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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李白和特莱尔（又译波德莱尔）的咏月诗，并从我国外国文学教育专家黄晋凯教授《西方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出发，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李白 特莱尔 咏月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李白的咏月诗分析
《李白全集》中与月有关的诗达320首之多，他对月亮有一种本能的、近乎狂热的喜欢，因而在月光世界里他做着最本真的自己，更将最本真的情感世界以诗的形式化作永恒。在他的咏月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豪放洒脱的一面，亦可以看到他忧愁苦闷的一面。综观李白咏月诗，他以月寄心，以月寄情，以月为伴，月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诗歌的重要部分。
月是李白理想抱负的寄托，是诗人的知己，月光普照的世界，是他愁苦时自慰的天地。另外，他还常常用月下饮酒来抒发心志，即所谓醉月。一般来说，李白饮酒诗突出一个“豪”字，咏月诗突出一个“逸”字，一旦二者结合便表现出既豪放又飘逸的风格，可用“清狂”二字概括。除《月下独酌》四首，《襄阳歌》、《谢眺楼饯别》等均属此类。
李白一直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立奇勋大业，济苍生，安社稷，但他的性情真率狂放，不满封建等级制度，蔑视权贵，终不为群小所容，屡遭谗毁。他写诗抒发自己的愁苦伤感之情：“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
李白一生虽自视甚高，但他的政治活动不多，大约有两次，第一次是天宝元年，由玉真公主推荐，以召赴阙，供奉翰林；第二次是安史之乱中投奔永王，跟从李 获罪，流放夜郎。上面这首诗应该是李白被谗于长安，即天宝三年左右所作。诗中借月抒发自己理想的失落，感叹仕途的坎坷。他把对月的幻想同自己的主观意念融合在一起，注入了自己丰富的情感与思想内涵，展现出独特的诗情世界。
二 特莱尔的诗歌解析
沧海茫茫，世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洗礼定格了一个价值的永恒。夏尔·特莱尔，一个浪荡的、叛逆的，甚至带有恶魔性的伟大诗人，虽然离我们的时代已是那么遥远，但他的《恶之花》和诗歌美学观念的光辉，早已穿越了时空，如阳光般普照着人类文学的大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上，撒下了不朽的感召与震撼。
特莱尔在《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说：“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们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灵感的虚妄和危险等等。”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诗和诗的目的之中一个要素——“发掘恶中之美”，即特莱尔所倡导的“恶中掘美”论。
特莱尔宣称：“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跟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特莱尔大胆地破除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双重性，邪恶的土壤里也可以开出美丽的花。“应该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要么就视而不见”，他直率地描写传统诗歌所不屑或不敢表现的“丑”的世界，这是特莱尔对待艺术真实的口号，这也是他以恶的意象入诗的直接原因。
诗集《恶之花》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特莱尔的这一观点。在《恶之花》中，由社会之恶、自然之恶、人性之恶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恶的意象体系。诗人向人们展示一个充斥着乞丐、拾垃圾者、妓女的颓败丑恶的巴黎，他眼中的巴黎是一座充满了社会之恶的病态之城。诗集中还出现了许多自然之恶的意象，如坟墓、腐尸、骷髅、蛇、恶魔、幽灵、死亡，这些意象是令人厌恶的，甚至是恐怖的。
此外，特莱尔还致力于探究人性之恶，他认为人天生就是魔鬼，“人并不理解自己正在一秒一秒地走向完全的恶魔精神”。他在诗歌中大胆地显露人的欲望尤其是情欲，表现为肉体的欣赏、变态性凶杀、同性恋者的亲昵行为等，如《入地狱的女子》、《被杀的女人》、《累斯博斯》。诗集中运用了大量丑恶的意象、阴湿的环境描写以及变态的人性刻画，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反叛，完全消解了传统诗歌理想化的审美准则。《恶之花》问世后，雨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你给艺术的天空带来说不出的阴森可怕的光线，你创造出新的战栗。”
特莱尔究竟是如何发掘恶中之美的呢？所谓“发掘”，就是“经过艺术的表现……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当人们对“恶”作现实的、具体的思索时，是无法产生美感的。但是，“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
