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 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藝术同等的地位。”1928年，丰子恺在《儿女》中如是写道。
　　他一直是个“童心未泯”的人，以纯净的目光打量孩子的世界：他们会将自己的鞋子认认真真地套在凳子的腿上;会因为小猫不吃糕、花生米被打落在地上、悉心喂养的泥人失手打破，号哭得比大人破产、丧考妣、全军覆没还悲哀;会爬到父亲的书案上，洒下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
　　面对这样的孩子，丰子恺有时会不耐烦，但又立刻后悔，哼喝之后报以微笑，夺走东西后加倍奉还，举起的手在中途软却，变批打为爱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他写道，“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丰子恺常常给孩子们上课。课程称“课儿”，是丰家的“家塾”。在桐乡缘缘堂，在嘉兴金明寺弄，在抗战逃难路上，在富春江的船上，在桐庐、萍乡、长沙，在桂林泮塘岭，在贵州遵义浙大宿舍“星汉楼”，在重庆“沙坪小屋”，在杭州里西湖静江路85号，在上海陕西南路“日月楼”……“课儿”始终进行，孩子们代代长大。
　　作为丰家的长外孙，宋菲君长期生活在外公丰子恺身边，直到1960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丰子恺家塾课——外公教我学诗词》中，他将“课儿”背后的故事串联铺展，“把久远的、碎片状的回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
　　在这些诗词背后，不仅埋藏着诗人词客们的逸闻轶事，也埋藏着一个大家庭在历史沧桑中的精神密码。

“我成了外公的模特”

　　作为丰家第一个外孙，我出生在抗战的逃难路上。
　　1937年11月，日军突犯家乡桐乡石门湾，外公告别了“精神的桃花源”缘缘堂，携全家老幼11口，辗转于杭州、桐庐、南昌、萍乡、长沙、汉口、桂林，来到了贵州遵义。
　　颠沛流离中，丰家子女的学习受到影响。到遵义后，外公想请一位老师，给孩子们补补理科和英文。
　　我的父亲宋慕法，从浙大生物系毕业后，经人介绍，来丰家做家教。补课期间，他和丰家二小姐、我的母亲丰林先恋爱了，1941年，两人结婚。
　　我出生在1942年的清明节。那时外公已到了重庆，在国立艺专当教授兼教务长，听说家里添了一个外孙，特别高兴。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古代称清明节为“芳菲节”，清明出生的男孩子，就是“芳菲之君”。
　　不久，我家也搬到重庆，我成了外公的“模特”。满月时，外公画了《菲君弥月画像》;一个半月种痘时，外公画了《菲君初次种痘》;两岁时，外公又画了《菲君吃饼》。
　　那时我家住在覃家岗，地势低洼。外公家在沙坪坝，他住的“沙坪小屋”外有一棵枯树，我和小舅舅常在那里玩儿。
　　小舅舅丰新枚，只比我大4岁。大外孙和小娘舅，老在一块打打闹闹。有一次，我问外公：“为什么我叫你‘外公’，他叫你‘爸爸’？”外公随口回答：“你小，叫我外公;他大，叫我爸爸。”我又说：“那等我长大了，也叫你‘爸爸’。”外公把这个场景画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抗战时期，外公说自己虽然老朽，还可以用“五寸不烂之笔”写文章、画画，讨伐暴寇，激励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他画过两幅《轰炸》，一幅是母亲抱着孩子喂奶，一颗炸弹落下，母亲的头被炸飞，身体却未倒下;一幅是母亲背着孩子，炸弹把孩子的头炸飞，母亲还在跑。

　　1944年中秋节，全家在重庆团聚。那天夜里，外公填了一首《贺新郎》：
　　“七载飘零久。喜巴山客里中秋，全家叙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第二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全家盼着重回江南。车船票非常难买，经历了漫长的等待，1946年，我们终于踏上东归之路。那一年我4岁，个头小，吃饭时够不着菜馆的饭桌，外公就拿两本厚厚的《辞海》垫在我的屁股下。

西子湖畔· 日月楼中

　　回到杭州，外公在里西湖静江路租了一座房子。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房子后面就是宝石山保俶塔，向西不远是西泠桥，过了桥就是苏小小墓和孤山。那时候，外公在屋里创作，我就在外面玩儿，看到什么新鲜事，就找他说一说。一次，我看到一位女黄包车夫，拉着车和别人说说笑笑。我立刻告诉外公——女人拉车，是很稀奇的事。外公赶忙出来看，但人已经不见了。外公仔细问了我女车夫的模样，过了两三天就画了一幅《黄包车妻》。

