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官和事务官要分开 山人 （时评人）
　　民众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以后无论再出什么举措，都该加强这一点，以制度性坚持，培养出公务员的好习惯。
　　2013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胡印斌文章《分类改革疏浚公务员晋升通道》。文章从河北沧州市黄骅“62名科级干部被提前离岗”事件切入，剖析现行公务员制度的某些弊端，指出：“若想改变这一现状，还需从制度层面规划和设计。专家建议，应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并从薪酬待遇上加以区别。政务官可设定任期，可上可下，视工作需要而定，既可以内部流动，也可以按照公开的程序确定待遇和去留；事务官则采取另外一套评价考核标准，以职称等作为级差，可以逐次晋升。”
　　很少有中国人坐下来，认认真真研究一下公务员制度。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把公务员制度等同于干部制度，包括各级党委组织部。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公务员制度，只有干部制度。这种制度是从苏联引进的，（而“干部”二字则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另外，也是对秦始皇郡县制中吏制的继承。这种制度像金字塔，科员、一般干部为最底层；科级干部为第二层；县处级干部为第三层；地厅级干部为第四层；省部级干部为第五层；国家级干部为第六层；政治局常委为第七层。
　　1987年，中共十三大重要议题就是建立公务员制度。参照世界多数国家公务员制度，将政务类公务员与事务类公务员分设两个轨道。这种制度模型，我称它为立交桥式。后来形势变化，世人皆知，这一制度模型被推翻，新瓶装旧酒，给原干部制度贴上公务员标签，就算公务员制度了。
　　笔者查阅了世界各大国公务员制度资料，觉得中国这种金字塔形公务员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这个制度运转越久，问题就会越多。一方面官多为患，另一方面民众办事又找不到人；买官卖官，甚至买通杀手杀官不可避免；权力寻租越来越普遍；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等现象比比皆是；体制内的出不来，体制外的进不去，官场“熵值”越来越大，庸官越来越多……
　　清除公务员职业特殊性 雪松 （教育学家）
　　《人民日报》刊文称：“公务员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养老待遇差了，队伍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会受影响。能考上公务员的，读书时间长、教育投资大。让公务员养老金和蓝领的一样，对公务员来说是否不公平？”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网上谴责。原因很明了，它是以公务员职业特殊化为立论基础的。公务员不过是职业种类之一，在世界上多数文明国家，公务员一职并非像我们这样受人关注和向往。它并不特殊，薪酬不很高，待遇也并不特别优越，特权更是无从谈起，还要接受公众监督，连个人财产状况也要公示。即便如此，公务员一职在那些国家还是有人愿意去做，他们不为特权、不图金钱，主要是想体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奉献。
　　可在我们这个官员自称是人民公仆的社会，公务员一职却被严重异化了。即便官居省部级，月工资也不过万元，都赶不上普通业务员收入。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为当上公务员和升官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呢？这是由我国的公务员一职实际具有的特殊性决定的。我们这里的公务员，特别是高层公务员，住房是国家给的，小车和司机是组织安排的，吃喝是特供的，几乎没花钱的地方，你的各种需求，组织和下属早就给安排妥当了。
　　我国实际实行的是大政府体制，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因而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猖獗，官员逐利的本性被极大诱发出来，并可在体制护佑下得以充分实现。权力不受制约，造成恶性循环。如此等等，公务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就成为最典型的中国特色，进而成为全民争相羡慕和争夺的大热门，每年红火壮观的国考场面，就是此等状况最生动的写照。
　　尽管因为反腐风暴的发动，有人已将公务员职业归入高危职业之列。但因为诱惑力太过强烈，仍然趋之若鹜。如同贩毒要判死刑，但还是有人铤而走险。当然，不能因此说年轻一代去考公务员就是好逸恶劳、贪图稳定和特权，但也的确不该回避人是常常受人性弱点驱使的。
　　改变这种局面的出路在哪里？答案不难找到，就是要从坚决清除公务员职业特殊性入手。这么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了，每一任领导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但要和官员特权宣战谈何容易！在现实风险面前，上一个10年似乎在平安中过去了。但平安背后隐含着巨大风险，从新领导接班头一年的作为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比如从限制三公消费入手，不惜冒垮几个行业的危险，也要让官员生活上检点些；比如连续出手，将20余位省部级高官拉下马……民众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以后无论再出什么举措，都该加强这一点，以制度性坚持，培养出公务员的好习惯。
　　本栏责编 / 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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