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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是我国传统诗学和审美领域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和范畴，而且也与人们的生活、品格密切相关，成为一个指涉文化理想的概念。
“清新”一词可以视为“清”与“新”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新”不难理解，而“清”的意思则很丰富。“清”，其本义当指水纯净透明，由此引出纯洁、单纯、清静、清楚、公正、清廉、秀美、高洁、清冷、安定等意思。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说：“清者， 超凡绝俗之谓。”又具体描述为：“绝涧孤峰， 长松怪石， 竹篱茅舍， 老鹤疏梅， 一种清气， 固自迥绝尘嚣。至于龙宫海藏， 万宝具陈， 钧天帝廷， 百乐偕奏， 金关玉楼， 群真毕集， 入其中使人神骨泠然， 脏腑变易， 不谓之清可乎！”可见，“清”实在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
但“清”的意思又不仅此。它还与雅正、与新颖密切相关。正如蒋寅所指出的：“清的超凡绝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与现世， 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这也正是古意和雅趣生成的前提， 明乎此， 清中包含古雅的意味实在是再自然也不过了。”（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比如，李因笃《曹季子苏亭集序》就说：“少陵云‘更得清新否’， 又‘清新庾开府’、‘清词丽句必为邻’， 是清尤称要。然未有不古而清者， 欲诗之古， 舍汉魏盛唐何遵焉？ 古则清， 清则雅矣。”这样，“清”又与雅正是相通的。“不难理解， 清意味着超脱凡俗， 而俗的病根即在陈熟平凡， 所以清从立意修辞上说首先必须戒绝陈熟， 力求新异。”（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于是，“清”与“新”的组合就是理所当然的。较早的如杜甫的诗“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虽然人们求变求新的态度很强烈，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但客观上讲，并非所有的“新”都是好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所以必须对“新”进行一定的限定。这“清新”就是一种好的“新”，一种纯净的“新”、脱俗的“新”。可见，“清新”一词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能够很好地概括这种审美旨趣和价值追求。当然，这种审美旨趣和价值追求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诗学的领域。它还应当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引导作用。这就是说，文学艺术要清新，生活要清新，文化也要清新，文化生活也要清新。清新是健康文化的一个基本品格。
如果说一般的生活往往指的是物质生活的话，那么，文化生活就指的是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创造。文化既超出生活、高于生活，但又融入生活、引导生活。文化对于生活的引导作用无处不在。清新的生活、清新的文化则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清新成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价值指向和品格追求。清新的文化生活旨在对于现实的文化生活的一种超越、从而提升文化生活的品位、旨趣和精神境界。我们固然生活在现实、现世，固然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但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满足并不能让我们的欲望止步。于是，一些人追求奢靡的生活，就是用更多的物质来满足其更大的生活欲望；另有一些人追求精神的满足，探索精神文化的发展。这后者可以获得更大满足，获得更大的精神丰富、更深的思想认识。在寻求精神满足的追求中，更有一些人是寻求一种清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从现实生活中超越出来，追求清纯新颖、高雅诗意的生活方式，赋予生活以“清新”的格调。清新的文化生活不以物质的满足为手段，不以庸俗低俗为方式，不以因循守旧为目标，而更注重精神的独立、自由和创造。
古今很多学者、名家、大师如圣哲老子、孔子都是崇尚清新生活方式。孔子兢兢业业、奋斗一生，他的思想泽被后世，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成为古今学者学习的典范。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可以说是践行清新生活方式的代表。朱光潜的人生态度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用这种精神，他在晚年80多岁还在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书是翻译完了，但没有等到出版他就去世了。这种执着的精神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在1979年再版的《西方美学史》序论中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朱光潜的这种入世的精神具体化为“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他认为，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去做。这是一种多么执着的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朱先生一生就是清新的一生。他不断超越自己、超越生活，向思想的深处、向精神高地进发，为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以这么说，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体现了“清新”的文化生活品格。清新的生活、清新的文化、清新的诗学，三者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体现了“清新”作为我国传统审美文化范畴所具有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