当“恶”经过艺术的诗化后，“恶”的意象在诗歌中改变了本身的功能，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从而产生了一种震慑人心的艺术魅力。读者在欣赏这些诗歌时，被其强大的艺术力量所吸引，从而产生审美愉悦。可以这样说，事物本身是恶的，诗却是美的，艺术超越了恶的具体现实性，现实的恶转化为艺术的美。
特莱尔的《腐尸》是《恶之花》中最恶、最奇艳的一朵，这首诗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路边横卧着一具丑恶的腐尸，敞开臭气熏天的肚子，苍蝇嗡嗡聚集，大群的蛆虫爬出来，像一股粘稠的液体。这样丑恶的腐尸，特莱尔却写道：“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
其实，美和丑往往只是在进行科学抽象时，才显得那样纯粹和壁垒分明，而在艺术作品中，却往往显得难解难分。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美感与快感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情感经验，快感属于低层次的情感经验，美感则是高层次的情感经验，美感作为特殊的快感又掺杂了其他快感所没有的要素即超脱的心灵的幻想、幻觉。
但是，“由于美感总关联感性（感官、情感），往往造成误解，把美感与快感混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首《腐尸》虽然无法产生感官上的快感，却能感受到一种变态的美感，“这是一种不舒适的快感，一种苦涩的愉悦，一种痛苦的快乐”。而且，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从丑恶的表象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他指出：任何事物都会在“累累白骨间腐朽”，我们能记住的只有“其形式和神圣本质”。这样一来，又将读者引入对生命永恒的思考。
《恶之花》之所以美，是因为作者站在形而上学的高度，把自己的审美力量注入审美客体，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了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从而实现了一种畸变的艺术美。
另一方面，“恶”往往是生命力的集中强烈的表现，像卡门的野性残酷、莎乐美变态的爱，都有一种坚定的意志、偏执的情绪内藏于其中，使人感到一股咄咄逼人的力，这种“力”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震撼和精神上的自由宣泄，这也是美感体验的另一种形式。
特莱尔认为男性美的最完美类型是弥尔顿笔下的魔鬼——撒旦，撒旦是传统文学中“恶”的化身，在特莱尔的诗作中却以被赞美的形象出现（《献给撒旦的祷文》）。在《亚伯与该隐》中，诗人更是大呼：“该隐之子，升上天宇，把上帝扔到地上来！”这种对“恶”的大胆抒写，迸发出一股反叛的力，使读者体验到一种反常态的美。
三 相似的文本，异样的情调——李白咏月诗与法国特莱尔所作咏月诗对比分析
《西方文学史》是由我国外国文学教育专家黄晋凯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合作编写的，一部三卷本外国文学史著作。它打破了传统外国文学史，以介绍作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单一文学史结构模式，用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引入了大量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背景知识，用比较的视域审视西方文学的成就。
例如在《西方文学史》第二卷第七章19世纪中期文学的概述部分，黄先生即以“文学交流：西风压倒东风”为题，论述了19世纪，赴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对东西方文学交流的贡献。此外，黄先生在书中还用大量的史实，说明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形成了学习中国诗歌和儒家经典的“汉学热”。同时，黄先生还以此史实为依据，从而认为：“他(戈蒂耶)从特莱尔的散文诗《月亮的恩惠》(又译《月亮的善举》)中看到中国诗歌的意境，把它同李白的《玉阶怨》相提并论。诗人特莱尔也受其影响，把中国当作理想之邦的楷模。”但是，经过笔者对相关文学史实的查阅，结合文本分析认为，虽然特莱尔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但其散文诗《月亮的善举》和李白的《玉阶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受影响的事实关系和相似的美学价值关系。其理由是：
1、缺乏影响研究所必需的实证材料
从黄先生在书中的论述，我们能很明显地知道，他是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分析，特莱尔和李白的诗歌之间存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影响研究是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中，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它为早期法国学派所倡导形成，主要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说过“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由此可知，影响研究是以两个不同民族文学间所存在的某种相似性，为其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当我们以两个不同民族文学间的相似性，作为一种假定的影响关系存在后，接下来研究者需要对两种文学现象间所存在的影响史实，进行全面收集与考证，以证明假定存在的影响关系的真实性。
