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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慧敏，女，1995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介休市，就读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一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1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1]对于古代大多数士人来说，士而后大夫是他们最初也是最高的梦想。在他们老年功成名就之后便会返乡做一位家乡的绅，所谓“乡绅”。这时他们虽说已经解甲归田，但是由于曾经的辉煌，乡绅在家乡本地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层社会的流动机制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士人成为市农工商四民社会的领导与践行者，这就无意识地给予士人权威，而这些士人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他们有义务帮助朝廷稳定其下层社会，他们也有义务为百姓谋取利益，即为天下安，为百姓利。
然而，虽说乡绅从狭义上来说仅仅是代表着这些人，但是还有一些非大夫的读书人，他们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幸运者，未能入统。但是他们仍然有着心灵上的优越感，虽未能成为统治者，但是仍有一定的名分，如“秀才、举人”。因此，他们与这些传统的乡绅一样有着作为读书人的责任感，对于儒家的一切伦理法则坚决践行。本文的主人公刘大鹏便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乡绅。
这本书叫做《退想斋日记》，作者是刘大鹏。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人。他生于一个新旧转换，中外混杂的复杂社会，甚至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乡绅以舌耕度日，为乡人进行文化传播，为百姓利。他那引以自傲的士人已不是四民之首的身份，甚至由于这层无一技之长的身份穷困潦倒，变卖土地。为适应新时代，为取一求食之处，他不得已从商、从政。
一、士人
刘大鹏曾在日记中写到“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2]”。可以看到刘大鹏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无异处，从小便从师授业，读四书五经以求取功名。一方面他自信“在为所学之士[3]”痛击时弊政，甚至“以治疗鸦片之方为乡人”[4]；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也写出大量的文章以规劝乡人。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刘大鹏可谓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自身的前途和国家的未来都充满希望，认为鸦片事件可以解决，而自身的鸿鹄之志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天不遂人愿。他曾于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考取舉人。他由于在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会试中均为中，便只好以舌耕度日养家糊口。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刘大鹏虽然屡次失败，但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一方面士人四民之首的地位便没有变，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在，那么就必然有人去考试，必会有人学习四书五经，刘大鹏教习的职业便不会失去，他的生活便可以维持下去。因此士人这个身份在他的心中是不会变动的。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清末士人的地位和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大鹏也许会为了自己的生计放弃士人这个身份。
二、亦官亦商
1905年10月15日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古老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选官制度就此中断。然而，在这种旧的选官制度废除之前，或者说退一步讲，在这种旧的选官制度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未有一种适应于全国各地士人上升到统治机构的流动机制。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士人和即将成为知识分子的人来说，这些是不适应于他们的。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不得不是一个“世变如此，殊可畏惧”[5]的噩耗！在刚刚废除科举制时，李大鹏时常是一种“心若死灰”[6]的心情，经常仰天长叹“无可挽回”[7]！但是现实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得不为自身及其家人的生计而奔波。首先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由于刘大鹏的举人身份被推荐为县议长。虽说刘大鹏本人很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他也再三推辞，但是最终一方面为了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为乡人谋利以实现之前所不能实现的愿望。但是，由于民国刚刚成立很多事情或许并不是尽如人意，很多官员也并没有做到革命之前做宣传的三民主义，加上刘大鹏本人带有的儒家的那种“夫子”思想自身也不能融入官僚阶级的这种思想中去，因此很快，刘大鹏便辞去议长的职位。一年后，刘大鹏“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8]。但是，他虽常常如山出力其事，却依然时时阅读经书，反省其身，甚至时常自叹自乂“虚生”[9]！因此，刘鹏虽然从政从商，其实仍将自身定义为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士人。
三、亦农亦绅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混乱、激变、贫困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许多处在政治权利边缘的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武装革命，为中国的未来也为自身的发展而选择了一天新的道路。而像刘大鹏、梁启超、甚至是胡适这样的一些士人、半士人由于历史的选择而被淘汰。但是他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社会做着别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一方面，他经常与仆人“为农，日夜匆忙之外，为乡人所不解”。对于他来说，耕读是作为一士人的必要课程，作为士人就应当这样，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耕也是可以领悟人生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刘大鹏在经常在晚年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情，如他投资兴建晋祠，撰写《晋祠志》，兴建道路，水利，为农民伸张正义。阎锡山掌管山西期间搜刮民脂民膏引起社会百姓的不满，刘大鹏曾经上南京国民政府请愿书，“鲍伯坪”，为百姓所称道。
乡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且重要的群体，他们对于中国朝廷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及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由于自身与外界的原因，他们似乎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刘大鹏作为乡绅的一个代表，他努力着想适应着新时代的改变，经历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从一介以舌耕度日的士人最终转变为一个亦农亦商，亦官亦绅的多重身份的人。
注释：
[1]孔子，《论语》.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250。
[2]同上书，第198页。
[3]同上书，第57页。
[4]同上书，第11页。