　　家中有一只大白猫，叫白象，眼睛一黄一绿。白象是这一带的明星，一会儿在马路的车流里穿梭，一会儿又上了树。后来，白象生了好几只小猫。舅舅和姨们，每人分了一只。再后来，白象失踪了。外公写了“寻猫启事”，到处张贴。后来才知道，它是自知寿命将尽，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死在家中。
　　白象的两个后代，外公一直留在身边。每当他架起了脚看报，它们就爬到他的脚上，一高一低，别人看见了都要笑。外公专门画了一张画，就叫《白象的遗孤》。
　　外公的画都是这般“即兴”，生活中的小事，寥寥几笔，就成了他的画题。他的画是平民的，接地气，从文人雅士到老百姓，甚至外国人，大家都看得懂。
　　在杭州时，“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过生日，出高价向外公求画。外公断然拒绝，他不死心，又托外公的好友、杭州市长周象贤上门求画，外公还是没有给。报纸上登出新闻：《孔祥熙屈尊求画，丰子恺不给面子》。
　　母亲告诉我，第二天一早，外公到后门去买粥。卖粥的老头说，丰先生，您天天喝我的粥，我向您求幅画可以吗？外公说，你等着。回去就画了一幅送他。我想，外公并不是刻意擺出拒绝结交权贵的姿态。他有一颗艺术家的随性的心，自己的画，想给谁就给谁。
　　母亲告诉我，第二天一早，外公到后门去买粥。卖粥的老头说，丰先生，您天天喝我的粥，我向您求幅画可以吗？外公说，你等着。回去就画了一幅送他。我想，外公并不是刻意摆出拒绝结交权贵的姿态。他有一颗艺术家的随性的心，自己的画，想给谁就给谁。
　　小学四、五年级时，外公开始教我古文诗词。每周教诗词20首左右，古文一篇，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学到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教的时候，外公总是一面讲解，一面画示意图。他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就画一名女子跪地，周围是拿枪的士兵;讲杜甫的《咏怀古迹》，“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就画一名女子飘飘然而来，身上缀满配饰。外公问我，念到这句的时候，是不是能听到环佩叮当碰击的声音？
　　外公喜欢旅游，每一次出游，都有诗词相伴。他讲到姜夔的《扬州慢》，第二天就带着小姨、舅舅去扬州的二十四桥“寻梦”。我们全家一起去游庐山，去逛南京，每到一处都是一堂诗词课。
　　有一次，外公讲到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忽然问：“钱塘江大潮是什么时候？”家人回答：“下个礼拜，阴历八月十八。”外公对我说：“你去学校请个假，全家去海宁看潮。”
　　那时我在复兴中学读高一，不允许请假。我把外公写的假条拿给班主任，班主任又去找校长。听说是丰子恺先生的意思，校长破例准了假。
　　我们包了一辆车去海宁。大潮还没来时，江水很浅，有几个人在打鱼。外公随口念起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我一下就记住了这首诗，一直记到今天。

“飞花令”与“览胜图”

　　外公家的文学气氛特别浓，饭前做的游戏是“猜诗句”。有一次，全家到城隍庙吃饭，点完菜无事，就让大舅丰华瞻先出去，大家商量一句诗词。那次出的是“九里山前作战场”。
　　大舅进来，选7个人随机问7个问题。第一个人在回答时，必须将“九”包含在句子里，第二个人的回答必须有“里”字，以此类推。我就是第一位答题人，当时憋了半天。大舅想了想，琢磨其中哪个字出现得比较牵强。等到第三个人回答完，他马上说：“九里山前作战场。”大家都笑起来，还是大舅水平高。
　　这是丰家的“飞花令”，我们常常在茶余饭后、候车室里、西湖的游船上玩。
　　“览胜图”是我们在外公家过除夕和春节时必玩的游戏。这张图是外公家抗战逃难到江西萍乡时得到的，类似“飞行棋”。6个人玩，分别是词客（书生）、羽士（道士）、剑侠、美人、渔父（渔夫）和缁衣（和尚）。大家从第一站“劳劳亭”出发，每人轮流掷骰子，掷到几步走几步，每到一处都有典故。
　　例如“滕王阁”，这是王勃写出《滕王阁序》的地方，到此“遇六方行，词客免”，如果掷出来不是“六”，就“罚一仍不行”，常常有待在“滕王阁”好几圈、罚了好多钱还没走成的。例如“易水”，这是燕太子丹白衣送荆轲的地方，于是“剑侠至此赏三众贺三”，公家赏剑侠三个筹子，每人再给剑侠三个筹子。
　　还有一站“蓝关”，碰巧走进这一站的人，必须掷到“幺（一）”才能出去，只有羽士可以直接经过。记得有一次，大舅本来走得最快，到“蓝关”后怎么也过不去，直到别人都一一超过他。他抱怨：“难怪韩愈说‘雪拥蓝关马不前’。”索性坐到沙发上去喝咖啡了。
　　受外公和小姨丰一吟的影响，我从小喜欢京剧。为了给小姨伴奏，外公请梅兰芳的琴师倪秋萍先生教了我大半年胡琴。记得有一次，我操琴为小姨伴奏《霸王别姬》，日月楼的院里，站满了听戏的街坊和路人。