而目前，我们关于19世纪中期，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相关史实考证，只有戈蒂耶和他的女儿朱迪特，向旅法华人丁敦龄学习汉语和1867年父女俩共同翻译出版中国诗集《玉笛》的部分史实材料，没有特莱尔受李白诗歌影响的事实材料。
黄先生的论据材料来源于戈蒂耶的《回忆特莱尔》一书：尤其是最后这篇《月亮的善举》，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这样精美绝伦的篇章，我们除了从李太白的诗作中看到外，再不知道还有其他与此类似的例子。裘迪斯·瓦尔特出色地翻译了李太白诗，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位贵妃拖着带有重重皱褶的白罗衫，走下洒满璀璨月光的玉阶。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
在以上所引材料中，只有戈蒂耶本人受中国唐诗影响和裘迪斯·瓦尔特翻译李白的《玉阶怨》的史实。在这部回忆录中，戈蒂耶只是认为特莱尔的散文诗《月亮的善举》的意境美与李白的《玉阶怨》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并没说明特莱尔的创作是在李白诗歌影响下完成的。
此外，回忆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有关特莱尔接受中国诗歌影响的史实记载。特莱尔在他的美学论文集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对中国诗歌的评论。因此，我们认为，仅凭戈蒂耶的这一段叙述，我们是无法得出特莱尔受中国诗歌影响的相关结论。
2、文本间不存在可资比较的相似性。
正如前文所分析指出，可比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而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常常是以文本解读中所发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因此，文本间所存在的相似性又是我们寻找可比点的前提与基础。虽然戈蒂耶认为在特莱尔和李白的诗歌之间存在相似的意境美，但结合文本分析，我们认为，戈蒂耶对李白《玉阶怨》“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位贵妃，拖着带有重重皱褶的白罗衫，走下洒满璀璨月光的玉阶。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跨文化接受中的误读。下面我们将两首诗歌做一个简要的摘录对比：
《月亮的善举》(特莱尔)
月亮本身就是一股变幻莫测的情潮，当你在摇篮里熟睡时，她透过窗子注视着你，自言自语道：“咦!这孩子我很喜欢。”于是，她轻柔地走下云雾的阶梯，悄悄地穿过了玻璃。接着她怀着母亲般的温爱扑在你身上，并把她的颜色洒在你脸上。在你身上寻找着可怖的上帝、命定的教母、毒害人的奶妈和所有精神病者的“影子”。
《玉阶怨》(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从《诗经》的《陈风·月出》开始，月亮一直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它被历代文人不断地赋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以至在中国，月亮成了“相思、离怨、思乡、时光流逝”的意象符号。后来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月亮更增添了“水中花，镜中月”的人生如梦的虚幻感叹。
在这被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月亮意象中，李白《玉阶怨》以一位女子在室外、室内两个不同地点望月，烘托了秋月的清冷皎洁，表达了闺中女子的相思怨情。我们认为，在李白诗歌中并无戈蒂耶所阐释的“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
在跨文化语境中，戈蒂耶在解读接受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时，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习惯，将李白诗中隐而不显的相思怨情之意进行文化过滤，中国诗歌中美轮美奂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月色、美景，却被阐释为精神病者的“影子”。
而特莱尔的《月亮的善举》，则完全是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人本精神的审美模式。因此，从文本分析角度，我们认为，两首诗歌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似的美学价值关系，戈蒂耶的阐释仅为跨文化语境中对李白诗歌的误读。
虽然李白和特莱尔在咏月诗的创作上没有太多的交集，但特莱尔诗歌创作的观念，还是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陶晶孙、倪贻德、藤固等人身上。
