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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是当地政府多次让他们迁走的“杀手锏”，也是困扰他们生活的“死穴”
在当地政府眼中，他们是一群 “刁民”——抗拒搬迁、多次上访，但对待记者，他们显得格外友善、随和。
在媒体的描述下，他们是湮没在现代文明中的“原始部落”——全村不通水和电、封闭生存12年，但当记者实地走访后，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新“桃花源”——风景秀丽、和谐静谧。
他们原本生活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一个叫“青龙山村”的村落，12年前，为了兴建水库，他们被强制迁离。“青龙山村”也随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版图上消失。
之后不久，因对安置补偿不满，他们又自行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由此，这些返迁回来的村民户口被当地官方“封冻”多年，办不了身份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户”。据当地政府统计，返迁移民现有常住人口93户、400余人，返迁移民现耕种土地6000余亩，其中属于原村集体、现已收归国有的土地2400亩，其余3600余亩为开荒地和租种林场地。
虽然他们平均每户都有近百亩的耕地，但在这个随时需要出具各种卡片证明“我是谁”的年代，户口，成了当地政府多次让他们迁走的“杀手锏”，也是困扰他们生活的“死穴”。
不同寻常的生、老、病、死
要抵达“青龙山村”，颇费周折。
“青龙山村”虽属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管辖，却距市中心上百公里。即便是在阿城区平山镇，镇上工作人员也无法向记者讲清青龙山村的具体位置，只是告诉记者，“三余村是通往青龙山村必经之路”。
一番询问，到了三余村后，经路边一老人指点，“从三余村村口一直向前走，走到没有路为止，就到了青龙山村”。
八里山路，崎岖坑洼，不通汽车，记者走了三个小时。
进山途中，恰遇青龙山村村民贾相友驾着拖拉机从镇上赶集回村，记者有幸搭了一次“顺风车”。
颠簸的山路上，贾相友一边扶着拖拉机头，一边和记者“唠嗑”：“路难走啊！政府长期不管我们，也不修路，村里以前有个妇女叫蓝淑香，一天晚上突然心脏病犯了，村里又没有医疗药品，人还没有到医院，就在送往村外抢救的过程中死掉了。”
除了不通路，这里还不通水和电。没有卫生所，更没有基本的卫生医疗药品。
村民们告诉记者，平时有小病就去邻村的三余村卫生所或镇上的卫生院，大病就去哈尔滨或阿城区大医院。
今年7月11日，53岁的村妇邱香突然咽喉疼痛，她摸到自己喉咙有一个硬块，平山镇卫生所的卫生员告诉她，“镇上医疗条件有限，得上城里的大医院”。
在哈尔滨市中医院，邱香城里的侄女帮挂的号，检查完后，医生要求住院治疗，但邱香没有身份证，无法入院。
无奈之下，邱香回村拿出二十多年前的老式绿皮户口本。到了医院，医生像看文物一样，把老户口本反复端详，问咋回事，邱香好说歹说，把返迁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医院才破例让她入住治疗。
“如今，像我这样岁数的老人，村里还有不少，遇上一场大病，身份证都没有，大医院看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只能等死。”邱香告诉记者，近邻的三余村村民早就享受到了基本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而面对疾病，青龙山村村民只能自生自灭。
在青龙山村，记者还了解到，老人死后，一般就地土葬，尽管这种做法被国家殡葬政策明文禁止，但当地民政部门也予以“默认”。“黑户”问题导致了村民没有身份证和死亡证明，即便死者家属想选择火化，殡葬馆也无法接受。
死后没有“死亡证明”，生来亦没有“出生证明”。
33岁的王亚秋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已经7岁，小儿子才2岁，三个孩子无一例外都是“黑户”，出生后上不了户口。
“政府不管我们后，村里就再也没有计划生育一说，想生多少都行，反正也都上不了户口。不过大伙都不敢生，年轻夫妇一般就一个孩子，因为上不了户口，多生一个，孩子长大后就多遭一份罪。” 王亚秋笑着解释，“像我属于‘情况特殊’，前两胎是女儿，爱人想要个儿子，所以就生了第三胎”。
求学、婚姻之尬
除了生、老、病、死的“非比寻常”，“黑户”状态也给青龙山村年轻人人生道路带来了诸多障碍。
村民贾相友的大女儿名叫贾秀智，2009年因为办不到身份证无法参加高考。
贾相友回忆，在学校组织的前两次模拟考试中，贾秀智成绩均名列班上前五名，老师告诉她，照此发挥，考上二本估计不成问题。
