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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闻的热潮刚刚过去，电视新闻据说已进入到“后民生”时代。这意味着，对于关注中国新闻改革的人们来说，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又形成了。不过，回过头静下来想想，有些问题还有待澄清。所谓电视民生新闻，从新闻素材、聚焦范围，以及报道方式来看，明明就是社会新闻，明明就是地方性新闻。①为什么从业者却要冠之以“民生新闻”?对民生新闻，尽管有不少批评意见，但整体而言，人们不仅认可了民生新闻的提法，而且对这种新闻类型寄予厚望。李幸认为，肇始于南京地区的民生新闻是“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②这一论断从电视传播基本理念的变迁来看，有一定说服力。但是，众所周知，“革命”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更宽泛的含义：“革命”寄寓了普遍乐观的超越性想象，超越性的意指不单限于观念，而且关涉到“制度”和“体制”的层面。因此，离开新闻规制来谈“革命”，似有不妥，也不利于对中国电视新闻现状做准确的把握。民生新闻“革命论”者对体制避而不谈，显然成问题。几年来，关于民生新闻的讨论非常之多，但遗憾的是，很少有论者从新闻体制和新闻改革的角度着眼，本文拟就此略陈己见，以抛砖引玉。
地方性社会新闻上电视
民生新闻究竟改变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地方性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地方性社会新闻在报纸上早就有过实践，并且也曾掀起过热潮，不算是横空出世。第二，大规模集中在电视上做这类新闻，的确是第一次。社会新闻以前主要是在晚报上做。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晚报就有较大发展。资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报纸先后有近200家，其中晚报的比例占1/10，大概有二十几家。”③解放初期，政府领导认为晚报的读者对象是工商界、小市民等落后阶层，因而受到打压，奄奄一息。改革开放以后，晚报开始进入复兴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迅猛。1997年上半年，全国晚报的数量增加到116家。④当时还涌现出大批周末报和都市报，为了招揽读者，都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晚报理念在整个报纸领域蔓延，甚至波及到党报，所谓“大报小报化”指的就是这一现象。
不过，地方性社会新闻对于电视而言，却是姗姗来迟。1993年创办的《东方时空》是第一次创新，尤其是其间子栏目《焦点时刻》(后为《焦点访谈》)，追踪热点，进行深度剖析，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焦点”旋风。有论者称2002年前后出现的民生新闻为“晚报体”，进而把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主导模式概括为三个阶段：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民生新闻究其实际，是延续晚报的实践，做地方性社会新闻。至2002年，地方电视台才开始大规模地做地方性社会新闻。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新闻体制已经引进市场机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新闻与地方新闻并不足以犯忌，它的“革命”意味当然也就丧失了。因此，客观地说，民生新闻虽然作为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但对现有的新闻规制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次“非常规行为”而已。
以民生的名义合法化
把社会新闻大规模地搬上电视，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体现出实践者的勇气与见识。但是，他们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于使这一“非常规行为”合法化，进而成为现有新闻规制下寻求创新的“革命”典范。所谓合法化，体现为电视社会新闻的最早实践者为了寻求现有新闻体制的支持，熟练地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采用特定的符号或象征对非常规的探索行为予以命名、阐述，以此来述说其改革行为。海外学者潘忠党在考察中国新闻改革时认为，改革大环境的不确定程度很高，为了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改革的主体采取上、下‘合作’的途径，以‘经营方式’为驱动，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与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以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⑤这一概括点明了这一事实：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大多来自“下”层新闻从业人员临场发挥的“创意”，这些创意是被淘汰，还是被作为典型，最终将取决于“上”层的态度。而上下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师出有名”，换言之，这种尝试要能够用主导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有效地解释，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革尝试的合法化。
第一次大规模在电视上做社会新闻始于江苏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栏目推出以后，迅速抓住了收视市场。主要策划者、该频道总监景志刚认识到“新闻学的概念系统出现了某种滞后迹象，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概括确认《南京零距离》这类已大量出现在我们新闻实践中的节目样态的内涵与价值。”可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合法化”意识，因为占领市场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让“老百姓”、“老板”满意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要让“老干部”满意，也就是说，只有在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后，地方台的社会新闻实践才能深入下去，才能既“叫座”又“叫好”。景志刚意识到：“这样的新闻用旧有的诸如‘社会新闻’‘舆论监督’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已严重词不达意，也许更适合使用‘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闻报道的‘三贴近’宣传原则。”⑥“民生”新闻的命名正是借用“三个代表”和“三贴近”的意识形态语汇，把电视社会新闻阐释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从而使这一非常规行为合法化。
