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韋伯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文集》的序言开头，他指出：“这些文章原本只是碰巧与《经济与社会》这部论著一起出版，而《经济与社会》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大纲》的一部分。所以《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文集》中的文章则是为了解释和补充《经济与社会》中论宗教社会学的章节。”
　　这一段话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马克斯·韦伯要在《经济与社会》当中处理什么问题？从一方面来说，它是一个远比这本书宏大的《社会经济大纲》（Grundri βder Sozialokonomik）这一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和韦伯对宗教体系的深入探索齐头并进，而代表韦伯这一深入探索的就是他对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在他看来这些宗教塑造了人类的主要文明。
　　因此，在进入细节之前，我首先想澄清一下“经济与社会”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即使是《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的主编们，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地位偶尔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可归结于两个事实：首先，《经济与社会》这一作品在构思上花了好几年时间；其次，这部著作从未在整体上完成。经过数年的猜测、讨论和研究，现在我们对于马克斯·韦伯的这部巨著如何形成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
　　有证据证明，仅仅通过几年的思考，韦伯已将《经济与社会》的初步脉络拟好。从一九0五年开始，韦伯与出版商保罗·西贝克（Paul Siebeck）就修订新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ch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这一计划一直在通信，这本书原是由勋伯格（Gustav von Schonberg）来编辑的，但随着勋伯格在一九0八年一月三日去世，计划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在此之后，此书的构思亦变得更明确了。从韦伯在一九0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和三十一日与出版商的通信中可发现，早在一九。九年五月，《经济与社会》的初步计划就已存在，在这一阶段，这部书的标题还是《政治经济学手册》。一年后，韦伯为《经济与社会》拟定了一份新的提纲，并印在六页纸上，一方面在内部传阅，一方面发给其他将要为此书贡献内容的作者。稿件的期限被设定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曾通过一个比较研究展现了这一写作格局如何在一九一0到一九一四年期间发生变亿。根据这一“分工计划”（Stoffverteilungsplan），第一部的标题是“经济与经济科学”（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wissrischaft），马克斯·韦伯在其中为自己分配的是如下几个主题：
　　第三节（经济、自然与社会）：“经济与种族”“经济与法律”“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文化”以及一段评论“历史唯物论的批评”；
　　第四节（经济学）：“对什么提问题及提问的逻辑特性”；
　　在第二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元素”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这一标题下，韦伯负责写作“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等。
　　我们不知道在此期间韦伯还写了哪些部分。但是，我们知道韦伯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一九一二年六月和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给其他编辑群发过信件，或者至少写过相应的草稿。在最后一封信——写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八日——当中，韦伯说“社会经济手册”会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开始印刷（当正式开始印刷的时候，书名被改成了《社会经济大纲》）。
　　但是，在一九一四年，韦伯再次展示了一个新的提纲，并且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日完成了一篇前言。其中，马克斯·韦伯将自己作为第三部分（标题是“经济与社会”）第一章的作者，而整本书会是一部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这部著作现在叫作《社会经济大纲》。韦伯写作的这部分内容的标题是“经济与规范性和实际的权力”。
　　施鲁赫特的研究揭示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韦伯作为编辑，在第一至第五部分中分别出版了哪些内容。当年第三部分“经济与社会”并未出版，而是直到一九二一年才面世，它的副标题早在一九一四年就构思好了：“经济与规范性和实际的权力”。关于这部分的出版，韦伯与出版商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签订了新的合约。
　　韦伯在他一九一四年撰写的前言当中已经指出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想法：“基本的想法就是研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作为生活总体理性化之一部分的经济发展。”

二

　　从一开始马克斯·韦伯就是顺着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的。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韦伯在给卡尔·毕歇尔（Karl Bucher）的信中写道：“我正在通过一个比较和系统的方式处理政治组织的结构，而这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人们总是说：‘业余的人才进行比较。’咱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历史应该建立特定于某个事物的内容，比如说中世纪城市。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找到其他城市（古代的，中国的，伊斯兰的城市）当中缺失的部分。对于其他东西亦然。”
　　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韦伯与出版商在一九一0年已经订立了合约，计划出版一个两卷本的《政治经济手册》。根据韦伯对于这本手册的构思，其中应当包括一个总体的理论大纲（第一部分）和一个处理特定主题的部分（第二至第五部分）。在这一阶段，韦伯主要的兴趣在于对现代经济建立一个理论且结构性的解释，而历史性的方面则被他忽视了。
　　根据勋伯格家族的要求，编者们与作者们在一九一四年春天达成了新的合同，也就是关于之前已经提到的《社会经济大纲》。韦伯对新的“大纲”的构思包括两卷九个部分。这次重构主要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这里就不具体说了。但是，这一份一九一四年六月二日完成的计划透露出了这项工作的特点：它与当时的趋势相符合，即要对韦伯称为“社会经济”的不同侧面或者领域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
　　韦伯自己首先贡献了标题为“经济与社会”的这部分，此时它被改编成“经济，诸社会秩序与权力”（Wirtschan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nOrdnungen und Machte）以及另外七篇文章：《现代国家秩序与资本主义》《现代新闻的一般含义》《资本主义的经济阻力与社会阻力》《资本主义与不同的人口群》《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贵族与社会贵族》《农民阶层与农民政治》和《工人阶级的本质与社会状况》。但是这些计划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遭遇了危机，而当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之后，他所有的计划都被拒绝或者被搁置了。直到一九一九年韦伯才重启这项计划，并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再次与出版商签订了新的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