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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没有灵魂内核的“诗歌”大行其道
谈到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看法，有一点不可否认，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新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新诗已经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误区：相当一部分诗歌只是一味地玩弄语言，只有看似花哨的躯壳，而失去了灵魂的内核。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经当面冒昧地问过国内一家重要诗歌刊物的一名编辑，“对于贵刊编发的诗歌，你都能看得懂吗？”可能没有想到初次见面我就提出如此突兀而尖锐的问题，他先是一怔，迟疑一会儿之后，他回答说：“我们专业的诗歌编辑，肯定看得懂，我们一看就看得懂的。”但从他的语气中，明显可以听出底气不足。这名编辑其实也是一名诗人，说实话，我读过他的一些诗歌，总体来说，他的诗歌写得还不错，语言也很朴实，但为何其所在的刊物却经常刊登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呢？这就是当下的诗歌“形势”使然，一些所谓“名人大家”写的诗歌，即使看不懂，诗歌刊物的主编及编辑们也不敢说看不懂，因为你如果说出“看不懂”，那就往往会被那些“名人大家”讥笑为不懂诗歌，于是这些诗歌编辑就云里雾里地把这些晦涩的诗歌编发出来。专业诗歌刊物刊发的“名人大家”的诗歌，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的，一些基层的诗歌作者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出来，也认认真真加以模仿。于是，久而久之，不少中国新诗晦涩成风……
如今在中国诗坛，一看到明白易懂的诗歌，不少人就会脱口而出：“不是好诗，不够含蓄！”而丝毫不去品悟诗歌表现的思想和内在的情怀。甚至有人“慷慨陈词”：“诗歌是小众的艺术，不需要社会大众能看得懂，多数人看不懂，这是正常的！”似乎越是读者看不懂的东西，反而就写得越高明。这样的说辞不是自欺欺人吗？依我看，这有点皇帝的新装的味道，明明没穿衣服，偏偏认为自己穿了衣服；明明写得不知所云，偏偏要说自己这是创新之作！
诚然，诗歌可以讲究含蓄，但含蓄并非等同于晦涩。
自古以来，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一不是拥有着众多的读者，否则就不可能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都是以现实为依托，都是以赋、比、兴等手法进行创作，从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主题思想。“凡有井水处，皆能咏柳词”，由此可见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必然植根于人民大众这块肥沃的土壤，也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理性：诗歌圈的“热”遭遇社会关注的“冷”
著名诗歌评论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多次著文表达了对当下新诗创作存在问题的忧虑和希望。
2017年9月25日，罗振亚在《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的《杜甫诗歌好在接地气》一文中指出：杜甫受到推崇，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写作弊端的定向反拨，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现实状况的积极应和。一方面，80年代的诗歌在哲思、想象区域肆意高蹈，陷入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词”中无法自拔，从本质上悬置了日常存在和本真现实，教训深刻。另一方面，90年代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诗意已成大势所趋，尤其是新世纪发生的非典、雪灾、海啸、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更从灵魂层面触动了诗人蛰伏在心底的悲悯意识和担当情怀，促使他们在创作中思考诗歌如何“及物”，重建诗与现实的关联。这种文化语境和杜甫那些切入时代良知、“此在”感强烈的诗歌遇合，自然会令许多诗人共鸣，竞相参照与仿效。
2019年2月20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同时发表了罗振亚的《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和著名詩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的《书写波澜壮阔的“大风歌”》，对当前诗歌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判。
罗振亚在《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一文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罗振亚还指出，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而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
梁平在《书写波澜壮阔的“大风歌”》一文中也指出：当前的不少诗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语言、玩猎奇，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看不见批评。这个现状由来已久。所谓“诗歌热”，更多是在诗歌圈子里热火朝天，各种分享，各种诗歌活动，各种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评奖犹如万花筒似的在旋转，光怪陆离，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这个状况严重伤害了为中国诗歌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奉献的群体，也严重伤害了诗歌本身。
呼声：文学刊物应注重引导而非误导