[5]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6]同上书，第146页。
[7]同上书，第147页。
[8]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9]同上书，第198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1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1]对于古代大多数士人来说，士而后大夫是他们最初也是最高的梦想。在他们老年功成名就之后便会返乡做一位家乡的绅，所谓“乡绅”。这时他们虽说已经解甲归田，但是由于曾经的辉煌，乡绅在家乡本地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上下层社会的流动机制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士人成为市农工商四民社会的领导与践行者，这就无意识地给予士人权威，而这些士人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他们有义务帮助朝廷稳定其下层社会，他们也有义务为百姓谋取利益，即为天下安，为百姓利。
然而，虽说乡绅从狭义上来说仅仅是代表着这些人，但是还有一些非大夫的读书人，他们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幸运者，未能入统。但是他们仍然有着心灵上的优越感，虽未能成为统治者，但是仍有一定的名分，如“秀才、举人”。因此，他们与这些传统的乡绅一样有着作为读书人的责任感，对于儒家的一切伦理法则坚决践行。本文的主人公刘大鹏便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乡绅。
这本书叫做《退想斋日记》，作者是刘大鹏。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人。他生于一个新旧转换，中外混杂的复杂社会，甚至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乡绅以舌耕度日，为乡人进行文化传播，为百姓利。他那引以自傲的士人已不是四民之首的身份，甚至由于这层无一技之长的身份穷困潦倒，变卖土地。为适应新时代，为取一求食之处，他不得已从商、从政。
一、士人
刘大鹏曾在日记中写到“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2]”。可以看到刘大鹏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无异处，从小便从师授业，读四书五经以求取功名。一方面他自信“在为所学之士[3]”痛击时弊政，甚至“以治疗鸦片之方为乡人”[4]；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也写出大量的文章以规劝乡人。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刘大鹏可谓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自身的前途和国家的未来都充满希望，认为鸦片事件可以解决，而自身的鸿鹄之志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天不遂人愿。他曾于1878年考取秀才，1884年考取舉人。他由于在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会试中均为中，便只好以舌耕度日养家糊口。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刘大鹏虽然屡次失败，但科举制度没有废除，一方面士人四民之首的地位便没有变，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在，那么就必然有人去考试，必会有人学习四书五经，刘大鹏教习的职业便不会失去，他的生活便可以维持下去。因此士人这个身份在他的心中是不会变动的。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清末士人的地位和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大鹏也许会为了自己的生计放弃士人这个身份。
二、亦官亦商
1905年10月15日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制，古老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选官制度就此中断。然而，在这种旧的选官制度废除之前，或者说退一步讲，在这种旧的选官制度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未有一种适应于全国各地士人上升到统治机构的流动机制。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士人和即将成为知识分子的人来说，这些是不适应于他们的。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不得不是一个“世变如此，殊可畏惧”[5]的噩耗！在刚刚废除科举制时，李大鹏时常是一种“心若死灰”[6]的心情，经常仰天长叹“无可挽回”[7]！但是现实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得不为自身及其家人的生计而奔波。首先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由于刘大鹏的举人身份被推荐为县议长。虽说刘大鹏本人很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他也再三推辞，但是最终一方面为了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为乡人谋利以实现之前所不能实现的愿望。但是，由于民国刚刚成立很多事情或许并不是尽如人意，很多官员也并没有做到革命之前做宣传的三民主义，加上刘大鹏本人带有的儒家的那种“夫子”思想自身也不能融入官僚阶级的这种思想中去，因此很快，刘大鹏便辞去议长的职位。一年后，刘大鹏“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8]。但是，他虽常常如山出力其事，却依然时时阅读经书，反省其身，甚至时常自叹自乂“虚生”[9]！因此，刘鹏虽然从政从商，其实仍将自身定义为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士人。
三、亦农亦绅
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处于混乱、激变、贫困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的许多处在政治权利边缘的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武装革命，为中国的未来也为自身的发展而选择了一天新的道路。而像刘大鹏、梁启超、甚至是胡适这样的一些士人、半士人由于历史的选择而被淘汰。但是他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社会做着别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一方面，他经常与仆人“为农，日夜匆忙之外，为乡人所不解”。对于他来说，耕读是作为一士人的必要课程，作为士人就应当这样，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耕也是可以领悟人生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刘大鹏在经常在晚年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情，如他投资兴建晋祠，撰写《晋祠志》，兴建道路，水利，为农民伸张正义。阎锡山掌管山西期间搜刮民脂民膏引起社会百姓的不满，刘大鹏曾经上南京国民政府请愿书，“鲍伯坪”，为百姓所称道。
乡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且重要的群体，他们对于中国朝廷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及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由于自身与外界的原因，他们似乎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刘大鹏作为乡绅的一个代表，他努力着想适应着新时代的改变，经历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从一介以舌耕度日的士人最终转变为一个亦农亦商，亦官亦绅的多重身份的人。
注释：
[1]孔子，《论语》.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250。
[2]同上书，第198页。
[3]同上书，第57页。
[4]同上书，第11页。
[5]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6]同上书，第146页。
[7]同上书，第147页。
[8]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9]同上书，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