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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命奇冤》是晚清小说大师吴趼人在中国小说近代化的一次极为成功的改编尝试，学界至今对其写作手法、文章结构、现实意义都研究得几乎很透彻了，本文着眼于吴趼人处理《九命奇冤》的语言时透露出的一些特别的细节，包括文中出现的投票一形式，作者对于水浒传的类比使用，描述广东的语言突出了作者广东情节，分析作家吴趼人的政治立场、文学态度和性格，以期能为日后学界对于吴趼人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九命奇冤 吴趼人
《九命奇冤》改编自安和先生的《警富新书》，作为一本改编小说，虽然《九命奇冤》的基本故事情节和对话都借鉴了原小说《警富新书》，但它与《警》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特别在语言上，吴趼人几乎使用了全篇白话替代了文言。为了填充原文语言细节，吴甚至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语言和理解。将《警》这本小说完全改造成了另外一本虽事同但内容不同的近代小说之作。从这些改写细节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了他对原故事的理解与把握，更是能够看出了吴趼人本人的文化背景和性格，思想。对比看这些细节，对于理解吴趼人本人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补充。
一、关于投票
在《九命奇冤》的一开头第二回时，出现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与其开了票之后，再来加价，又何必开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
这一回出现了一个特别名词曰为“投票”，且原文中对其所用的形容词叫做极为“公正”的。按照《九》的剧情发展，天来和贵兴在按照比例分完了公摊完了父辈的财产之后，还剩下了一批花梨木椅桌和玉石花盆无法变卖，于是选择使用了“投票”这种方法以取得较为“公平”的划分。然而，查阅了原故事安和先生的《警》后，却发现原作对于如何处理这批桌椅并无那么复杂，只是梁天来和凌贵兴两人的私下解决，无“公开投票”这个环节。
结合文章背景：《九》是分回发表于梁启超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之上，作为一个笃信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吴趼人择这一名词应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这里写的“投票”与我们理解的投票非一等同概念。我们理解的投票，是通过大家写票表决自己的意愿表示公正。然而在《九》中所提及的“投票”，仅是一个群众公示的手段，天来和贵兴为了公正，选择两人各出一笔钱买下一批桌椅花盆，把价格写在票上，当众公示，出价高的人就把钱给对方，获取这批桌椅花盆。因此，这里指的极为公正，指的是全面的公开透明，而非我们理解中的人民权利。当然这样小的一件事想来也与权利无多大关系。
且从整篇小说来看，虽然吴趼人对于当时封建腐败做出了非常尖锐的批判，但结局最终还保留了御告伸冤和清官私访等传统公案小说的情节模式。因此，虽然吴趼人对于封建传统制度的黑暗有着非常多的不满，但其本人整体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改良旧制度而非革新。
所以，“投票”一词在这里，虽看似新道德的存在，实则体现了吴趼人对于旧道德中公正的追求，而非民主的追求。这和吴趼人本人的思想和发展轨迹也是相吻合的。
二、关于水浒与九命奇冤
在《九死奇冤》中，共有两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水浒，第九回和十五回。
且两处出处皆出于书中人物区爵兴之手笔。在《九》里，与《警》不同，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满肚坏水，算无遗迹，脑子灵光的“赛诸葛”区爵兴，甚至为了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用了好几回专写了区爵兴。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水浒传》中的“赛诸葛”吴用的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做假借票、裕耕堂，还是官兵上门。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时，唯独爵兴好似把人性黑暗洞察于心，胸有成竹。哪怕再最后一次被抓捕时，所有人中也只有他最先明白自己“后路已到”。这让人不禁感受到吴趼人在刻画这些地痞流氓时必然大量借鉴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这和文中直接出现水浒传的两个例子是相吻合的。吴趼人在《九》中别出心裁地将凌贵兴等人用《水浒传》中的例子来类比，让读者得到了一种奇异的讽刺阅读感受。
