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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大学里，每逢学期中间都会按惯例进行教学检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听课检查，学校领导听教师的课，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听课，美其言是督促教学、相互学习，其实并非如此。“文人相轻”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通病，听课其实就是领导打压不听话的教师，教师与教师间相互倾轧、搜集“罪状”的最佳时机。中国人历来喜爱发现别人的缺点，对别人的优点他们向来视而不见。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东部的一所大学任职，因为授课好而被学生推崇，他到过的教室也会被知道的学生传颂很长一段时间，学生会对别的老师或者不知道的学生说：“某某老师昨天晚上来过这个教室。”这所普通的教室在学生看来因为我的这位同学的到来而变得特殊起来了。
刚刚开始任教的几年，我的这位同学因为讲课好，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非常欢迎领导及别的教师来听他的课，而且他还特别有成就感。但后来就不行了，找到他讲课“漏洞”的领导及教师们在学校散布着各种流言蜚语，如果他与领导上同一门课，因为他的课很受学生的追捧，领导认为他这是功高震主，不久，就会找原因把他调去上别的什么课，他恐慌了，他面临着失业的危机，最后，他只得装傻，去忽悠领导们及其他教师们。一次，领导又领来一群教师以听课为名，向他发难，在课堂上，他无奈地进行了一番表演，他先让自己出汗，这个很难，因为当时是冬天，再让口齿哆嗦，这个也很难，因为他一向口齿伶俐，最后，又假装无话可讲，这个就更难了，因为他一向滔滔不绝，一节课45分钟，他只讲了30分钟，就宣布下课了。随后，听课的领导及老师十分满意地离开了，他的饭碗也暂时保住了。他的精彩表演甚至让听课学生们信以为真，他成功了，他真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级的演员。
而时下，在大学里抢着当官的大多都是教学、科研不行的教师，因为这些教师在教学上惨遭学生的抵制，为了谋生的需要，他们只得把精力用在求官上，一旦做了学校里面的大小领导后，他们的饭碗就有了保障，他们还可以对比自己在教学上强百倍、万倍的老师们指指点点，然后把自己教学上的失败归罪为那些教学优秀的教师们。优秀老师该如何应对听课的挑战哪！让我们重温老师，看看先贤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是如何应付教育部同僚的听课的，从中或许能得到不少启发。
1909年阴历六月，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随后，他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绍兴府中学堂教书并担任监学（教务主任），在绍兴师范学校教书并担任监督（校长）。1912年2月底3月初，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革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5月初，鲁迅随教育部北迁北京。1912年5月起，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8月26日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而鲁迅领导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是当时全国文化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
1917年1月，蔡元培从德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仿照欧洲的大学，先让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鲁迅也把自己的大弟弟周作人推荐给蔡元培，不久，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说：“1920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马虎地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因为鲁迅对小说有很深的研究，而当时鲁迅所在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或者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所以周作人回家后，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你担任了更是适宜。”鲁迅听后，踌躇中还是答应了他，于是，周作人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系主任马幼渔也很赞成。鲁迅在1920年8月6日的日记中记到：“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而鲁迅正式到北大讲课是1920年12月24日。
当时高校有规定：兼职者不得被聘为教授。因为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的职务，所以只能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当时的鲁迅似乎并不在意职称之事，上课时，他会夹着小布包准时走进课堂。鲁迅在讲台前站定，只见他身着蓝布衫，与别的教师差别最大的是，他常常会在自己右耳上夹一铅笔，以备讲课时随时改正讲义中印错的字，还有就是他颇具个性的头发与唇髭，根根似钢丝一样竖立着，他的颧骨高耸，眼皮因经常熬夜写作而略微下垂，但双眸却明亮而又锐利，好似能刺透对方的内心，这是鲁迅多年读史与官场历练的结果。每次讲课前，鲁迅先是寒暄几句，紧接着就会翻开讲义，用他那特有的“绍兴官话”开讲了。