高考前夕，由于没有身份证，老师心疼孩子交“冤枉钱”，告诉贾秀智，“没有身份证，交了报考费也白交”。
贾秀智回来急得直哭，贾相友为此找了平山镇派出所，也去了阿城区公安分局，但得到了失望的答复——“要办小孩身份证，必须全家迁走，就单独办一个小孩的身份证，没法办。”
贾相友把孩子上学的学籍证明都拿到派出所，但对方就是不给办，派出所民警告诉贾相友，办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是“全家迁出青龙山村”。
贾秀智最终没有参加高考。“七月”过后，她选择外出打工，但由于没有身份证，应聘也接连“碰壁”，最后在一家私人服装店找了一份卖衣服的活。
有了老大的教训，来年老二贾秀艳参加高考前，贾相友找了熟人关系，学校到派出所把贾秀艳的身份证号调了出来，校方破例让贾秀艳参加了考试。
高考结束后，贾秀艳感觉成绩不错，贾相友又犯愁了，一旦录取，入学也需要身份证。于是，贾相友又在外地公安机关找熟人，让老二在外地落了户口。如此，贾秀艳才上成了大学。
“老三现在高二，明年参加高考，如果阿城区到时不给解决身份证的问题，还得走老二的旧路。” 贾相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青龙山村的小孩上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太大困难，平山镇和附近帽儿山镇的中小学均了解青龙山村的特殊情况，一般都不刁难。
不过，山路难行，青龙山村的小孩就只能在镇上自己住读，年轻小小就得自己照顾自己，父母一个月甚至更长去镇上探望一次。
“小孩长时间见不到家长，挺可怜的。”村民万淑芬更加担忧，孩子长大后的前途，“没有身份证，根本上不了大学，没有知识，命运还怎么改变？如此循环下去，就只能和我们老一辈子的人一样，世世代代种地为生”。
求学之途不平坦，婚姻道路也很尴尬。
29岁的杨燕燕七年前嫁到了附近的玉泉村，男方家族把婚礼仪式操办得很隆重，但因为没有户口，又没有身份证，杨燕燕和丈夫的婚姻在民政部门一直无法登记，也就无法领到结婚证。
杨燕燕认为，自己和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只是“事实上的婚姻，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夫妇”。
婚后两年，杨燕燕有了孩子，做了母亲。
三年前，丈夫有了外遇，二人闹得很僵，杨燕燕选择离婚，她想去法院提起诉讼分割财产，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有结婚证，法院告知“无法立案”。
最终，男方家里留住孩子不放孩子，杨燕燕只好空手回到了青龙山村。
据不完全统计，青龙山村的青年占到了全村人口40%的比例，而绝大部分都领不到结婚证，青年孙洪伟反问了记者一个玩笑：“你说像我们村大部分结了婚的青年，是不是都属于‘非法同居’？生了小孩子后，又没有办法落户，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抗争命运十二年
“动车现在都实名制了，以后火车也坐不了。去了城区，没有身份证，酒店也住不了。只能生活在青龙山，去外地，没有户口，没有地，根本活不下去。”采访中，村民们表示，自返迁回来后，村里就再也享受不到国家任何的惠农政策，全靠自给自足。
12年前，村民们返迁回青龙山后，当地官方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执法”，双方发生冲突，此后，当地政府再也不管青龙山任何事情，造就了青龙山村今天成了“三不管”地带。
逢年过节，偶尔会有亲戚朋友的走动，平时几乎很难有外人进青龙山村。
虽然闭塞，但记者发现青龙山村民并不“落伍”，大部分村民都配有手机，不过青龙山村信号不太好，记者的北京移动在这里就毫无信号。据了解，村民们的手机卡、银行卡等都是通过城里的亲戚朋友或邻村的居民帮忙办理的。
不过，青龙山村村民的经济状况也非外界想象中的“贫穷”。当地土地肥沃，空气质量良好，出产的玉米和黄豆在附近名气很大，常有人进山收购。而且返迁回来后，没有了限制，村民不用交税以及各种费用，种植的土地越来越多，产出多，效益自然就好。
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机，这台花费3000元人民币的机器，在晚上可以勉强点着12伏的小电灯泡。但如果碰上下雨天，太阳能发电机就会失去功效，村民们不得不点蜡烛过夜。
在很多农户家，记者还看到了小型的车载电视，在村里开阔的地方，村民们自己架起了卫星电视接收器。
由于不通电，一些大型电器如空调、冰箱，即使有能力购买，也无法使用。
记者参观村里的两个“小卖铺”，出售香烟、啤酒、肥皂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不过高档的消费品在这里难觅踪影，原因很简单——“没有冰箱，无法保存”。
“电没有、水没有，都可以将就。身份没有，太耽误事。没有身份，出了青龙山，碰上查身份证的，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偷’，不敢出远门。”这是村民贾相友内心真实感受。