无论是犀利的诗歌评论家，还是清醒的专业诗人，甚至一些业余诗人，对于什么样的诗歌才可称得上好诗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镇同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业余诗人，曾出版诗集《诗话人生》。年已九旬的高镇同先生日前就谈到了自己对诗歌的感悟：“诗歌属于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不单纯是一种文字美，更反映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是自我的鞭策，也是一种思想教育方面的素材。在作诗的过程中，思想境界无形中可以得到提高。作为老师，无形中就对学生产生一种感染力。”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诗的，虽然只是业余写写，但一直关注着当代中国新诗的走向。自2018年1月开始，我负责创办了《九江日报》的文学月末版《长江文学》，鉴于近年来诗歌之风较热，所以专门开辟了诗歌版。从每天众多的诗歌投稿来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歌来稿在模仿“玄幻”之风，诗歌的意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整首诗歌通读下来，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没有围绕一条情感的主线去展开，无疑已经走火入魔了。诗歌是情感的艺术，无疑反映的是内心的声音，应该彰显各自的个性，应该体现独特的情感。一旦失去了情感的支撑，那样的诗歌还能称得上真正的诗歌吗？ 对于诗歌，我们选稿的基本原则是好读、耐读。宁可让一些人明里或暗里嘲讽为“不懂诗歌”，也不会去追逐故弄玄虚的晦涩之风。我想，这应该是一份负责任的正规媒体应该坚守的底线，因为公众媒体面对的是广大读者，影响着广大读者，也影响着不少初涉诗坛的后来者。如果读者阅读一首诗歌，像猜谜语或者看怪物一样，而不能跟着诗句自然融入诗歌营造的语言意境和情感氛围，那这样的所谓诗歌还有多少面对读者的意义？！好的诗歌，应该角度新颖，语言流畅，情思独到，这样才能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才能得到读者的情感共鸣！
古今中外包括散文、小说、诗歌在内的众多文学名著的阅读体验表明，无论何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每一部（篇、首）作品都会表现一个主题，或反映社会生活，或表现一种情感，或表达一种思想，均能给人触动或启示，而不会写到最后，无所表达。无论哪一种文学样式，语言无疑是为塑造人物或为叙述事件或为抒发情感服务的，语言只是外衣，情感才是内核。如果外衣一味地追逐光怪陆离，而没有内核支撑，那这样的外衣无疑是轻飘飘的，无疑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
70后诗人汪晓东被一家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企业内刊邀请主持诗歌栏目，从众多诗歌的来稿中，他也发现了当下诗歌存在的问题。汪晓东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诗歌创作的误区很多，创作方向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是不能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起来，简单谈谈目前诗歌创作的状态。文学史、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一篇优秀诗歌衡量的标准，首先一点就是通俗易懂，这是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真理，然而我们现在却走上一条玄幻的道路，隐晦得比猜谜语还难，那么，请问你的作品会有更多的读者吗？诗歌是隐藏的艺术，这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人的理解就是错误的，观察我们现在的诗歌创作，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少看书，不学无术造成的结果，没有自己正确的主张，仅是人云亦云。隐藏一定要恰到好处才行，否则，就走进了玄而又玄的深渊，离开了人群，背叛了读者，这个作者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一种伤害。我们拿来舒婷的《致橡树》解释隐藏的艺术，用橡树和木棉花来隐藏一对恋人对真爱的渴望与坚贞，恰到好处，人人都懂，都能心领神会，找到普遍读者的核磁共振。因此，《致橡树》很难被跨越，这才是隐藏的艺术。越隐越深，最终定会走上绝路，没有前途，这些年的诗歌创作已经告诉我们，这只是死路一条。大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诗歌创作万万不可走上这样一条绝路。要澄凝，清矫，鲜活而灵动。又玄又幻，又艰又涩，文字基本就死掉了。
90后诗人刘郁羽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当下一些诗歌的忧虑：这些玩弄语言的晦涩诗歌，其实读来读去，读者最终什么也没有读明白，而且读出的几乎都是同一种味道，同质化非常严重。这不是在创作诗歌，而是在作贱诗歌！
事实上，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现代诗歌可以划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等，各类诗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并非一种腔调一个味道。无论是早期艾青的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臧克家的哲理诗《有的人》，还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梁小斌和舒婷的抒情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致橡树》、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北岛的哲理诗《回答》，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味道，也正是如此，才真正体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诗歌中，虽然《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致橡树》《回答》也被归类为朦胧诗，其实它们的语言非常规范、质朴，意象的设置也是顺畅、合理的，“朦胧”的只是其隐含的思想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有着更深层次的解读，与时下一些玩弄语言的晦涩之“诗”相比较，无论是外在的语言表达，还是内在的思想情感，均有着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