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着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讲课是深入浅出，能旁征博引，听课的学生看着他身着一身黑色的服饰，上面的补丁如黑夜里的星星，常引得学生大笑，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而且他从来没有点过名，即便是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其他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他讲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上课时，鲁迅实际讲的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据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语堂回忆，那时的北大教师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首。可见这个兼职的鲁迅在北大有多大的魅力了。
1915年11月29日，教育部颁布的部令明文规定：“本部直辖专门以上各学校，理应由本部人员随时前往参观听讲，使教育行政与主持教务者互助切磋，以免隔阂，而资讨论。凡教授管理之如何进步，训育备课之有无缺点，均可随时体察，并报告本部，以资考核。”为此，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也曾经到医学专门学校听过该校教师的讲课。或许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太出色了，竟然惊动了鲁迅任职的教育部的同僚们，他们也“企图”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前来检查鲁迅的讲课，对此，鲁迅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当年在北大听鲁迅讲课的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了鲁迅在课堂上同教育部官员之间尴尬的“遭遇战”。
“在先生讲授正在进行的场合，最不幸的人物要算教育部不时派来查学的督学了。这些人尽管把查堂的规则背得十分熟练；尽管他们来是奉有旨意的，不得不然；尽管他们来对于我们学生和讲师——鲁迅先生没有丝毫妨害；尽管他们来未进教室之前仔细研究过参观条例，在进课室时又是贼一般窃窃地把门推开，打怕了的狗一般捏手蹑脚地溜了进来，但是他们一进来立刻就使我们感觉到，一种官僚的庸俗面孔击破了我们沉寂的学习的凝静空气。于是“嗤——”的驱逐声，便立刻在教室中四面八方腾起。这场合，先生总是平静地沉默下来，一边轻轻地把书本放在讲桌上，一边在不满方丈的讲台上来回地散步，等待学术空气的澄清。但“嗤”的声音把督学一送出教室时，他立刻又继续讲授起来，宛若教室中不曾有过任何事件发生。只有一次我听见先生在继续讲授之前，这样幽默地微笑着说：“我恐怕搅乱他检查，所以才停下，他却不检查便回去做报告了。”
这就是鲁迅，在当时讲遍天下无敌手、写遍天下无敌手的鲁迅，把奉旨听课的上级官员们吓得如“打怕了的狗一般捏手蹑脚地溜进来”的鲁迅，这也是智慧、知识的力量。今天的官员、教师们，尽管他们在教学上是草包、饭桶，但他们早已经没有了鲁迅时代的草包、饭桶们的自知之明，中国人看来在这方面是退化了。评价只有在同一水平线上才能进行，而今没有水平的人总是无耻地对高水平的人指手画脚，因为他们是官，所以他们才无耻。■
刚刚开始任教的几年，我的这位同学因为讲课好，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非常欢迎领导及别的教师来听他的课，而且他还特别有成就感。但后来就不行了，找到他讲课“漏洞”的领导及教师们在学校散布着各种流言蜚语，如果他与领导上同一门课，因为他的课很受学生的追捧，领导认为他这是功高震主，不久，就会找原因把他调去上别的什么课，他恐慌了，他面临着失业的危机，最后，他只得装傻，去忽悠领导们及其他教师们。一次，领导又领来一群教师以听课为名，向他发难，在课堂上，他无奈地进行了一番表演，他先让自己出汗，这个很难，因为当时是冬天，再让口齿哆嗦，这个也很难，因为他一向口齿伶俐，最后，又假装无话可讲，这个就更难了，因为他一向滔滔不绝，一节课45分钟，他只讲了30分钟，就宣布下课了。随后，听课的领导及老师十分满意地离开了，他的饭碗也暂时保住了。他的精彩表演甚至让听课学生们信以为真，他成功了，他真是一个杰出的、天才级的演员。
而时下，在大学里抢着当官的大多都是教学、科研不行的教师，因为这些教师在教学上惨遭学生的抵制，为了谋生的需要，他们只得把精力用在求官上，一旦做了学校里面的大小领导后，他们的饭碗就有了保障，他们还可以对比自己在教学上强百倍、万倍的老师们指指点点，然后把自己教学上的失败归罪为那些教学优秀的教师们。优秀老师该如何应对听课的挑战哪！让我们重温老师，看看先贤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是如何应付教育部同僚的听课的，从中或许能得到不少启发。
1909年阴历六月，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随后，他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绍兴府中学堂教书并担任监学（教务主任），在绍兴师范学校教书并担任监督（校长）。1912年2月底3月初，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革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5月初，鲁迅随教育部北迁北京。1912年5月起，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8月26日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而鲁迅领导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是当时全国文化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