熊志斌家的厨灶上，记者看见了豆角、茄子等青菜。“一般种啥吃啥，想吃点啥特殊的，去到镇上才能买到。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去镇上一次还不能买多了。夏天天气热，容易坏。” 熊志斌称。
50多岁的熊志斌，1980年入党，有着30多年党龄。熊志斌原系青龙山村乡医，被迁移到新的村庄后，那里已经有了乡医，熊志斌的工作安排不了，被迫“失业”。
熊志斌反映，自1998年被强迁出去后，就没有再过组织生活，返迁回来后再也找不到党组织，交党费也没人要。他和老伴去镇上交了三次党费，镇党委的领导告诉他，“青龙山村已经撤销，原党组织也不存在了，党费没有办法下账，没办法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青龙山村“黑户”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哈尔滨市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组下来后，发现村里还有好几个党员，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熊志斌被任命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负责协助调查组做好人口、土地、房屋等普查工作，起到一个“联络员”角色的作用。
村民与命运抗争的12年，亦是村民自治的12年。据了解，返迁回来后，村里没有村委会，也没治保队，但12年来却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在前任村长的儿子于立友的印象中，村里仅发生一次小青年打架事件，“当时有村民打电话报了警，但平山镇派出所不理，因为抗拒搬迁，派出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除非‘青龙山村出人命，否则一律不管’。”
呆在青龙山村的两天，记者感受到了这个90余户、400余人的小村庄的静谧、祥和。多位村民坦言，大伙都是返迁回来的，生活都不容易，彼此熟悉，互相帮扶，所以相处比较融洽。
“虽然没有人管我们，但我们的和谐程度不比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差，村里治安好得很，白天家家都敞着门，晚上十多斤的大白鹅躺在村路上也没有人偷。” 说起这些，于立友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
在当地政府眼中，他们是一群 “刁民”——抗拒搬迁、多次上访，但对待记者，他们显得格外友善、随和。
在媒体的描述下，他们是湮没在现代文明中的“原始部落”——全村不通水和电、封闭生存12年，但当记者实地走访后，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新“桃花源”——风景秀丽、和谐静谧。
他们原本生活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一个叫“青龙山村”的村落，12年前，为了兴建水库，他们被强制迁离。“青龙山村”也随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版图上消失。
之后不久，因对安置补偿不满，他们又自行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由此，这些返迁回来的村民户口被当地官方“封冻”多年，办不了身份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户”。据当地政府统计，返迁移民现有常住人口93户、400余人，返迁移民现耕种土地6000余亩，其中属于原村集体、现已收归国有的土地2400亩，其余3600余亩为开荒地和租种林场地。
虽然他们平均每户都有近百亩的耕地，但在这个随时需要出具各种卡片证明“我是谁”的年代，户口，成了当地政府多次让他们迁走的“杀手锏”，也是困扰他们生活的“死穴”。
不同寻常的生、老、病、死
要抵达“青龙山村”，颇费周折。
“青龙山村”虽属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管辖，却距市中心上百公里。即便是在阿城区平山镇，镇上工作人员也无法向记者讲清青龙山村的具体位置，只是告诉记者，“三余村是通往青龙山村必经之路”。
一番询问，到了三余村后，经路边一老人指点，“从三余村村口一直向前走，走到没有路为止，就到了青龙山村”。
八里山路，崎岖坑洼，不通汽车，记者走了三个小时。
进山途中，恰遇青龙山村村民贾相友驾着拖拉机从镇上赶集回村，记者有幸搭了一次“顺风车”。
颠簸的山路上，贾相友一边扶着拖拉机头，一边和记者“唠嗑”：“路难走啊！政府长期不管我们，也不修路，村里以前有个妇女叫蓝淑香，一天晚上突然心脏病犯了，村里又没有医疗药品，人还没有到医院，就在送往村外抢救的过程中死掉了。”
除了不通路，这里还不通水和电。没有卫生所，更没有基本的卫生医疗药品。
