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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死亡诗社》里，异类教师基廷引述了普里查特博士关于诗歌鉴赏的论述，普里查特用坐标横轴表示诗的完美性，用纵轴表示重要性，确立一个坐标点，计算其所占面积，便可测算诗的伟大指数。基廷要求学生将这一部分教材撕掉，以表示对文不及意学术腔的痛恨。
石遗先生曾谓：“论诗必须诗人 ，知此中甘苦者 ，方能不中不远 ，否则附庸风雅 ，开口便错。”确为不易之论。从形式上审查，普里查特博士的表述规范且近乎完美，将诗歌欣赏的感性沉迷转化为可资遵循的理性路径，将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审美体悟做成可视化的数学模型，既易于理解又具有操作性。但这改变不了标准化时代 “精致的平庸 ”的本质。他回答不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诗歌会比视像更美，更能让读者悸动与心跳、更能感受美丽与哀愁、更能使人眷恋这世间红尘？
严格说，悟诗比解诗更重要。南宋严羽借禅喻诗：“大抵禅道唯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民国时期有教授讲诗，一堂课下来，只一首一首朗诵，顶多在精妙之处停顿，连声感叹 “好诗，好诗 ”。行家眼中，这种做法或者更贴近诗的本质 ：诗歌往往只表现情绪，传达情感，能触摸这种情感，感受语言的体温，也就够了。用分析、归纳与综合的理性思维去规训感性、直觉的艺术思维会适得其反。基廷若目睹此教授上课，应该会心一笑。民国时期，学术体制化与管理表格化尚不发达，还能容忍如此行为，不过，在现代大学叠床架屋的评鉴体系里，此教授的解读方法不但难以出现在供同行观阅的学术期刊里，恐怕在繁复的课堂教学指标体系里都难以达标。
再往前看，释迦、孔子来教现代大学怕也难适应。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游戏神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亦多喜怒不测，言行每出其门人意料之外，有时极正经，有时却只开开玩笑。如此新鲜活泼，春光烂漫，很难保证不被习惯于标准化的管理者说成调笑宴宴。
全世界的学术圈越来越迷恋于自我发明的一套言说方式，甚至将这种言说方式视作身份证明，尽管经不起推敲与追问。经济学者开玩笑说，你只要用几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最终结论只是 “中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沿海 ”这样的常识，也会有不少杂志愿意刊布你的成果。最近几十年，经济学正在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不唯如此，各种冠以科研之名的成果充斥着采样的数据、数学建模与自我发明的公式。查尔斯 ·塞费在《数字是靠不住的》里专门批判过学术机构如何热衷于为一切事物制定方程式、公式，却不管这些公式与数字描述的规律到底能否成立。为了显示研究的科学性，作者用这些手段将读者绕得云里雾里后，得出一些不近人情且无聊透顶的结论。有心理学家归纳出健美的臀部公式，声称可以计算出完美的臀部。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幸福公式、痛苦公式和各类不知所云的大学排行榜、发展指数。学者们热衷于用图表、方程式、公式等数学语言对各种荒诞不经的学说进行华丽的包装，让那些愚蠢的想法显得证据确凿。
对数字、公式、模型等理性语言的迷恋折射出论文价值的真实来源。工业革命后，人类文明加速，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差不多都是以论文为呈现形式。在众多文体中，论文的优先地位得以彰显并逐渐巩固，科学研究范式获得众星捧月般的尊崇。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人文社会学往往被冠以人文社会科学之名，因为，不加上 “科学 ”两字，很难在学科分类日益细琐的现代知识体系里占据一席之地。既是科学研究，则有范式。库恩提出 “范式说 ”，用以界定什么该被研究、什么问题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质疑、回答问题该遵循何种原则，这些成了学术圈的广泛共识。同时，论文作为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自然也是学术圈心照不宣的另一种“范式 ”。
“五四 ”以来，科学与民主深入人心。崇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怕的是将崇尚科学偷换成崇尚论文。人类文明积累到今天，任何领域要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发现谈何容易？大多数人能做好传承就不错了，但发表压力之下，大量 “精致的平庸 ”的论文被生产出来。全球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就曾发表过一篇论证腰围大的女人更容易生男孩的论文，作者用一串炫目的数据加上花样百出的图表，让评审专家们忘掉了生物学基本常识：生男生女由染色体决定。
更可怕的是将论文变成一种变相的控制技术。但很不幸，本来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勇气与热情的论文正逐渐被资本主义精妙地胁迫与改造，变成大工业生产线上的流水产品。论文越来越八股，引论、本论、结论，对应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是一套规训体系，别想另搞一套，“publish or die”，谁敢不按这种套数写作？因此，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化产品，它操持着典型的工业化语言，其本质是为了顺应整个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从业者必须听话，配合流水线生产规则，主动阉割掉才情与灵气，不能有任何反抗标准化的冲动。按照指挥棒做，就会在这个资本主义主导的学术江湖里，获得可观的回报。