在《警》里，贵兴、宗孔等人虽都有涉及描写，但并未有何特别的分工，除贵兴外，人与人无特别的区分点。然而在《九》中，吴却大修了这群江湖人形象的构成结构，形成凌贵兴为核心，凌宗礼为关系亲近的曲意逢迎者，以其为一体的有简、叶等人，区爵兴为智囊来源，以其为核心的林大有等人，而在这种人物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吴对于人物的描写自然也就有了主次之分。主要的几个江湖恶棍的形象鲜明突出，最突出地就是凌贵兴、凌宗孔、区爵兴三人，其余次之的林大有、简、叶、喜等也有着墨。连喜来的这一在原本故事中单薄的小厮形象，在吴先生的笔下，招供以及卷款逃跑过程的心路历程也显得他是个活灵活现的近代小厮。
然而，与水浒中的108位壮士本有形象不符，但《九》中的凌贵兴等人，只能说归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作者却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对比。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揭露了水浒传对于社会的江湖习气的影响对于大部分民智未开的群众来说，可能只剩下了打打杀杀的江湖习气和愚蠢的匹夫之勇，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大量杀戮与文化破坏。相信吴趼人亦有这方面的讽刺考量。同时这一对比也反映了，吴对于当今江湖习气的鄙视，批判了没有忠义二字的江湖气只是地痞流氓亡命暴徒罢。这和他本身主张恢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是相符合的。
当然，也可能，吴趼人本人对于《水浒传》的评价就非常差，认为就是水浒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在做着打家劫舍的事情，是一个水浒的高级黑。因此，拿水浒中诸好汉与《九》中的害群之马相比，相得益彰。
三、关于作者的广东情节
吴有非常深刻广东情节。《九》中，作者大量的评述语言中，很多都涉及到了广东的描写，三十六回的文章里出现了四十次“广东”。甚至连衣着打扮上的粤俗都录入其中，《九》大量删减了《警》中对于盛大场面的装饰以及花草类描写，反将广东的风俗融入其中。仿佛看到雍正年间的广东，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刻吓人的官场黑暗，雍正的吏治还是“最严”的。
作者对广东的感情，一方面融入了他对广东富饶，风俗的感慨，又融入了强盗遍地，吏治混乱，封建迷信的痛心与不满，真实的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广东人对广州复杂的情感。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的话：“从前我知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
四、总结
《九命奇冤》虽是一本改编小说，但是其作品成就和语言中包含的作者观点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吴处理《警》到《九》的改编过程里，还有大量的文章细节可深挖，如文章中删减添改的众人物等，从中来看其情节结构上的处理的技巧和思想偏向，可为学界日后对于吴研人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关键词】九命奇冤 吴趼人
《九命奇冤》改编自安和先生的《警富新书》，作为一本改编小说，虽然《九命奇冤》的基本故事情节和对话都借鉴了原小说《警富新书》，但它与《警》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特别在语言上，吴趼人几乎使用了全篇白话替代了文言。为了填充原文语言细节，吴甚至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语言和理解。将《警》这本小说完全改造成了另外一本虽事同但内容不同的近代小说之作。从这些改写细节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了他对原故事的理解与把握，更是能够看出了吴趼人本人的文化背景和性格，思想。对比看这些细节，对于理解吴趼人本人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补充。
一、关于投票
在《九命奇冤》的一开头第二回时，出现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事，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与其开了票之后，再来加价，又何必开票呢？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
这一回出现了一个特别名词曰为“投票”，且原文中对其所用的形容词叫做极为“公正”的。按照《九》的剧情发展，天来和贵兴在按照比例分完了公摊完了父辈的财产之后，还剩下了一批花梨木椅桌和玉石花盆无法变卖，于是选择使用了“投票”这种方法以取得较为“公平”的划分。然而，查阅了原故事安和先生的《警》后，却发现原作对于如何处理这批桌椅并无那么复杂，只是梁天来和凌贵兴两人的私下解决，无“公开投票”这个环节。
结合文章背景：《九》是分回发表于梁启超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之上，作为一个笃信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吴趼人择这一名词应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这里写的“投票”与我们理解的投票非一等同概念。我们理解的投票，是通过大家写票表决自己的意愿表示公正。然而在《九》中所提及的“投票”，仅是一个群众公示的手段，天来和贵兴为了公正，选择两人各出一笔钱买下一批桌椅花盆，把价格写在票上，当众公示，出价高的人就把钱给对方，获取这批桌椅花盆。因此，这里指的极为公正，指的是全面的公开透明，而非我们理解中的人民权利。当然这样小的一件事想来也与权利无多大关系。