田汉后来回忆道：“当初期创造社时代我们都和许多日本的文学青年一样爱诵特莱尔、爱伦·坡、魏尔伦一流的作品。”他率先向中国文坛介绍过特莱尔，他认为：“中国沙漠似的艺术界也正用得着一朵恶之花来温馨刺激一下。”
1927年，田汉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中阐述了对特莱尔的独到见解：“批评家多谓他的诗歌常发散着一种香气，不过特莱尔，爱嗅之香气，及由他的诗歌所发散的香气，在普遍意义讲来与曰香宁曰臭。他的诗境常为死为颓唐为腐肉为败血为磷光，他所爱的香，自然也带这些死的颓唐的败血的磷光的气味。吐出来的香亦然。”“科学家所探求者为真，宗教道德家所信仰者为善，而艺术家所热爱者为美”，这是他在论及特莱尔时所总结的唯美主义原则。
倪贻德则认为，只要是美的，在艺术家的眼里，就是真，就是善。郁达夫也热衷于“丑中之美”、“恶中之美”的发掘，他说“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也是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他强调，如果道德阻碍了艺术家表现艺术的冲动，即使这道德有几千年的基础，艺术家也应该勇往直前去冲破这个障碍。他在作品中经常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些现实生活中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现象，如纵欲通奸、各种性变态等。
这种变态行径同样表现在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身上。他藏起一个少妇的手帕，对着镜子用针戳自己的脸，再用手帕擦掉脸上的血迹，以此为变态的享受。
郭沫若早期的作品《骷髅》描写一个渔夫把情人的尸体搬到船上一直守到腐烂，其中还夹杂着奸尸的幻想，也体现出一种“恶魔”性。被传统道德视为“丑恶”的潜意识在创造社作家笔下的大量出现，又不无偏激地显示了他们对抗封建道德的新型道德观念。
此外，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等擅长法文的现代都市文学作家，也对特莱尔十分推崇，他们描绘中国现代都市的“恶之花”，刘呐欧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的小说，就展示了现代都会的各种腐恶现象，这种描写也来自于特莱尔的审丑传统。
参考文献：
[1] 特莱尔，郭宏安译：《巴黎的忧郁》，花城出版社，2004年。
[2] 李白：《李白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法]特莱尔，钱春绮译：《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特莱尔，郭宏安译：《1846年的沙龙：特莱尔美学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法]特莱尔，肖聿译：《我心赤裸：特莱尔散文随笔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淑君，女，1967—，广西玉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广西南宁地区教育学院。
关键词：李白 特莱尔 咏月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李白的咏月诗分析
《李白全集》中与月有关的诗达320首之多，他对月亮有一种本能的、近乎狂热的喜欢，因而在月光世界里他做着最本真的自己，更将最本真的情感世界以诗的形式化作永恒。在他的咏月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豪放洒脱的一面，亦可以看到他忧愁苦闷的一面。综观李白咏月诗，他以月寄心，以月寄情，以月为伴，月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诗歌的重要部分。
月是李白理想抱负的寄托，是诗人的知己，月光普照的世界，是他愁苦时自慰的天地。另外，他还常常用月下饮酒来抒发心志，即所谓醉月。一般来说，李白饮酒诗突出一个“豪”字，咏月诗突出一个“逸”字，一旦二者结合便表现出既豪放又飘逸的风格，可用“清狂”二字概括。除《月下独酌》四首，《襄阳歌》、《谢眺楼饯别》等均属此类。
李白一直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立奇勋大业，济苍生，安社稷，但他的性情真率狂放，不满封建等级制度，蔑视权贵，终不为群小所容，屡遭谗毁。他写诗抒发自己的愁苦伤感之情：“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
李白一生虽自视甚高，但他的政治活动不多，大约有两次，第一次是天宝元年，由玉真公主推荐，以召赴阙，供奉翰林；第二次是安史之乱中投奔永王，跟从李 获罪，流放夜郎。上面这首诗应该是李白被谗于长安，即天宝三年左右所作。诗中借月抒发自己理想的失落，感叹仕途的坎坷。他把对月的幻想同自己的主观意念融合在一起，注入了自己丰富的情感与思想内涵，展现出独特的诗情世界。
二 特莱尔的诗歌解析
沧海茫茫，世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洗礼定格了一个价值的永恒。夏尔·特莱尔，一个浪荡的、叛逆的，甚至带有恶魔性的伟大诗人，虽然离我们的时代已是那么遥远，但他的《恶之花》和诗歌美学观念的光辉，早已穿越了时空，如阳光般普照着人类文学的大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上，撒下了不朽的感召与震撼。
