极的建设性价值期许!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由“进步理念”迸射出来的昂扬向上的乐观，旋即因过于微不足道而刹那间便黯淡无光。其间，塔西佗特别关注了肆意放纵的权力与欲望对人之为人基本价值操守的凌越和异化，凡此万种风情交织媾和而生动演绎了乱世里猥琐人格的矫情与狂欢。在此意义上，塔西佗的循环史论兼领进化与退化双重涵蕴。一方面，为罗马精心营造的抑郁氛围和感伤气息多少夹杂了几丝亮色，既然它同样提供了很多“值得仿效”且足可称誉的东西。另一方面，塔西佗却几乎以全然的幻灭视角观察、理解早期帝国——于此，循环中的没落败亡似乎又是恒久而必然的了。
三、循环往复中的败亡
承前所述，塔西佗似乎笃定日益衰削构成了人类历史总体因变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且伴随着罗马的道德沦丧和罪恶帝制的胜利，国族的前途命运也必将归于无可遏止的晦暗消沉中去：一方面，今世罗马显然难与道德流行臻于完美的古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罗马国家至少主要始自共和中后期既已步入下坡路。显然，罗马堕落的直接后果正是帝制创生及其循环版的如日中天!鉴于塔西佗社会史观主要是以帝制罗马为参照物，故相关考察最为集中性地说明了个中复杂性状：始以奥古斯都离世、提贝里乌斯登位为标志的暴政时代，终以涅尔瓦、图拉真帝为标志的开明统治。事实上，塔西佗理解中的帝国即使在某一王朝或皇帝统治期间，亦因君者品性差异及统治清明与否而被区分为迥然不同的阶段。譬如，由于本性暴露、命运惩罚及奸佞小人作祟，提贝里乌斯统治时，因两位恩师鼎立辅助使得残暴不至于危及他的统治，但随着两位恩师先后被害身亡，即尼禄开始着手“消灭道德本身”的时候，其垮台也就去日无多了。此外，单就特定王朝而言，弗拉维时代似乎足以说明问题。塔西佗称赞缔造者维斯帕西亚努斯是早期帝国唯一牟取高位后仍做“好人”的皇帝，长子、继位者提图斯续写了父皇的有道统治。然而，次子图密善却再度将帝国置于昏乱动荡之中，从而构成塔氏史学撰述最为切近的现实背景。从中不难获知，塔西佗循环史论与对暴君暴政毫不妥协的决绝性批判息息相关。譬如提贝里乌斯统治晚期，“在多年的周期之后，一只被称为凤凰的鸟在埃及出现”。鉴于其飞来与离去总是呈现或500或1461年的周期性而象征王朝兴替政权更迭，所以他相信此鸟同样暗合了行将败亡的提氏暴虐统治。当然，塔西佗笔下的类似隐喻在有关尼禄的载录中体现得也甚为鲜明。
需要着重强调者，塔西佗悲观消沉的叙事不仅是罗马观的现实折光，亦与国人传统的相关理念紧密相连。其一，基于历史层域，史家总是要下意识地以之观量历史貌相。譬如，在时间流矢层面将当下与过往(共和早期与晚期、帝制与共和等)比较，在空间地理层面则将本土与“他者”(如希腊、蛮族等)比较。顺理成章地，拉丁史家则很难对人类历史抱有乐观、肯定的态度和立场。如此一来，微弱的正面看法似乎总是很容易便窒息在如强大洪流般的悲观性理解之中。其二，基于史学层域，此种历史观念往往进一步强化了撰史的道德目的。且以体现鲜明的共和后期与帝国初年为例，许多史家通过比较而越加坚信：对晦暗不明的时代持有愉悦灿烂的审美情趣乃至歌功颂德，该是多么的孱弱无力!更何况，着意于崇古抑今、是人非己必将大大利于重建古罗马遗风。是故，无限循环往复中的没落与败亡——几乎成为史家固有的逻辑理路与叙事模式。在此意义上，“悲观主义是古典拉丁文学的特征”。
综上所述，时值国家危亡之秋，塔西佗关注的也许只是民族精神的沦落与价值操守的萎靡。从中，我们或可窥见其作品流露的强烈悲观厌世倾向，即帝国表面烟花般的绚丽却是等同无尽的孤独喧嚣。有鉴于此，则似乎同理可证：塔西佗史观虽然涵纳倒退、进步等多重意蕴，但循环中永无消歇的蜕化突出构成其间基本的核心内容，而道德史观视域下的社会政治观正是导致它呈现如此态势与貌相的首要原因。诚如论者明确指出的：塔西佗是“异教的罗马所能够产生的最为复杂的政治伦理学家”，“他阴郁的反思展现了一种幻灭层面上政治、道德的溃败”。在此意义上，塔西佗的现世主义立场可否如是观之：一方面，虽不满现实但拒斥消极绝望的遁世虚无；另一方面，虽抵触好勇斗狠却应纳历尽磨难的睿智光芒。显而易见，当史家观照罗马命运并在总体上为国族指点迷津的时候，明确表意言说的唯有冷静的理性反思与深切的价值追问。对此，塔西佗的循环史论不是正可理直气壮地说明问题吗?
作者简介
褚新国，男，1975年生，河南汝南人，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