村民们告诉记者，平时有小病就去邻村的三余村卫生所或镇上的卫生院，大病就去哈尔滨或阿城区大医院。
今年7月11日，53岁的村妇邱香突然咽喉疼痛，她摸到自己喉咙有一个硬块，平山镇卫生所的卫生员告诉她，“镇上医疗条件有限，得上城里的大医院”。
在哈尔滨市中医院，邱香城里的侄女帮挂的号，检查完后，医生要求住院治疗，但邱香没有身份证，无法入院。
无奈之下，邱香回村拿出二十多年前的老式绿皮户口本。到了医院，医生像看文物一样，把老户口本反复端详，问咋回事，邱香好说歹说，把返迁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医院才破例让她入住治疗。
“如今，像我这样岁数的老人，村里还有不少，遇上一场大病，身份证都没有，大医院看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只能等死。”邱香告诉记者，近邻的三余村村民早就享受到了基本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而面对疾病，青龙山村村民只能自生自灭。
在青龙山村，记者还了解到，老人死后，一般就地土葬，尽管这种做法被国家殡葬政策明文禁止，但当地民政部门也予以“默认”。“黑户”问题导致了村民没有身份证和死亡证明，即便死者家属想选择火化，殡葬馆也无法接受。
死后没有“死亡证明”，生来亦没有“出生证明”。
33岁的王亚秋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已经7岁，小儿子才2岁，三个孩子无一例外都是“黑户”，出生后上不了户口。
“政府不管我们后，村里就再也没有计划生育一说，想生多少都行，反正也都上不了户口。不过大伙都不敢生，年轻夫妇一般就一个孩子，因为上不了户口，多生一个，孩子长大后就多遭一份罪。” 王亚秋笑着解释，“像我属于‘情况特殊’，前两胎是女儿，爱人想要个儿子，所以就生了第三胎”。
求学、婚姻之尬
除了生、老、病、死的“非比寻常”，“黑户”状态也给青龙山村年轻人人生道路带来了诸多障碍。
村民贾相友的大女儿名叫贾秀智，2009年因为办不到身份证无法参加高考。
贾相友回忆，在学校组织的前两次模拟考试中，贾秀智成绩均名列班上前五名，老师告诉她，照此发挥，考上二本估计不成问题。
高考前夕，由于没有身份证，老师心疼孩子交“冤枉钱”，告诉贾秀智，“没有身份证，交了报考费也白交”。
贾秀智回来急得直哭，贾相友为此找了平山镇派出所，也去了阿城区公安分局，但得到了失望的答复——“要办小孩身份证，必须全家迁走，就单独办一个小孩的身份证，没法办。”
贾相友把孩子上学的学籍证明都拿到派出所，但对方就是不给办，派出所民警告诉贾相友，办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是“全家迁出青龙山村”。
贾秀智最终没有参加高考。“七月”过后，她选择外出打工，但由于没有身份证，应聘也接连“碰壁”，最后在一家私人服装店找了一份卖衣服的活。
有了老大的教训，来年老二贾秀艳参加高考前，贾相友找了熟人关系，学校到派出所把贾秀艳的身份证号调了出来，校方破例让贾秀艳参加了考试。
高考结束后，贾秀艳感觉成绩不错，贾相友又犯愁了，一旦录取，入学也需要身份证。于是，贾相友又在外地公安机关找熟人，让老二在外地落了户口。如此，贾秀艳才上成了大学。
“老三现在高二，明年参加高考，如果阿城区到时不给解决身份证的问题，还得走老二的旧路。” 贾相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青龙山村的小孩上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太大困难，平山镇和附近帽儿山镇的中小学均了解青龙山村的特殊情况，一般都不刁难。
不过，山路难行，青龙山村的小孩就只能在镇上自己住读，年轻小小就得自己照顾自己，父母一个月甚至更长去镇上探望一次。
“小孩长时间见不到家长，挺可怜的。”村民万淑芬更加担忧，孩子长大后的前途，“没有身份证，根本上不了大学，没有知识，命运还怎么改变？如此循环下去，就只能和我们老一辈子的人一样，世世代代种地为生”。
求学之途不平坦，婚姻道路也很尴尬。
29岁的杨燕燕七年前嫁到了附近的玉泉村，男方家族把婚礼仪式操办得很隆重，但因为没有户口，又没有身份证，杨燕燕和丈夫的婚姻在民政部门一直无法登记，也就无法领到结婚证。
杨燕燕认为，自己和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只是“事实上的婚姻，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夫妇”。
婚后两年，杨燕燕有了孩子，做了母亲。
三年前，丈夫有了外遇，二人闹得很僵，杨燕燕选择离婚，她想去法院提起诉讼分割财产，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但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有结婚证，法院告知“无法立案”。
最终，男方家里留住孩子不放孩子，杨燕燕只好空手回到了青龙山村。
