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诗人说的“一人”,就像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诗人,画家,友谊。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友谊,是人类曾经拥有、却又失去了的美好情感
　　
　　在欧洲,我每到一个城市有三个地方必去:咖啡馆、教堂和墓地。坐在咖啡馆里看人,可以通过人们的神态和声调揣摩这个城市的情绪;在大大小小、派别不一的教堂里,可以感受某种凌驾于我们之上的神性存在;漫步陵园,我从不觉得阴森凄凉,在远离俗欲的寂静里,能听到灵魂纯净的嗓音。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莫斯科的新处女修道院墓地、维也纳的中央陵园、罗马的新教墓地和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我能跟许多伟大的灵魂无声对话;在布拉格幸存的犹太墓区或罗马尼亚农民创意的欢乐墓园,我可以倾听无数普通人讲述的悲喜剧。
　　巴黎西北开车不用一个小时的奥维尔小镇,直通小镇的河滨公路,如今成了一条印象派的朝圣之路,沿途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示牌,牌子上贴着一幅幅名画的复制品,提醒游人:毕沙罗、塞尚、科罗、梵高等印象派大师当年曾在这作画。在寂静冷清的奥维尔墓园,一堵灰色的石墙根下,立着一对矮不过膝的朴素墓碑,棺盖上爬满了绿色藤蔓,从远处看去,两座墓碑像是从一个双人睡袋里钻出的两只脑袋。
　　这是兄弟俩——哥哥是梵高,弟弟是提奥。上大学时,我就读了《梵高传》和梵高兄弟的书信集,既激动于哥哥的疯狂灵感,又感动于弟弟的持久亲情。不过,说梵高“只爱艺术,不在乎金钱”并不是事实,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梦想发财,相信自己能够发财,认定自己能举办画展养活自己,并能偿还弟弟为他支付的生活费。梵高在临死前还跟弟弟许诺:“我或者用钱,或者用命来偿还。”最后,梵高用了后者,并且索去了弟弟命。1890年7月29日凌晨,37岁的梵高在奥维尔咽气,6个月后,提奥也撇下家人,安息在哥哥身旁。没有提奥,就没有梵高;反之,如果没有梵高,提奥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他俩的名字是不可分的,就像他们的墓,缺一不可。
　　在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东侧,有座两层的“小红房”,那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台阶上的游客密密麻麻,可光顾纪念馆的寥寥无几。想来,在崇尚物欲的消费时代,诗人的友谊很难成为主旋律。这两位英国诗人都葬在罗马新教墓地,或许因为他们,当地人叫它“英国墓地”。
　　1820年秋,身患肺结核的济慈接到雪莱发自比萨的盛情邀请,离开雾都,几经辗转,11月初抵达罗马,由于旅途疲乏,他和陪行的好友、画家塞维恩在“小红房”租了套客房暂做休整,结果一病不起。塞维恩心怀惊恐地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一个月后济慈病逝,遗骨葬在新教墓地。两年后,雪莱海上遇难,他的尸体虽被火化,但他的心脏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为邻。
　　“葬在如此甜蜜的地方,让人爱上死亡。”雪莱生前曾浪漫地说过。
　　济慈死后56个春秋,那位与他情同手足的英国画家维恩特,也回到罗马与他生死相伴。他俩的墓碑并肩而立,就像长眠奥维尔的梵高兄弟。在两座墓碑中间,还有块很小的石碑,据说是维恩特的早夭的孩子。不知为什么,望着这三座墓碑,我忽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忽然萌生出一个几乎让自己落泪的莫名念头:这个婴孩并没有死,肯定活在某个只有这对挚友才知晓的无人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