为何玩弄技巧、玩弄语言的晦涩诗作能够成风？我想，只要关注中国诗坛的人士就会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一些文学刊物特别是一些专业诗歌刊物不负责任地推波助澜，肆意刊发这样的所谓诗作，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所谓的“诗歌大家”“诗歌评论家”失去了原则立场，或者说失去了评判标准，只是为了“人情”而不负责任地一味吹捧，进而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2018年被中央电视台和《青年文学》推崇的写诗的机器人小冰。中央电视台公开让小冰与诗人赛诗，如果把这作为一个娱乐节目也就罢了，但是竟然有不少所谓“大家”评价小冰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小冰的研发团队竟然还公开宣称欢迎模仿小冰的诗作，而不会追索版权。《青年文学》也专门在两期诗歌栏目中选发了小冰的作品。如此之举，无疑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大家知道，机器人写诗是由人事先设置好的，将程序设定的词语去进行排列组合。而文学作品的创作其实是人类情感活动的范畴，绝不是仅凭一些干巴巴的词语经过机器排列组合就能达到的。可笑的是，现在一些诗人写诗的模式竟然真的如机器人小冰写诗一般，故意从词典里找一些生僻的词语，然后随意加以组合、分行，就加工出了一首首所谓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如果能真正打动读者，那才叫大白天遇见鬼了呢！
正如罗振亚先生所言，只有“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才能产生人民大众认可和共鸣的好诗歌；否则，再热闹的诗歌圈就算写出了再多的诗作，充其量也就是多了一些诗歌垃圾，如此而已！
我并不否认诗歌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探索和创新并不等同于失去节操恶作剧式的乱搞，如此打着探索和创新的幌子的行径就应该受到旗帜鲜明的批评。
任何事物包括诗歌的发展都应该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守正，是指恪守正道；创新，是指勇于开拓，善于创造。守正与创新共生互补，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守正的拓展。探索和创新应该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连诗歌创作传统的基本技能都没有掌握，如果连一首像样的诗歌都写不出来，还怎么去奢談“创新”？！
中国新诗要想得到健康发展，一定要及时“拨乱反正”，诗歌批评家们不能只是闭着眼睛一味地讲好话，该批评的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诗歌大家们也应该真正起到旗帜的引领作用，做真正有良心的诗人，做真正有分量的大家，而不能只是占着“旗帜”的高位，却为了徇私情谋私利而随心所欲地说着违心的话……
总之，当下的中国诗坛需要彻底清醒，而不是盲目狂欢。诗歌是最需要注入情感的文学样式，也是最容易触动读者的文学体裁。真正的诗人们必须明白，诗歌发表出来，就是给社会大众看的，就应该说人话，才能够动人情，才能够感染、净化、激励更多的灵魂！
谈到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看法，有一点不可否认，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新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新诗已经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误区：相当一部分诗歌只是一味地玩弄语言，只有看似花哨的躯壳，而失去了灵魂的内核。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经当面冒昧地问过国内一家重要诗歌刊物的一名编辑，“对于贵刊编发的诗歌，你都能看得懂吗？”可能没有想到初次见面我就提出如此突兀而尖锐的问题，他先是一怔，迟疑一会儿之后，他回答说：“我们专业的诗歌编辑，肯定看得懂，我们一看就看得懂的。”但从他的语气中，明显可以听出底气不足。这名编辑其实也是一名诗人，说实话，我读过他的一些诗歌，总体来说，他的诗歌写得还不错，语言也很朴实，但为何其所在的刊物却经常刊登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呢？这就是当下的诗歌“形势”使然，一些所谓“名人大家”写的诗歌，即使看不懂，诗歌刊物的主编及编辑们也不敢说看不懂，因为你如果说出“看不懂”，那就往往会被那些“名人大家”讥笑为不懂诗歌，于是这些诗歌编辑就云里雾里地把这些晦涩的诗歌编发出来。专业诗歌刊物刊发的“名人大家”的诗歌，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的，一些基层的诗歌作者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出来，也认认真真加以模仿。于是，久而久之，不少中国新诗晦涩成风……
如今在中国诗坛，一看到明白易懂的诗歌，不少人就会脱口而出：“不是好诗，不够含蓄！”而丝毫不去品悟诗歌表现的思想和内在的情怀。甚至有人“慷慨陈词”：“诗歌是小众的艺术，不需要社会大众能看得懂，多数人看不懂，这是正常的！”似乎越是读者看不懂的东西，反而就写得越高明。这样的说辞不是自欺欺人吗？依我看，这有点皇帝的新装的味道，明明没穿衣服，偏偏认为自己穿了衣服；明明写得不知所云，偏偏要说自己这是创新之作！
诚然，诗歌可以讲究含蓄，但含蓄并非等同于晦涩。
自古以来，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一不是拥有着众多的读者，否则就不可能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都是以现实为依托，都是以赋、比、兴等手法进行创作，从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主题思想。“凡有井水处，皆能咏柳词”，由此可见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必然植根于人民大众这块肥沃的土壤，也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理性：诗歌圈的“热”遭遇社会关注的“冷”