这一概念提出来以后，获得受众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其火爆程度甚至出乎肇始者的意料之外。在很短的时间内，“民生新闻”以“民生”的名义所进行的合法化举措，已经斩获成功。民生新闻概念提出的第二年，即2004年，有论者针对通常被称为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之一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的实践，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并不矛盾，二者在内涵上具有某种关联度，甚或把公共新闻看作民生新闻的提升、超越与突破。⑦这是新闻从业者对符号资源的争夺，二者所借鉴的符号资源的来路不同。民生新闻的符号资源来源于本土的、党的新闻传统，即“三个代表”思想和“三贴近”宣传原则，而公共新闻的符号资源来源于美国的新闻实践。⑧二者的合法性地位判然有别，面对本土丰厚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资源，西方的话语显然无法获胜，真要斗起来，一句“水土”不服，或“不符合中国国情”，后者就可以被轻易打发掉。
电视革命的幻象
民生新闻顺利地完成了它的登台仪式。这种合法化仪式，表明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步履维艰，也彰显出新闻体制的弊端。至少显露出两方面的弊端。第一，对媒介性质的定位模糊。党和国家认定所有的媒体都是喉舌，都是意识形态机器，并通过各种手段全面规制，但同时，又在传媒领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各级电视台一方面承担着舆论宣传的重任，向各级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从业者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退两难。按理说，由于传输技术的进步，频道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指定一些喉舌频道，而任凭其他的一些频道去做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⑨如果做这样的区分，性质定位清晰的话，在电视上做社会新闻也就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民生新闻，被制造为“革命”的幻象，根本原因是媒介性质定位模糊。第二，管理失范，竞争失序。国家对所有电视台进行改制与管理，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划分实力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由行政管理来设定权限，造成市场竞争的极大不公正。地方台倘要做新闻，为生存考虑，必然会去做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既是必然，就大大方方地去做。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重重壁垒，种种规训，使得从业者在进行新闻实践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话语构建。
不妨说，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媒体在当前新闻规制下所进行的一次巧妙突围；这一突围，是和体制共谋(合法化)的结果；这一突围是成功的。从业者既获得了市场，同时还获得了话语权利，二者相互为用。这种以“民生”的名义进行的市场突围，很难说得上是“革命”。正如王雄所指出的那样：“严格地讲，在现代中国，如果现存的媒体制度框架自身(尤其是电视新闻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电视新闻制作机制和播出机制以及制度许可的电视新闻竞争的多元竞争态势)没有发生革命的话，动辄以‘革命’来命名一种新的节目样式是不明智的，也是缺乏常识的。”⑩
民生新闻的实践，开拓了电视新闻的叙述空间，探索出一些新的传播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应该对它的意义进行过度阐释，民生新闻作为地方台基于自身生存突围的非常规行为，并不具有普适性。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民生新闻以“民生”的名义，一路高歌地冲向市场，超高的收视率、惊人的广告价位，其背后究竟有多少“民生”的含量?人们彼此都心照不宣。的确，它满足了多元主体：首先，民生新闻真正收获了市场，符合媒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媒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广告商也乐了；其次，它俘获了受众，迎合了他们的趣味，据说民生新闻甚至使收看新闻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它还通过合法化，通过在新闻规制中的适时调整，(11)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电视的“革命”不过是一个由电视新闻实践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主流意识形态在既有的新闻规制下共同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注 释：
①这一看法并非笔者一己之见。李良荣在《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2004-1-6)中说：“像我们南京的电视新闻，最红的《南京零距离》，这是什么节目啊?讲好听一点，‘零距离’是市民新闻，讲低一点叫市井新闻，市井无赖，打架啦吵架啦，不付钱啦，夏天人们脱衣服啦，那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全国都是‘零距离’。”
②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l)。
③曹正文、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④丁法章：《我当晚报老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⑥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革》，《新闻传播与研究》，1997(3)。
⑦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11)。
⑧相关文章参见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朱菁、江藜藜：《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价值理念的提升》，《新闻实践》，2005(2)；赵虎、王欣：《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品质提升与自我超越》，《新闻前哨》，2005(7)。