从这个角度看，论文已经被普遍异化了，它本为寻求真理驱逐黑暗，但现实中大多数论文写作者却不得不将它与生存、待遇挂钩，变成不折不扣的干禄文字。《儒林外史》里算得上正派的好人马二先生说过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就是孔老夫子在而今的话，也要做八股文，也要来考举，做举业，沿着科举走，要不然的哪个给你官做。”套用这句话，孔子活到现在，也要写论文，不写论文，谁会给你职称，谁会给你学术地位？英国文化评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实在受不了本为人类精神城堡的大学不得不 “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 ”，大学运行和管理的资本化、行政化和数字化导致 “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 ”，“空气中弥漫着审计和会计的话语 ”，此种语境下，故弄玄虚、绕来绕去的 “脚注密布的文章受到政府检查官的青睐 ”。
对平庸论文泛滥及所谓 “学术规范 ”的诟病不可谓不多，董桥的评说直击要害：“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他又批评：“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渀渀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说的都是实话，但他也惋惜金耀基不得不引用远远低于他本人识见者的话语，只为迁就现代学术体制的所谓规范。不这样做，就不能在 “学术共同体 ”获得掌声。连金耀基这样的大家尚且要就范，何况他人？故而，当下全球学术研究必然越来越匠气化，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八股化。 “项目体 ”、“学位体 ”造就的一代学者，压根没有耐心读书，更多的是在翻书与查书，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甚至背离了学术研究本质。
过度重视论文，造就了一个空前无趣的时代。在电子传媒逐步取代纸质媒体的今天，各种学术期刊还在逆市飘红，大量根本没发行量的学术期刊还活得异常滋润，中国学术界每年还要向 SCI“进贡 ”几十亿论文版面费。学者们一方面忙着计算各种投入与收益，另一方面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乏味时代增添了不少娱乐色彩。只是，标准化造成才情与灵气流失，这样下去，只怕人们最后会分不出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与“樱桃红了芭蕉绿了 ”的区别。
石遗先生曾谓：“论诗必须诗人 ，知此中甘苦者 ，方能不中不远 ，否则附庸风雅 ，开口便错。”确为不易之论。从形式上审查，普里查特博士的表述规范且近乎完美，将诗歌欣赏的感性沉迷转化为可资遵循的理性路径，将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审美体悟做成可视化的数学模型，既易于理解又具有操作性。但这改变不了标准化时代 “精致的平庸 ”的本质。他回答不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诗歌会比视像更美，更能让读者悸动与心跳、更能感受美丽与哀愁、更能使人眷恋这世间红尘？
严格说，悟诗比解诗更重要。南宋严羽借禅喻诗：“大抵禅道唯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民国时期有教授讲诗，一堂课下来，只一首一首朗诵，顶多在精妙之处停顿，连声感叹 “好诗，好诗 ”。行家眼中，这种做法或者更贴近诗的本质 ：诗歌往往只表现情绪，传达情感，能触摸这种情感，感受语言的体温，也就够了。用分析、归纳与综合的理性思维去规训感性、直觉的艺术思维会适得其反。基廷若目睹此教授上课，应该会心一笑。民国时期，学术体制化与管理表格化尚不发达，还能容忍如此行为，不过，在现代大学叠床架屋的评鉴体系里，此教授的解读方法不但难以出现在供同行观阅的学术期刊里，恐怕在繁复的课堂教学指标体系里都难以达标。
再往前看，释迦、孔子来教现代大学怕也难适应。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游戏神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亦多喜怒不测，言行每出其门人意料之外，有时极正经，有时却只开开玩笑。如此新鲜活泼，春光烂漫，很难保证不被习惯于标准化的管理者说成调笑宴宴。
全世界的学术圈越来越迷恋于自我发明的一套言说方式，甚至将这种言说方式视作身份证明，尽管经不起推敲与追问。经济学者开玩笑说，你只要用几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最终结论只是 “中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沿海 ”这样的常识，也会有不少杂志愿意刊布你的成果。最近几十年，经济学正在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不唯如此，各种冠以科研之名的成果充斥着采样的数据、数学建模与自我发明的公式。查尔斯 ·塞费在《数字是靠不住的》里专门批判过学术机构如何热衷于为一切事物制定方程式、公式，却不管这些公式与数字描述的规律到底能否成立。为了显示研究的科学性，作者用这些手段将读者绕得云里雾里后，得出一些不近人情且无聊透顶的结论。有心理学家归纳出健美的臀部公式，声称可以计算出完美的臀部。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幸福公式、痛苦公式和各类不知所云的大学排行榜、发展指数。学者们热衷于用图表、方程式、公式等数学语言对各种荒诞不经的学说进行华丽的包装，让那些愚蠢的想法显得证据确凿。