著名诗歌评论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振亚多次著文表达了对当下新诗创作存在问题的忧虑和希望。
2017年9月25日，罗振亚在《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发表的《杜甫诗歌好在接地气》一文中指出：杜甫受到推崇，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写作弊端的定向反拨，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现实状况的积极应和。一方面，80年代的诗歌在哲思、想象区域肆意高蹈，陷入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词”中无法自拔，从本质上悬置了日常存在和本真现实，教训深刻。另一方面，90年代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诗意已成大势所趋，尤其是新世纪发生的非典、雪灾、海啸、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更从灵魂层面触动了诗人蛰伏在心底的悲悯意识和担当情怀，促使他们在创作中思考诗歌如何“及物”，重建诗与现实的关联。这种文化语境和杜甫那些切入时代良知、“此在”感强烈的诗歌遇合，自然会令许多诗人共鸣，竞相参照与仿效。
2019年2月20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同时发表了罗振亚的《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和著名詩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的《书写波澜壮阔的“大风歌”》，对当前诗歌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判。
罗振亚在《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一文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罗振亚还指出，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而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
梁平在《书写波澜壮阔的“大风歌”》一文中也指出：当前的不少诗歌作品，一味地玩技巧、玩概念、玩语言、玩猎奇，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看不见批评。这个现状由来已久。所谓“诗歌热”，更多是在诗歌圈子里热火朝天，各种分享，各种诗歌活动，各种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评奖犹如万花筒似的在旋转，光怪陆离，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这个状况严重伤害了为中国诗歌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奉献的群体，也严重伤害了诗歌本身。
呼声：文学刊物应注重引导而非误导
无论是犀利的诗歌评论家，还是清醒的专业诗人，甚至一些业余诗人，对于什么样的诗歌才可称得上好诗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镇同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业余诗人，曾出版诗集《诗话人生》。年已九旬的高镇同先生日前就谈到了自己对诗歌的感悟：“诗歌属于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不单纯是一种文字美，更反映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是自我的鞭策，也是一种思想教育方面的素材。在作诗的过程中，思想境界无形中可以得到提高。作为老师，无形中就对学生产生一种感染力。”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诗的，虽然只是业余写写，但一直关注着当代中国新诗的走向。自2018年1月开始，我负责创办了《九江日报》的文学月末版《长江文学》，鉴于近年来诗歌之风较热，所以专门开辟了诗歌版。从每天众多的诗歌投稿来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歌来稿在模仿“玄幻”之风，诗歌的意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整首诗歌通读下来，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没有围绕一条情感的主线去展开，无疑已经走火入魔了。诗歌是情感的艺术，无疑反映的是内心的声音，应该彰显各自的个性，应该体现独特的情感。一旦失去了情感的支撑，那样的诗歌还能称得上真正的诗歌吗？ 对于诗歌，我们选稿的基本原则是好读、耐读。宁可让一些人明里或暗里嘲讽为“不懂诗歌”，也不会去追逐故弄玄虚的晦涩之风。我想，这应该是一份负责任的正规媒体应该坚守的底线，因为公众媒体面对的是广大读者，影响着广大读者，也影响着不少初涉诗坛的后来者。如果读者阅读一首诗歌，像猜谜语或者看怪物一样，而不能跟着诗句自然融入诗歌营造的语言意境和情感氛围，那这样的所谓诗歌还有多少面对读者的意义？！好的诗歌，应该角度新颖，语言流畅，情思独到，这样才能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才能得到读者的情感共鸣！
古今中外包括散文、小说、诗歌在内的众多文学名著的阅读体验表明，无论何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每一部（篇、首）作品都会表现一个主题，或反映社会生活，或表现一种情感，或表达一种思想，均能给人触动或启示，而不会写到最后，无所表达。无论哪一种文学样式，语言无疑是为塑造人物或为叙述事件或为抒发情感服务的，语言只是外衣，情感才是内核。如果外衣一味地追逐光怪陆离，而没有内核支撑，那这样的外衣无疑是轻飘飘的，无疑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