⑨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l)。
⑩王雄：《电视民生新闻的幻象和转型》，《现代传播》，2006(2)。
(11)以南京为例，新闻管理部门以行政介入的方式对民生新闻的负面报道加以控制。负面报道数量迅速下降，《南京零距离》2003年1月20日～26日一周的负面报道数为93条，2006年5月8日—14日一周的负面报道数量仅为33条。
(金昌庆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易前良为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编校：郑 艳
地方性社会新闻上电视
民生新闻究竟改变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地方性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地方性社会新闻在报纸上早就有过实践，并且也曾掀起过热潮，不算是横空出世。第二，大规模集中在电视上做这类新闻，的确是第一次。社会新闻以前主要是在晚报上做。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晚报就有较大发展。资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报纸先后有近200家，其中晚报的比例占1/10，大概有二十几家。”③解放初期，政府领导认为晚报的读者对象是工商界、小市民等落后阶层，因而受到打压，奄奄一息。改革开放以后，晚报开始进入复兴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迅猛。1997年上半年，全国晚报的数量增加到116家。④当时还涌现出大批周末报和都市报，为了招揽读者，都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晚报理念在整个报纸领域蔓延，甚至波及到党报，所谓“大报小报化”指的就是这一现象。
不过，地方性社会新闻对于电视而言，却是姗姗来迟。1993年创办的《东方时空》是第一次创新，尤其是其间子栏目《焦点时刻》(后为《焦点访谈》)，追踪热点，进行深度剖析，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焦点”旋风。有论者称2002年前后出现的民生新闻为“晚报体”，进而把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主导模式概括为三个阶段：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民生新闻究其实际，是延续晚报的实践，做地方性社会新闻。至2002年，地方电视台才开始大规模地做地方性社会新闻。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新闻体制已经引进市场机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新闻与地方新闻并不足以犯忌，它的“革命”意味当然也就丧失了。因此，客观地说，民生新闻虽然作为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上电视，但对现有的新闻规制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次“非常规行为”而已。
以民生的名义合法化
把社会新闻大规模地搬上电视，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体现出实践者的勇气与见识。但是，他们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于使这一“非常规行为”合法化，进而成为现有新闻规制下寻求创新的“革命”典范。所谓合法化，体现为电视社会新闻的最早实践者为了寻求现有新闻体制的支持，熟练地利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采用特定的符号或象征对非常规的探索行为予以命名、阐述，以此来述说其改革行为。海外学者潘忠党在考察中国新闻改革时认为，改革大环境的不确定程度很高，为了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改革的主体采取上、下‘合作’的途径，以‘经营方式’为驱动，以‘临场发挥’为基本行为特征，创造性地运用改革话语中市场经济与党的新闻事业的语汇，以改造新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重构现存体制的内在活动空间。”⑤这一概括点明了这一事实：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大多来自“下”层新闻从业人员临场发挥的“创意”，这些创意是被淘汰，还是被作为典型，最终将取决于“上”层的态度。而上下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师出有名”，换言之，这种尝试要能够用主导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有效地解释，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革尝试的合法化。
第一次大规模在电视上做社会新闻始于江苏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栏目推出以后，迅速抓住了收视市场。主要策划者、该频道总监景志刚认识到“新闻学的概念系统出现了某种滞后迹象，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概括确认《南京零距离》这类已大量出现在我们新闻实践中的节目样态的内涵与价值。”可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合法化”意识，因为占领市场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让“老百姓”、“老板”满意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要让“老干部”满意，也就是说，只有在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后，地方台的社会新闻实践才能深入下去，才能既“叫座”又“叫好”。景志刚意识到：“这样的新闻用旧有的诸如‘社会新闻’‘舆论监督’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已严重词不达意，也许更适合使用‘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闻报道的‘三贴近’宣传原则。”⑥“民生”新闻的命名正是借用“三个代表”和“三贴近”的意识形态语汇，把电视社会新闻阐释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从而使这一非常规行为合法化。