　　初二时，我写信给外公，希望跟他学美术。外公立刻回信：“你要学画，我当然教你。”从此，我每周去外公家，学完诗词，还要学画画。高二时，我以外公为模特，画了一张素描。外公说画得不错，我很高兴，得到了艺术大师的肯定。
　　这是一种“快乐教育”。外公为我们搭建起平台，从古文诗词到京剧绘画，让我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回忆起来，外公几乎从来不批评孩子。唯有一次，那时我上初一，书念得好，但人淘气，品德得了4分（一般都得5分，较差的孩子才是4分）。外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他说：“一个人，行为第一，学问第二。倘使行为不好，学问好杀也没有用。反之，行为好，即使学问差些，也仍是个好人。”
　　之后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去外公家。后来到底忍不住，和我妈去了，低着头叫了声“外公”。外公答应了，说“菲君改了，还是好孩子”，接着就带我和小舅舅去逛城隍庙。
　　我很不赞成现在补习班的“题海战术”，不赞成家长替孩子规划人生，也不赞成家长把孩子的教育完全托管给学校。家庭教育是第一位的。对我而言，上学学的文学知识，还不如家里给予我的教育丰富多彩。

“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

　　高三时文理分班，我又喜欢中文，又喜欢美术，数理化成绩也不错，拿不定主意，就去问外公。当时，外公在日月楼的阳台上，端着一杯茶来回走，嘴里念着温庭筠的诗，“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我和外公讲了自己的苦恼。外公听了，没有片刻犹豫就对我说：“菲君，我们这个大家庭，学文科、艺术、外语的人太多了。数理化学得这么好的，只有你一个。”还念了一句英语：“only one ！”他建议我，不如去学物理，考北大。
　　听了外公的话，我心里的天平立刻向理工科倾斜，后来如愿以偿，第一志愿考上了北大物理系。我学习很刻苦，寒暑假也不回家，毕业后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和光学工程、光学仪器的开发，一直到今天，79岁还在科学院当客座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画“仿丰画”，最爱画的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月上柳梢头》《旧时王谢堂前燕》等，都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有一次，学生问我，如果再选择一次，您会选择哪条路？我想了想，还是学物理。学了物理，诗词、艺术可以作为业余爱好，而一个画家以物理作为业余爱好，impossible（不可能）。大家都笑了。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都有因缘。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其实来自外公的一幅画。

　　高一那年，物理书上讲到望远镜的原理，我和同学在旧货摊上买了一块平凸透镜当物镜，用几块放大镜当目镜，用纸糊了一个镜筒，自制了一台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用它看到了木星的4颗卫星、土星的光环、金星的盈亏，还有月球表面的环形山。
　　那个周末，我兴奋地告诉了外公。他听了很高兴，还问我，能看到火星的卫星吗？我说火星的卫星有两颗，火卫一和火卫二，太小了，看不见。第二天，外公送我一幅画，并题诗一首：“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还有一次，外公带我去旅游，半夜我偷偷起来，看南极老人星。那几天，南极老人星的纬度较高，我在地平线附近看到了明亮的老人星，很兴奋。这时，外公也起来了，把一件衣服披在我身上，问我：“菲君，看到老人星了吗？”“那就是！”我赶紧指给外公看。
　　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外公曾在文章中讲过中国和西方的种种天文传说。只是那时我太粗心，没有联想到，原来外公也是一位天文爱好者。而现在我和团队研制、生产的光学系统，不知比当年自制的望远镜精密、复杂了多少倍。
　　2020年6月3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协会批准了“丰子恺星”。那是一颗在木星和火星之间的小行星，被发现的日期，正是外公诞辰100周年（1998年11月9日）。网友说，天上从此多了一颗艺术的小行星。
　　一个多月后，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作为嘉宾，我坐在国家天文台的运控大厅里，心里想起外公60多年前的预言：“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丰子恺长外孙，1942年生于贵州遵义，1960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任中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高级专家会员（Fellow SPIE）。
　　豐子恺（1898年—1975年）
　　浙江桐乡石门镇人，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