70后诗人汪晓东被一家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企业内刊邀请主持诗歌栏目，从众多诗歌的来稿中，他也发现了当下诗歌存在的问题。汪晓东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诗歌创作的误区很多，创作方向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是不能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起来，简单谈谈目前诗歌创作的状态。文学史、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一篇优秀诗歌衡量的标准，首先一点就是通俗易懂，这是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的真理，然而我们现在却走上一条玄幻的道路，隐晦得比猜谜语还难，那么，请问你的作品会有更多的读者吗？诗歌是隐藏的艺术，这是正确的，但是，许多人的理解就是错误的，观察我们现在的诗歌创作，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少看书，不学无术造成的结果，没有自己正确的主张，仅是人云亦云。隐藏一定要恰到好处才行，否则，就走进了玄而又玄的深渊，离开了人群，背叛了读者，这个作者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一种伤害。我们拿来舒婷的《致橡树》解释隐藏的艺术，用橡树和木棉花来隐藏一对恋人对真爱的渴望与坚贞，恰到好处，人人都懂，都能心领神会，找到普遍读者的核磁共振。因此，《致橡树》很难被跨越，这才是隐藏的艺术。越隐越深，最终定会走上绝路，没有前途，这些年的诗歌创作已经告诉我们，这只是死路一条。大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诗歌创作万万不可走上这样一条绝路。要澄凝，清矫，鲜活而灵动。又玄又幻，又艰又涩，文字基本就死掉了。
90后诗人刘郁羽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当下一些诗歌的忧虑：这些玩弄语言的晦涩诗歌，其实读来读去，读者最终什么也没有读明白，而且读出的几乎都是同一种味道，同质化非常严重。这不是在创作诗歌，而是在作贱诗歌！
事实上，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现代诗歌可以划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等，各类诗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并非一种腔调一个味道。无论是早期艾青的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臧克家的哲理诗《有的人》，还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梁小斌和舒婷的抒情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致橡树》、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北岛的哲理诗《回答》，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味道，也正是如此，才真正体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诗歌中，虽然《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致橡树》《回答》也被归类为朦胧诗，其实它们的语言非常规范、质朴，意象的设置也是顺畅、合理的，“朦胧”的只是其隐含的思想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有着更深层次的解读，与时下一些玩弄语言的晦涩之“诗”相比较，无论是外在的语言表达，还是内在的思想情感，均有着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
为何玩弄技巧、玩弄语言的晦涩诗作能够成风？我想，只要关注中国诗坛的人士就会知道，问题的关键，是一些文学刊物特别是一些专业诗歌刊物不负责任地推波助澜，肆意刊发这样的所谓诗作，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所谓的“诗歌大家”“诗歌评论家”失去了原则立场，或者说失去了评判标准，只是为了“人情”而不负责任地一味吹捧，进而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2018年被中央电视台和《青年文学》推崇的写诗的机器人小冰。中央电视台公开让小冰与诗人赛诗，如果把这作为一个娱乐节目也就罢了，但是竟然有不少所谓“大家”评价小冰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小冰的研发团队竟然还公开宣称欢迎模仿小冰的诗作，而不会追索版权。《青年文学》也专门在两期诗歌栏目中选发了小冰的作品。如此之举，无疑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大家知道，机器人写诗是由人事先设置好的，将程序设定的词语去进行排列组合。而文学作品的创作其实是人类情感活动的范畴，绝不是仅凭一些干巴巴的词语经过机器排列组合就能达到的。可笑的是，现在一些诗人写诗的模式竟然真的如机器人小冰写诗一般，故意从词典里找一些生僻的词语，然后随意加以组合、分行，就加工出了一首首所谓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如果能真正打动读者，那才叫大白天遇见鬼了呢！
正如罗振亚先生所言，只有“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才能产生人民大众认可和共鸣的好诗歌；否则，再热闹的诗歌圈就算写出了再多的诗作，充其量也就是多了一些诗歌垃圾，如此而已！
我并不否认诗歌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探索和创新并不等同于失去节操恶作剧式的乱搞，如此打着探索和创新的幌子的行径就应该受到旗帜鲜明的批评。
任何事物包括诗歌的发展都应该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守正，是指恪守正道；创新，是指勇于开拓，善于创造。守正与创新共生互补，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守正的拓展。探索和创新应该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连诗歌创作传统的基本技能都没有掌握，如果连一首像样的诗歌都写不出来，还怎么去奢談“创新”？！
中国新诗要想得到健康发展，一定要及时“拨乱反正”，诗歌批评家们不能只是闭着眼睛一味地讲好话，该批评的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诗歌大家们也应该真正起到旗帜的引领作用，做真正有良心的诗人，做真正有分量的大家，而不能只是占着“旗帜”的高位，却为了徇私情谋私利而随心所欲地说着违心的话……
总之，当下的中国诗坛需要彻底清醒，而不是盲目狂欢。诗歌是最需要注入情感的文学样式，也是最容易触动读者的文学体裁。真正的诗人们必须明白，诗歌发表出来，就是给社会大众看的，就应该说人话，才能够动人情，才能够感染、净化、激励更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