对数字、公式、模型等理性语言的迷恋折射出论文价值的真实来源。工业革命后，人类文明加速，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差不多都是以论文为呈现形式。在众多文体中，论文的优先地位得以彰显并逐渐巩固，科学研究范式获得众星捧月般的尊崇。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人文社会学往往被冠以人文社会科学之名，因为，不加上 “科学 ”两字，很难在学科分类日益细琐的现代知识体系里占据一席之地。既是科学研究，则有范式。库恩提出 “范式说 ”，用以界定什么该被研究、什么问题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质疑、回答问题该遵循何种原则，这些成了学术圈的广泛共识。同时，论文作为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自然也是学术圈心照不宣的另一种“范式 ”。
“五四 ”以来，科学与民主深入人心。崇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怕的是将崇尚科学偷换成崇尚论文。人类文明积累到今天，任何领域要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发现谈何容易？大多数人能做好传承就不错了，但发表压力之下，大量 “精致的平庸 ”的论文被生产出来。全球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就曾发表过一篇论证腰围大的女人更容易生男孩的论文，作者用一串炫目的数据加上花样百出的图表，让评审专家们忘掉了生物学基本常识：生男生女由染色体决定。
更可怕的是将论文变成一种变相的控制技术。但很不幸，本来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世界勇气与热情的论文正逐渐被资本主义精妙地胁迫与改造，变成大工业生产线上的流水产品。论文越来越八股，引论、本论、结论，对应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是一套规训体系，别想另搞一套，“publish or die”，谁敢不按这种套数写作？因此，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化产品，它操持着典型的工业化语言，其本质是为了顺应整个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从业者必须听话，配合流水线生产规则，主动阉割掉才情与灵气，不能有任何反抗标准化的冲动。按照指挥棒做，就会在这个资本主义主导的学术江湖里，获得可观的回报。
从这个角度看，论文已经被普遍异化了，它本为寻求真理驱逐黑暗，但现实中大多数论文写作者却不得不将它与生存、待遇挂钩，变成不折不扣的干禄文字。《儒林外史》里算得上正派的好人马二先生说过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就是孔老夫子在而今的话，也要做八股文，也要来考举，做举业，沿着科举走，要不然的哪个给你官做。”套用这句话，孔子活到现在，也要写论文，不写论文，谁会给你职称，谁会给你学术地位？英国文化评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实在受不了本为人类精神城堡的大学不得不 “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 ”，大学运行和管理的资本化、行政化和数字化导致 “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 ”，“空气中弥漫着审计和会计的话语 ”，此种语境下，故弄玄虚、绕来绕去的 “脚注密布的文章受到政府检查官的青睐 ”。
对平庸论文泛滥及所谓 “学术规范 ”的诟病不可谓不多，董桥的评说直击要害：“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他又批评：“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渀渀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说的都是实话，但他也惋惜金耀基不得不引用远远低于他本人识见者的话语，只为迁就现代学术体制的所谓规范。不这样做，就不能在 “学术共同体 ”获得掌声。连金耀基这样的大家尚且要就范，何况他人？故而，当下全球学术研究必然越来越匠气化，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八股化。 “项目体 ”、“学位体 ”造就的一代学者，压根没有耐心读书，更多的是在翻书与查书，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甚至背离了学术研究本质。
过度重视论文，造就了一个空前无趣的时代。在电子传媒逐步取代纸质媒体的今天，各种学术期刊还在逆市飘红，大量根本没发行量的学术期刊还活得异常滋润，中国学术界每年还要向 SCI“进贡 ”几十亿论文版面费。学者们一方面忙着计算各种投入与收益，另一方面繁忙地出席各种名目的论坛和会议，在会上互选为大师，使这个乏味时代增添了不少娱乐色彩。只是，标准化造成才情与灵气流失，这样下去，只怕人们最后会分不出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与“樱桃红了芭蕉绿了 ”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