特莱尔在《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说：“什么是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让节奏和韵脚符合人们对单调、匀称、惊奇等永恒的需要，让风格适应主题、灵感的虚妄和危险等等。”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诗和诗的目的之中一个要素——“发掘恶中之美”，即特莱尔所倡导的“恶中掘美”论。
特莱尔宣称：“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跟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特莱尔大胆地破除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双重性，邪恶的土壤里也可以开出美丽的花。“应该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要么就视而不见”，他直率地描写传统诗歌所不屑或不敢表现的“丑”的世界，这是特莱尔对待艺术真实的口号，这也是他以恶的意象入诗的直接原因。
诗集《恶之花》最具代表性地体现了特莱尔的这一观点。在《恶之花》中，由社会之恶、自然之恶、人性之恶的组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恶的意象体系。诗人向人们展示一个充斥着乞丐、拾垃圾者、妓女的颓败丑恶的巴黎，他眼中的巴黎是一座充满了社会之恶的病态之城。诗集中还出现了许多自然之恶的意象，如坟墓、腐尸、骷髅、蛇、恶魔、幽灵、死亡，这些意象是令人厌恶的，甚至是恐怖的。
此外，特莱尔还致力于探究人性之恶，他认为人天生就是魔鬼，“人并不理解自己正在一秒一秒地走向完全的恶魔精神”。他在诗歌中大胆地显露人的欲望尤其是情欲，表现为肉体的欣赏、变态性凶杀、同性恋者的亲昵行为等，如《入地狱的女子》、《被杀的女人》、《累斯博斯》。诗集中运用了大量丑恶的意象、阴湿的环境描写以及变态的人性刻画，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反叛，完全消解了传统诗歌理想化的审美准则。《恶之花》问世后，雨果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你给艺术的天空带来说不出的阴森可怕的光线，你创造出新的战栗。”
特莱尔究竟是如何发掘恶中之美的呢？所谓“发掘”，就是“经过艺术的表现……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当人们对“恶”作现实的、具体的思索时，是无法产生美感的。但是，“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
当“恶”经过艺术的诗化后，“恶”的意象在诗歌中改变了本身的功能，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从而产生了一种震慑人心的艺术魅力。读者在欣赏这些诗歌时，被其强大的艺术力量所吸引，从而产生审美愉悦。可以这样说，事物本身是恶的，诗却是美的，艺术超越了恶的具体现实性，现实的恶转化为艺术的美。
特莱尔的《腐尸》是《恶之花》中最恶、最奇艳的一朵，这首诗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路边横卧着一具丑恶的腐尸，敞开臭气熏天的肚子，苍蝇嗡嗡聚集，大群的蛆虫爬出来，像一股粘稠的液体。这样丑恶的腐尸，特莱尔却写道：“这尸体真是绝妙，像花朵一样地开放。”
其实，美和丑往往只是在进行科学抽象时，才显得那样纯粹和壁垒分明，而在艺术作品中，却往往显得难解难分。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美感与快感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情感经验，快感属于低层次的情感经验，美感则是高层次的情感经验，美感作为特殊的快感又掺杂了其他快感所没有的要素即超脱的心灵的幻想、幻觉。
但是，“由于美感总关联感性（感官、情感），往往造成误解，把美感与快感混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首《腐尸》虽然无法产生感官上的快感，却能感受到一种变态的美感，“这是一种不舒适的快感，一种苦涩的愉悦，一种痛苦的快乐”。而且，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从丑恶的表象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他指出：任何事物都会在“累累白骨间腐朽”，我们能记住的只有“其形式和神圣本质”。这样一来，又将读者引入对生命永恒的思考。
《恶之花》之所以美，是因为作者站在形而上学的高度，把自己的审美力量注入审美客体，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了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从而实现了一种畸变的艺术美。
另一方面，“恶”往往是生命力的集中强烈的表现，像卡门的野性残酷、莎乐美变态的爱，都有一种坚定的意志、偏执的情绪内藏于其中，使人感到一股咄咄逼人的力，这种“力”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震撼和精神上的自由宣泄，这也是美感体验的另一种形式。
特莱尔认为男性美的最完美类型是弥尔顿笔下的魔鬼——撒旦，撒旦是传统文学中“恶”的化身，在特莱尔的诗作中却以被赞美的形象出现（《献给撒旦的祷文》）。在《亚伯与该隐》中，诗人更是大呼：“该隐之子，升上天宇，把上帝扔到地上来！”这种对“恶”的大胆抒写，迸发出一股反叛的力，使读者体验到一种反常态的美。
三 相似的文本，异样的情调——李白咏月诗与法国特莱尔所作咏月诗对比分析
