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还没有分崩离析，但却处于捉襟见肘、危机四伏的状态。
　　欧洲的危机是由欧债引发的，因而经济问题无疑首当其冲。弗里德曼指出，欧盟的各成员国并不是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线上，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各国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又迥然不同：
　　有的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譬如德国，它更关心的是自贸区的市场；有的则以失业问题最为严峻，譬如法国，它需要的是刺激经济扩大就业；而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后，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勒紧腰带，紧缩财政，咬紧牙关度日，这不但在国内激起了大量民眾的愤怒，而且更使欧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欧盟的核心国家是德国和法国，它们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主张就很不一样。
　　欧洲面积不大，但却国家密集，二千多年来，一直处于既支离破碎又相互残杀的状态。近代以来，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欧洲逐渐形成了一些颇为不同的文化区域，如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德语区和法语区、南部欧洲和中、东欧，英吉利海峡两岸等。而位于这些板块的边缘地带，则既是彼此交融的区域，又是相互矛盾的高发区，弗里德曼将之定义为“边地”。认为在这些地方，一般情况下还可保持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冲突就会一触即发。
　　在《欧洲的新燃点》一书中，他用了很大篇幅，阐述这些“边地”可能出现的摩擦和较力。比如巴尔干与高加索之间，他认为这是有着“永不磨灭的宿怨”之区，是很难化干戈为玉帛的；位于俄欧边缘的一些夹缝国家，它们“既是西方通往东方的跳板，也是俄罗斯一方通往里海的道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这就使它们被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能踏错一步，否则就是死亡。
　　再比如，欧洲的地中海，它历来既是文明汇集之地，又是烽烟四起之乡。地中海南北两岸相距不过数百英里，但却是两大截然不同的文明区，一面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一面是则属于基督教的区域。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离，既比邻而居，又彼此敌视，而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已使这一地区处于极度的高危状态了。
　　还有土耳其，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当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它同时更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带，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沟通地中海与黑海的交通要冲，一方面它是连接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又是地中海与俄罗斯之间的纽带。如此八方通衢，无疑是各种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但也不能不是各种经济政治矛盾和各种文化纷争的是非之地。况且历史上各方的恩怨和纠葛本就不胜枚举，恩仇虽然能够泯灭，却也十分容易被重新唤醒。总之，这些为数众多的“边地”，极易成为擦枪走火的地方。
　　移民冲突是欧洲的又一不安定因素。弗里德曼认为，“所谓文化，即意味着希望与本身相似的人群生活在一起。”穆斯林喜欢自我聚居而与世隔离，欧洲人也不愿意与穆斯林为邻。由于收入普遍较低，穆斯林的居住区往往拥挤破旧，这就更凸显了与欧洲人的巨大贫富差别，从而不能不使怨气和不平累积起来。近几年中东持续不断的战火又制造了大量战争难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辗转进入欧洲，成为新移民。这不但使欧洲增强了它们早已存在的文化威胁感，而且又加剧了劳动力竞争，使就业问题更加雪上加霜，于是又迭加了一层经济威胁感；再加上难民中肯定会羼入少数恐怖分子，这就更增加了安全威胁感。如此种种，不能不使欧洲如同处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之上。
　　还不止此，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又使欧洲国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东山再起，这可能是对欧洲和平与繁荣的致命威胁，是挥之不去的“萧墙”之忧。弗里德曼认为，右翼政党和右翼势力将会是“新欧洲战争的‘癌细胞’”，这一估计恐怕并不过分。
　　我们希望欧洲能走出危机，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和文化联系，这应该是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