“清新”一词可以视为“清”与“新”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新”不难理解，而“清”的意思则很丰富。“清”，其本义当指水纯净透明，由此引出纯洁、单纯、清静、清楚、公正、清廉、秀美、高洁、清冷、安定等意思。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说：“清者， 超凡绝俗之谓。”又具体描述为：“绝涧孤峰， 长松怪石， 竹篱茅舍， 老鹤疏梅， 一种清气， 固自迥绝尘嚣。至于龙宫海藏， 万宝具陈， 钧天帝廷， 百乐偕奏， 金关玉楼， 群真毕集， 入其中使人神骨泠然， 脏腑变易， 不谓之清可乎！”可见，“清”实在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
但“清”的意思又不仅此。它还与雅正、与新颖密切相关。正如蒋寅所指出的：“清的超凡绝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与现世， 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这也正是古意和雅趣生成的前提， 明乎此， 清中包含古雅的意味实在是再自然也不过了。”（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比如，李因笃《曹季子苏亭集序》就说：“少陵云‘更得清新否’， 又‘清新庾开府’、‘清词丽句必为邻’， 是清尤称要。然未有不古而清者， 欲诗之古， 舍汉魏盛唐何遵焉？ 古则清， 清则雅矣。”这样，“清”又与雅正是相通的。“不难理解， 清意味着超脱凡俗， 而俗的病根即在陈熟平凡， 所以清从立意修辞上说首先必须戒绝陈熟， 力求新异。”（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于是，“清”与“新”的组合就是理所当然的。较早的如杜甫的诗“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虽然人们求变求新的态度很强烈，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但客观上讲，并非所有的“新”都是好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所以必须对“新”进行一定的限定。这“清新”就是一种好的“新”，一种纯净的“新”、脱俗的“新”。可见，“清新”一词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能够很好地概括这种审美旨趣和价值追求。当然，这种审美旨趣和价值追求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诗学的领域。它还应当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引导作用。这就是说，文学艺术要清新，生活要清新，文化也要清新，文化生活也要清新。清新是健康文化的一个基本品格。
如果说一般的生活往往指的是物质生活的话，那么，文化生活就指的是精神生活方式和精神创造。文化既超出生活、高于生活，但又融入生活、引导生活。文化对于生活的引导作用无处不在。清新的生活、清新的文化则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清新成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价值指向和品格追求。清新的文化生活旨在对于现实的文化生活的一种超越、从而提升文化生活的品位、旨趣和精神境界。我们固然生活在现实、现世，固然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但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满足并不能让我们的欲望止步。于是，一些人追求奢靡的生活，就是用更多的物质来满足其更大的生活欲望；另有一些人追求精神的满足，探索精神文化的发展。这后者可以获得更大满足，获得更大的精神丰富、更深的思想认识。在寻求精神满足的追求中，更有一些人是寻求一种清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从现实生活中超越出来，追求清纯新颖、高雅诗意的生活方式，赋予生活以“清新”的格调。清新的文化生活不以物质的满足为手段，不以庸俗低俗为方式，不以因循守旧为目标，而更注重精神的独立、自由和创造。
古今很多学者、名家、大师如圣哲老子、孔子都是崇尚清新生活方式。孔子兢兢业业、奋斗一生，他的思想泽被后世，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成为古今学者学习的典范。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可以说是践行清新生活方式的代表。朱光潜的人生态度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用这种精神，他在晚年80多岁还在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书是翻译完了，但没有等到出版他就去世了。这种执着的精神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在1979年再版的《西方美学史》序论中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朱光潜的这种入世的精神具体化为“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他认为，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去做。这是一种多么执着的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朱先生一生就是清新的一生。他不断超越自己、超越生活，向思想的深处、向精神高地进发，为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可以这么说，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体现了“清新”的文化生活品格。清新的生活、清新的文化、清新的诗学，三者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体现了“清新”作为我国传统审美文化范畴所具有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