《西方文学史》是由我国外国文学教育专家黄晋凯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合作编写的，一部三卷本外国文学史著作。它打破了传统外国文学史，以介绍作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单一文学史结构模式，用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引入了大量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背景知识，用比较的视域审视西方文学的成就。
例如在《西方文学史》第二卷第七章19世纪中期文学的概述部分，黄先生即以“文学交流：西风压倒东风”为题，论述了19世纪，赴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对东西方文学交流的贡献。此外，黄先生在书中还用大量的史实，说明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形成了学习中国诗歌和儒家经典的“汉学热”。同时，黄先生还以此史实为依据，从而认为：“他(戈蒂耶)从特莱尔的散文诗《月亮的恩惠》(又译《月亮的善举》)中看到中国诗歌的意境，把它同李白的《玉阶怨》相提并论。诗人特莱尔也受其影响，把中国当作理想之邦的楷模。”但是，经过笔者对相关文学史实的查阅，结合文本分析认为，虽然特莱尔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但其散文诗《月亮的善举》和李白的《玉阶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受影响的事实关系和相似的美学价值关系。其理由是：
1、缺乏影响研究所必需的实证材料
从黄先生在书中的论述，我们能很明显地知道，他是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分析，特莱尔和李白的诗歌之间存在一种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影响研究是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中，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它为早期法国学派所倡导形成，主要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美国学者约瑟夫·T·肖说过“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由此可知，影响研究是以两个不同民族文学间所存在的某种相似性，为其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当我们以两个不同民族文学间的相似性，作为一种假定的影响关系存在后，接下来研究者需要对两种文学现象间所存在的影响史实，进行全面收集与考证，以证明假定存在的影响关系的真实性。
而目前，我们关于19世纪中期，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相关史实考证，只有戈蒂耶和他的女儿朱迪特，向旅法华人丁敦龄学习汉语和1867年父女俩共同翻译出版中国诗集《玉笛》的部分史实材料，没有特莱尔受李白诗歌影响的事实材料。
黄先生的论据材料来源于戈蒂耶的《回忆特莱尔》一书：尤其是最后这篇《月亮的善举》，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这样精美绝伦的篇章，我们除了从李太白的诗作中看到外，再不知道还有其他与此类似的例子。裘迪斯·瓦尔特出色地翻译了李太白诗，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位贵妃拖着带有重重皱褶的白罗衫，走下洒满璀璨月光的玉阶。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
在以上所引材料中，只有戈蒂耶本人受中国唐诗影响和裘迪斯·瓦尔特翻译李白的《玉阶怨》的史实。在这部回忆录中，戈蒂耶只是认为特莱尔的散文诗《月亮的善举》的意境美与李白的《玉阶怨》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并没说明特莱尔的创作是在李白诗歌影响下完成的。
此外，回忆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有关特莱尔接受中国诗歌影响的史实记载。特莱尔在他的美学论文集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对中国诗歌的评论。因此，我们认为，仅凭戈蒂耶的这一段叙述，我们是无法得出特莱尔受中国诗歌影响的相关结论。
2、文本间不存在可资比较的相似性。
正如前文所分析指出，可比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而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常常是以文本解读中所发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因此，文本间所存在的相似性又是我们寻找可比点的前提与基础。虽然戈蒂耶认为在特莱尔和李白的诗歌之间存在相似的意境美，但结合文本分析，我们认为，戈蒂耶对李白《玉阶怨》“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位贵妃，拖着带有重重皱褶的白罗衫，走下洒满璀璨月光的玉阶。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跨文化接受中的误读。下面我们将两首诗歌做一个简要的摘录对比：