这一概念提出来以后，获得受众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其火爆程度甚至出乎肇始者的意料之外。在很短的时间内，“民生新闻”以“民生”的名义所进行的合法化举措，已经斩获成功。民生新闻概念提出的第二年，即2004年，有论者针对通常被称为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之一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的实践，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他们认为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并不矛盾，二者在内涵上具有某种关联度，甚或把公共新闻看作民生新闻的提升、超越与突破。⑦这是新闻从业者对符号资源的争夺，二者所借鉴的符号资源的来路不同。民生新闻的符号资源来源于本土的、党的新闻传统，即“三个代表”思想和“三贴近”宣传原则，而公共新闻的符号资源来源于美国的新闻实践。⑧二者的合法性地位判然有别，面对本土丰厚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资源，西方的话语显然无法获胜，真要斗起来，一句“水土”不服，或“不符合中国国情”，后者就可以被轻易打发掉。
电视革命的幻象
民生新闻顺利地完成了它的登台仪式。这种合法化仪式，表明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步履维艰，也彰显出新闻体制的弊端。至少显露出两方面的弊端。第一，对媒介性质的定位模糊。党和国家认定所有的媒体都是喉舌，都是意识形态机器，并通过各种手段全面规制，但同时，又在传媒领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各级电视台一方面承担着舆论宣传的重任，向各级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从业者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退两难。按理说，由于传输技术的进步，频道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指定一些喉舌频道，而任凭其他的一些频道去做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⑨如果做这样的区分，性质定位清晰的话，在电视上做社会新闻也就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民生新闻，被制造为“革命”的幻象，根本原因是媒介性质定位模糊。第二，管理失范，竞争失序。国家对所有电视台进行改制与管理，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划分实力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由行政管理来设定权限，造成市场竞争的极大不公正。地方台倘要做新闻，为生存考虑，必然会去做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既是必然，就大大方方地去做。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重重壁垒，种种规训，使得从业者在进行新闻实践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话语构建。
不妨说，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媒体在当前新闻规制下所进行的一次巧妙突围；这一突围，是和体制共谋(合法化)的结果；这一突围是成功的。从业者既获得了市场，同时还获得了话语权利，二者相互为用。这种以“民生”的名义进行的市场突围，很难说得上是“革命”。正如王雄所指出的那样：“严格地讲，在现代中国，如果现存的媒体制度框架自身(尤其是电视新闻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电视新闻制作机制和播出机制以及制度许可的电视新闻竞争的多元竞争态势)没有发生革命的话，动辄以‘革命’来命名一种新的节目样式是不明智的，也是缺乏常识的。”⑩
民生新闻的实践，开拓了电视新闻的叙述空间，探索出一些新的传播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应该对它的意义进行过度阐释，民生新闻作为地方台基于自身生存突围的非常规行为，并不具有普适性。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民生新闻以“民生”的名义，一路高歌地冲向市场，超高的收视率、惊人的广告价位，其背后究竟有多少“民生”的含量?人们彼此都心照不宣。的确，它满足了多元主体：首先，民生新闻真正收获了市场，符合媒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媒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广告商也乐了；其次，它俘获了受众，迎合了他们的趣味，据说民生新闻甚至使收看新闻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它还通过合法化，通过在新闻规制中的适时调整，(11)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电视的“革命”不过是一个由电视新闻实践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主流意识形态在既有的新闻规制下共同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注 释：
①这一看法并非笔者一己之见。李良荣在《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2004-1-6)中说：“像我们南京的电视新闻，最红的《南京零距离》，这是什么节目啊?讲好听一点，‘零距离’是市民新闻，讲低一点叫市井新闻，市井无赖，打架啦吵架啦，不付钱啦，夏天人们脱衣服啦，那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全国都是‘零距离’。”
②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l)。
③曹正文、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④丁法章：《我当晚报老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⑥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革》，《新闻传播与研究》，1997(3)。
⑦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11)。
⑧相关文章参见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朱菁、江藜藜：《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价值理念的提升》，《新闻实践》，2005(2)；赵虎、王欣：《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品质提升与自我超越》，《新闻前哨》，2005(7)。
⑨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l)。
⑩王雄：《电视民生新闻的幻象和转型》，《现代传播》，2006(2)。
(11)以南京为例，新闻管理部门以行政介入的方式对民生新闻的负面报道加以控制。负面报道数量迅速下降，《南京零距离》2003年1月20日～26日一周的负面报道数为93条，2006年5月8日—14日一周的负面报道数量仅为33条。
(金昌庆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易前良为河海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