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案子了，要不是近期偶遇早已刑释的案中当事人，原已淡忘在我的记忆深处了。现在回望这起案件，它所引出的话题以及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依然富有现实意义。
　　1983年夏，太湖附近一个弱智哑女失踪。很快，涉嫌投毒杀害哑女的犯罪嫌疑人王志雄被抓捕归案。
　　当时第一次“严打整治斗争”已经开始。对于王志雄一案，公安部门从快以故意杀人罪报捕，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前，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和同事决定慎重地再去提审一次。
　　“我可没杀人哪！不是说我承认了就放我回家的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定我死罪？”镣铐加身的王志雄两手抓着提审室铁窗上的钢筋，冤枉地大声辩解，那张俊秀的脸因痛苦和愤恨而扭曲变形了。
　　我预感到案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于是便很耐心地向他讲解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应有的态度。他静静地思索了好一会，悔恨万分地自言自语道：“哑女死了，是我的不该，但不是我杀的。我跟警察说了，可他们不相信，逼我、打我，非让我承认，我就只好承认是被我毒死的了。”在王志雄随后的叙述中，我听到了一个近乎荒唐的故事。
　　是年32岁的王志雄，自幼家境贫寒，一直打着光棍。这年4月的一天，王志雄正坐在家门口，一个20多岁的女人走了过来。她一见王志雄就手舞足蹈，比划着什么，不时张口却说不出话来。
　　王志雄看出这个女人是个哑巴，可能是饿了。出于同情，王志雄把她让进了屋里，端出自己的晚饭让哑女吃。望着眼前这个有着几分姿色的女人和她薄薄衣衫下青春的胴体，他感到有种从没有过的冲动在体内燃烧，终于迫不及待地把哑女抱到了自己的床铺上……
　　从此以后，哑女隔三差五就往王志雄那里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志雄害怕别人说闲话，就决定疏远她，想和她断绝往来。六月份的一天夜里，哑女又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王志雄的家门前敲门。王志雄就是不开门，心想哑女进不了门就会走的。
　　第二天清晨，王志雄起床后开了门去茅房。就在这时，躲在门外过了一夜的哑女乘机就进了屋。可等王志雄回来一看却慌了神，原来他放在墙边用来药老鼠的毒饭，被饥饿的哑女吃了个干净。王志雄想，哑女吃了这毒饭是会死的，一急之下就将哑女赶出了门，心想走了再有啥事就与他无关了。
　　但是他心里感到不安，过了一个时辰走到屋外一看，哑女并没走远。只见她趴在不远处正在挣扎，显然已经毒性发作就剩最后一口气了。王志雄知道闯下了大祸。怎么办呢？他没有实施积极的救治，而是等她死后匆匆挖了个坑，包上塑料袋将她草草埋掉了。
　　王志雄投毒杀人一案，后经侦查虽然排除了其故意杀人的嫌疑，但在“严打”的大气候下，法院以杀人罪、流氓罪从重判处其无期徒刑。
　　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和王志雄不期而遇。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王志雄一眼认出了我，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一直想要感谢你们哪！当年要不是有你们，说不定我早掉脑袋了，绝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王志雄谈到，人和人之间在精神上的平等有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特别是检察官和阶下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在办案中你们对一个案犯人格上的尊重。在遭遇挫折和磨难时，你的态度或许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这句话给了我启发和力量。也许正因为此，我才能够正视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监狱中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下决心要活出个人样来。”
　　法律的惩治作用，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审查一起起案件，与一个个罪犯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常常心痛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因不懂法而误入歧途，或因心存侥幸而铸成大错的人。我更深切地意识到，当公平正义成为社会民众法治呼声的时候，执法者本身如何对待法、如何执法，就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大问题。特别是尊重人权、尊重人性、尊重人格成为法制社会的一种执法理念和文明意识的时候，在依法公正执法的过程中，提倡人性化执法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执法者对犯罪者的态度，或许会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服从，对罪行的认知和改造，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向往和渴求，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看法。
　　我们经常说：人有情而法律无情。在提倡人性化执法的今天，这句话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说：法律无情而人有情。只要犯罪者不是十恶不赦良知泯灭，就应该给予人格上的尊重、精神上的平等，让法律少一份冷漠，多一份温情。执法者一句充满人情味的话，也许就能温暖一颗已“死亡”的心，拯救一个已“堕落”的人，为社会减少一棵“稗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