《月亮的善举》(特莱尔)
月亮本身就是一股变幻莫测的情潮，当你在摇篮里熟睡时，她透过窗子注视着你，自言自语道：“咦!这孩子我很喜欢。”于是，她轻柔地走下云雾的阶梯，悄悄地穿过了玻璃。接着她怀着母亲般的温爱扑在你身上，并把她的颜色洒在你脸上。在你身上寻找着可怖的上帝、命定的教母、毒害人的奶妈和所有精神病者的“影子”。
《玉阶怨》(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从《诗经》的《陈风·月出》开始，月亮一直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它被历代文人不断地赋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以至在中国，月亮成了“相思、离怨、思乡、时光流逝”的意象符号。后来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月亮更增添了“水中花，镜中月”的人生如梦的虚幻感叹。
在这被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月亮意象中，李白《玉阶怨》以一位女子在室外、室内两个不同地点望月，烘托了秋月的清冷皎洁，表达了闺中女子的相思怨情。我们认为，在李白诗歌中并无戈蒂耶所阐释的“只有一位精神病者才能理解月亮和她神秘的魅力。”
在跨文化语境中，戈蒂耶在解读接受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时，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习惯，将李白诗中隐而不显的相思怨情之意进行文化过滤，中国诗歌中美轮美奂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月色、美景，却被阐释为精神病者的“影子”。
而特莱尔的《月亮的善举》，则完全是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人本精神的审美模式。因此，从文本分析角度，我们认为，两首诗歌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似的美学价值关系，戈蒂耶的阐释仅为跨文化语境中对李白诗歌的误读。
虽然李白和特莱尔在咏月诗的创作上没有太多的交集，但特莱尔诗歌创作的观念，还是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陶晶孙、倪贻德、藤固等人身上。
田汉后来回忆道：“当初期创造社时代我们都和许多日本的文学青年一样爱诵特莱尔、爱伦·坡、魏尔伦一流的作品。”他率先向中国文坛介绍过特莱尔，他认为：“中国沙漠似的艺术界也正用得着一朵恶之花来温馨刺激一下。”
1927年，田汉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中阐述了对特莱尔的独到见解：“批评家多谓他的诗歌常发散着一种香气，不过特莱尔，爱嗅之香气，及由他的诗歌所发散的香气，在普遍意义讲来与曰香宁曰臭。他的诗境常为死为颓唐为腐肉为败血为磷光，他所爱的香，自然也带这些死的颓唐的败血的磷光的气味。吐出来的香亦然。”“科学家所探求者为真，宗教道德家所信仰者为善，而艺术家所热爱者为美”，这是他在论及特莱尔时所总结的唯美主义原则。
倪贻德则认为，只要是美的，在艺术家的眼里，就是真，就是善。郁达夫也热衷于“丑中之美”、“恶中之美”的发掘，他说“从兽性中去发掘人性，也是温柔敦厚的诗人之旨。”他强调，如果道德阻碍了艺术家表现艺术的冲动，即使这道德有几千年的基础，艺术家也应该勇往直前去冲破这个障碍。他在作品中经常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些现实生活中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现象，如纵欲通奸、各种性变态等。
这种变态行径同样表现在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身上。他藏起一个少妇的手帕，对着镜子用针戳自己的脸，再用手帕擦掉脸上的血迹，以此为变态的享受。
郭沫若早期的作品《骷髅》描写一个渔夫把情人的尸体搬到船上一直守到腐烂，其中还夹杂着奸尸的幻想，也体现出一种“恶魔”性。被传统道德视为“丑恶”的潜意识在创造社作家笔下的大量出现，又不无偏激地显示了他们对抗封建道德的新型道德观念。
此外，刘呐鸥、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等擅长法文的现代都市文学作家，也对特莱尔十分推崇，他们描绘中国现代都市的“恶之花”，刘呐欧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的小说，就展示了现代都会的各种腐恶现象，这种描写也来自于特莱尔的审丑传统。
参考文献：
[1] 特莱尔，郭宏安译：《巴黎的忧郁》，花城出版社，2004年。
[2] 李白：《李白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法]特莱尔，钱春绮译：《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特莱尔，郭宏安译：《1846年的沙龙：特莱尔美学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法]特莱尔，肖聿译：《我心赤裸：特莱尔散文随笔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淑君，女，1967—，广西玉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广西南宁地区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