据不完全统计，青龙山村的青年占到了全村人口40%的比例，而绝大部分都领不到结婚证，青年孙洪伟反问了记者一个玩笑：“你说像我们村大部分结了婚的青年，是不是都属于‘非法同居’？生了小孩子后，又没有办法落户，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抗争命运十二年
“动车现在都实名制了，以后火车也坐不了。去了城区，没有身份证，酒店也住不了。只能生活在青龙山，去外地，没有户口，没有地，根本活不下去。”采访中，村民们表示，自返迁回来后，村里就再也享受不到国家任何的惠农政策，全靠自给自足。
12年前，村民们返迁回青龙山后，当地官方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执法”，双方发生冲突，此后，当地政府再也不管青龙山任何事情，造就了青龙山村今天成了“三不管”地带。
逢年过节，偶尔会有亲戚朋友的走动，平时几乎很难有外人进青龙山村。
虽然闭塞，但记者发现青龙山村民并不“落伍”，大部分村民都配有手机，不过青龙山村信号不太好，记者的北京移动在这里就毫无信号。据了解，村民们的手机卡、银行卡等都是通过城里的亲戚朋友或邻村的居民帮忙办理的。
不过，青龙山村村民的经济状况也非外界想象中的“贫穷”。当地土地肥沃，空气质量良好，出产的玉米和黄豆在附近名气很大，常有人进山收购。而且返迁回来后，没有了限制，村民不用交税以及各种费用，种植的土地越来越多，产出多，效益自然就好。
条件稍好的家庭，都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机，这台花费3000元人民币的机器，在晚上可以勉强点着12伏的小电灯泡。但如果碰上下雨天，太阳能发电机就会失去功效，村民们不得不点蜡烛过夜。
在很多农户家，记者还看到了小型的车载电视，在村里开阔的地方，村民们自己架起了卫星电视接收器。
由于不通电，一些大型电器如空调、冰箱，即使有能力购买，也无法使用。
记者参观村里的两个“小卖铺”，出售香烟、啤酒、肥皂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不过高档的消费品在这里难觅踪影，原因很简单——“没有冰箱，无法保存”。
“电没有、水没有，都可以将就。身份没有，太耽误事。没有身份，出了青龙山，碰上查身份证的，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偷’，不敢出远门。”这是村民贾相友内心真实感受。
熊志斌家的厨灶上，记者看见了豆角、茄子等青菜。“一般种啥吃啥，想吃点啥特殊的，去到镇上才能买到。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去镇上一次还不能买多了。夏天天气热，容易坏。” 熊志斌称。
50多岁的熊志斌，1980年入党，有着30多年党龄。熊志斌原系青龙山村乡医，被迁移到新的村庄后，那里已经有了乡医，熊志斌的工作安排不了，被迫“失业”。
熊志斌反映，自1998年被强迁出去后，就没有再过组织生活，返迁回来后再也找不到党组织，交党费也没人要。他和老伴去镇上交了三次党费，镇党委的领导告诉他，“青龙山村已经撤销，原党组织也不存在了，党费没有办法下账，没办法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青龙山村“黑户”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哈尔滨市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组下来后，发现村里还有好几个党员，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熊志斌被任命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负责协助调查组做好人口、土地、房屋等普查工作，起到一个“联络员”角色的作用。
村民与命运抗争的12年，亦是村民自治的12年。据了解，返迁回来后，村里没有村委会，也没治保队，但12年来却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在前任村长的儿子于立友的印象中，村里仅发生一次小青年打架事件，“当时有村民打电话报了警，但平山镇派出所不理，因为抗拒搬迁，派出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除非‘青龙山村出人命，否则一律不管’。”
呆在青龙山村的两天，记者感受到了这个90余户、400余人的小村庄的静谧、祥和。多位村民坦言，大伙都是返迁回来的，生活都不容易，彼此熟悉，互相帮扶，所以相处比较融洽。
“虽然没有人管我们，但我们的和谐程度不比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差，村里治安好得很，白天家家都敞着门，晚上十多斤的大白鹅躺在村路上也没有人偷。” 说起这些，于立友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