1917年1月，蔡元培从德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仿照欧洲的大学，先让鲁迅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鲁迅也把自己的大弟弟周作人推荐给蔡元培，不久，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大学，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回忆说：“1920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马虎地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因为鲁迅对小说有很深的研究，而当时鲁迅所在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或者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所以周作人回家后，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你担任了更是适宜。”鲁迅听后，踌躇中还是答应了他，于是，周作人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系主任马幼渔也很赞成。鲁迅在1920年8月6日的日记中记到：“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而鲁迅正式到北大讲课是1920年12月24日。
当时高校有规定：兼职者不得被聘为教授。因为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的职务，所以只能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当时的鲁迅似乎并不在意职称之事，上课时，他会夹着小布包准时走进课堂。鲁迅在讲台前站定，只见他身着蓝布衫，与别的教师差别最大的是，他常常会在自己右耳上夹一铅笔，以备讲课时随时改正讲义中印错的字，还有就是他颇具个性的头发与唇髭，根根似钢丝一样竖立着，他的颧骨高耸，眼皮因经常熬夜写作而略微下垂，但双眸却明亮而又锐利，好似能刺透对方的内心，这是鲁迅多年读史与官场历练的结果。每次讲课前，鲁迅先是寒暄几句，紧接着就会翻开讲义，用他那特有的“绍兴官话”开讲了。
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着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讲课是深入浅出，能旁征博引，听课的学生看着他身着一身黑色的服饰，上面的补丁如黑夜里的星星，常引得学生大笑，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而且他从来没有点过名，即便是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其他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他讲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上课时，鲁迅实际讲的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据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语堂回忆，那时的北大教师分成两派，一派以鲁迅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首。可见这个兼职的鲁迅在北大有多大的魅力了。
1915年11月29日，教育部颁布的部令明文规定：“本部直辖专门以上各学校，理应由本部人员随时前往参观听讲，使教育行政与主持教务者互助切磋，以免隔阂，而资讨论。凡教授管理之如何进步，训育备课之有无缺点，均可随时体察，并报告本部，以资考核。”为此，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也曾经到医学专门学校听过该校教师的讲课。或许是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太出色了，竟然惊动了鲁迅任职的教育部的同僚们，他们也“企图”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前来检查鲁迅的讲课，对此，鲁迅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当年在北大听鲁迅讲课的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记述了鲁迅在课堂上同教育部官员之间尴尬的“遭遇战”。
“在先生讲授正在进行的场合，最不幸的人物要算教育部不时派来查学的督学了。这些人尽管把查堂的规则背得十分熟练；尽管他们来是奉有旨意的，不得不然；尽管他们来对于我们学生和讲师——鲁迅先生没有丝毫妨害；尽管他们来未进教室之前仔细研究过参观条例，在进课室时又是贼一般窃窃地把门推开，打怕了的狗一般捏手蹑脚地溜了进来，但是他们一进来立刻就使我们感觉到，一种官僚的庸俗面孔击破了我们沉寂的学习的凝静空气。于是“嗤——”的驱逐声，便立刻在教室中四面八方腾起。这场合，先生总是平静地沉默下来，一边轻轻地把书本放在讲桌上，一边在不满方丈的讲台上来回地散步，等待学术空气的澄清。但“嗤”的声音把督学一送出教室时，他立刻又继续讲授起来，宛若教室中不曾有过任何事件发生。只有一次我听见先生在继续讲授之前，这样幽默地微笑着说：“我恐怕搅乱他检查，所以才停下，他却不检查便回去做报告了。”
这就是鲁迅，在当时讲遍天下无敌手、写遍天下无敌手的鲁迅，把奉旨听课的上级官员们吓得如“打怕了的狗一般捏手蹑脚地溜进来”的鲁迅，这也是智慧、知识的力量。今天的官员、教师们，尽管他们在教学上是草包、饭桶，但他们早已经没有了鲁迅时代的草包、饭桶们的自知之明，中国人看来在这方面是退化了。评价只有在同一水平线上才能进行，而今没有水平的人总是无耻地对高水平的人指手画脚，因为他们是官，所以他们才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