且从整篇小说来看，虽然吴趼人对于当时封建腐败做出了非常尖锐的批判，但结局最终还保留了御告伸冤和清官私访等传统公案小说的情节模式。因此，虽然吴趼人对于封建传统制度的黑暗有着非常多的不满，但其本人整体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改良旧制度而非革新。
所以，“投票”一词在这里，虽看似新道德的存在，实则体现了吴趼人对于旧道德中公正的追求，而非民主的追求。这和吴趼人本人的思想和发展轨迹也是相吻合的。
二、关于水浒与九命奇冤
在《九死奇冤》中，共有两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水浒，第九回和十五回。
且两处出处皆出于书中人物区爵兴之手笔。在《九》里，与《警》不同，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满肚坏水，算无遗迹，脑子灵光的“赛诸葛”区爵兴，甚至为了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用了好几回专写了区爵兴。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水浒传》中的“赛诸葛”吴用的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做假借票、裕耕堂，还是官兵上门。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时，唯独爵兴好似把人性黑暗洞察于心，胸有成竹。哪怕再最后一次被抓捕时，所有人中也只有他最先明白自己“后路已到”。这让人不禁感受到吴趼人在刻画这些地痞流氓时必然大量借鉴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这和文中直接出现水浒传的两个例子是相吻合的。吴趼人在《九》中别出心裁地将凌贵兴等人用《水浒传》中的例子来类比，让读者得到了一种奇异的讽刺阅读感受。
在《警》里，贵兴、宗孔等人虽都有涉及描写，但并未有何特别的分工，除贵兴外，人与人无特别的区分点。然而在《九》中，吴却大修了这群江湖人形象的构成结构，形成凌贵兴为核心，凌宗礼为关系亲近的曲意逢迎者，以其为一体的有简、叶等人，区爵兴为智囊来源，以其为核心的林大有等人，而在这种人物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吴对于人物的描写自然也就有了主次之分。主要的几个江湖恶棍的形象鲜明突出，最突出地就是凌贵兴、凌宗孔、区爵兴三人，其余次之的林大有、简、叶、喜等也有着墨。连喜来的这一在原本故事中单薄的小厮形象，在吴先生的笔下，招供以及卷款逃跑过程的心路历程也显得他是个活灵活现的近代小厮。
然而，与水浒中的108位壮士本有形象不符，但《九》中的凌贵兴等人，只能说归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作者却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对比。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揭露了水浒传对于社会的江湖习气的影响对于大部分民智未开的群众来说，可能只剩下了打打杀杀的江湖习气和愚蠢的匹夫之勇，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大量杀戮与文化破坏。相信吴趼人亦有这方面的讽刺考量。同时这一对比也反映了，吴对于当今江湖习气的鄙视，批判了没有忠义二字的江湖气只是地痞流氓亡命暴徒罢。这和他本身主张恢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是相符合的。
当然，也可能，吴趼人本人对于《水浒传》的评价就非常差，认为就是水浒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在做着打家劫舍的事情，是一个水浒的高级黑。因此，拿水浒中诸好汉与《九》中的害群之马相比，相得益彰。
三、关于作者的广东情节
吴有非常深刻广东情节。《九》中，作者大量的评述语言中，很多都涉及到了广东的描写，三十六回的文章里出现了四十次“广东”。甚至连衣着打扮上的粤俗都录入其中，《九》大量删减了《警》中对于盛大场面的装饰以及花草类描写，反将广东的风俗融入其中。仿佛看到雍正年间的广东，繁荣背后潜藏着深刻吓人的官场黑暗，雍正的吏治还是“最严”的。
作者对广东的感情，一方面融入了他对广东富饶，风俗的感慨，又融入了强盗遍地，吏治混乱，封建迷信的痛心与不满，真实的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广东人对广州复杂的情感。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的话：“从前我知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
四、总结
《九命奇冤》虽是一本改编小说，但是其作品成就和语言中包含的作者观点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吴处理《警》到《九》的改编过程里，还有大量的文章细节可深挖，如文章中删减添改的众人物等，从中来看其情节结构上的处理的技巧和思想偏向，可为学界日后对于吴研人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