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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葬》是蹇先艾先生早期关于乡土文学的创作。作者以独特的笔触，描述了贵州的乡间风俗，重现并创造了典型的乡土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对《水葬》的剖析，将作品的人物形象分为三类：屈服命运的受害者；扭曲冷酷的看客；善良悲惨的无辜者并进行论述分析。
关键词：《水葬》；人物形象
水葬，本是丧葬礼仪的一种形式，源于对水文化和图腾的崇拜。通过水葬，人们将死者投入水中布施于鱼类，供养水中的生命，从而积福于亡灵助其转世，这是对死者的超度，也是对死者心识的澄清，更是一种神圣的丧葬文化。然而在蹇先生这部作品中，水葬，成为了惩罚活人的残忍手段，充斥着卑劣的施虐性和暴力的制压性。在这场残酷的水葬仪式中，出现了三类人：屈服命运的受害者、扭曲冷酷的看客、善良悲惨的无辜者，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时代的愚昧和无知里，受尽苦难而不能自救，受尽折磨而不自知。
作品中屈服于命运的受害者有被权贵打断腿的王七，和主要代表人物——骆毛。骆毛瘦小而赢弱，有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和摇动的，骨包皮的躯干”。同时他又是粗俗邋遢而品行不正的，因偷周德高家的东西被家丁给逮住了，便在“赴刑”的途上大骂不停：“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然而，骆毛的喊骂、嚎叫也只是一时的口头的宣泄和短暂的抗争，在他内心的深处，死亡已成为他今日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也早已屈服于“命运”。在面对死亡的恐惧时，骆毛和“阿Q”一般，只在心中抱有一丝侥幸，“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自我陶醉和逃避于来世再变“好汉”的梦中，而毫不反抗。骆毛心中自然是有憋屈，有痛恨，有不甘的，但无奈的是，到死，骆毛都没有想过要抗争。一路上这么长，即是骆毛想起他那可怜的母亲，他居然也没有一丝逃跑的念头，试图摆脱自己被淹死的不公命运。骆毛不认为偷东西被淹死有什么不妥，“小偷被抓到，就活该淹死”这条似乎来自上古的律令，天生便有，就该被遵守和执行。在被抓住的那一刻起，骆毛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也认命了。他用沉默和无奈抛开心中的挂念与不甘，狠心地将眼睛一閉，怀着浮现的母亲慈祥面容的安慰和温暖被人沉入水底。骆毛的可悲，不仅在于其所处时空因封建伦理的残暴统治而愚昧落后，使他不能接受公正合理的刑罚，更在于他的思想，已经被完全洗脑，认同了这些残暴的习俗而无知地屈服于不公的命运。
作品的第二类人：扭曲冷酷的看客，便是那群争先恐后地急着看热闹的群众。看客，在许多文学作品均出现过，鲁迅先生的《示众》所刻画的看客便与《水葬》的看客十分相像。《示众》里有卖包子的胖孩子、秃头的老头子、抱孩子的老妈子、飞奔而来的小学生，他们将巡警和犯人的紧紧地围成一个奇怪的圆圈，观看热闹。而《水葬》里的看客则是：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们都有，五花八门的服饰，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一些是村里的闲人和富户，一些是被骆毛缚住的模样逗笑得合不拢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一些是农家的妇女们，姑娘搀着母亲，奶奶牵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多么自觉的看客！看客本无罪，但是无罪的他们却让人感到无比心惊。扭曲残酷的看客们，失去了同情心，对弱者见死不救，只是超然物外地游戏着人生。在他们心目，自己是不可能落到这个地步的，他们是村里的独裁者，游戏规则由他们说了算。而这些看热闹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也正是这些闲人富户童年的影子吗？小孩在此生活环境下成长，自然会接受父辈思想的“熏陶”，周而复始，无法改变。水葬对看客来讲，无非就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能够让他们从别人的痛苦里寻找出些快乐。他们幸灾乐祸地鉴赏，玩味着被看者的肉体，灵魂，用受害者的悲痛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和欢愉。这些精神扭曲的看客在观看的过程中，便成为了鲁迅先生笔下“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作品最后一类善良悲惨的无辜者则有互助帮忙的妇人朱三媳妇和悲惨无助的骆毛的母亲。老妇人骆毛的母亲便是这悲惨的无辜者最典型的代表。“孤独立在半山坡的茅草屋，斑白枯萎而杂乱的头发，补丁丛丛的衣服，青灰的消瘦的手臂。”骆毛的母亲，看似是悲苦而不幸的，但在骆毛被抓之前，她又仿佛是幸福快乐的。她有着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我们从作品的诸多描写便可看出，骆毛是个难得的孝顺、爱母的孝子。骆毛被抓前因挂念母亲，不愿其担心害怕而从不迟归；被捕后骆毛在赴邢的路上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心头发软了起来，完全被踌躇和忧虑占据：“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可是现在，老妇人拄着拐杖，“微微地喘着气，一手牢牢地把住门边，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远处凝望”，独自默念着：“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她的等待是没有结果的，因为骆毛已经身亡，她的等待或许也没有尽头，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水沉大河了的这么个残酷的事实。她只能苦等，苦等。风烛残年的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曾经幸福过的她失去了幸福之源，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我们可想而知。
悲剧的色彩体现在每一类人身上，他们不自知，也只能默默地顺应着剧情的发展。《水葬》这部作品暗藏着蹇先生的啜泣与控诉，通过对三类人物的谴责与追问，指责了封建残暴的习俗，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性的问题，以及如何立人的问题。
关键词：《水葬》；人物形象
水葬，本是丧葬礼仪的一种形式，源于对水文化和图腾的崇拜。通过水葬，人们将死者投入水中布施于鱼类，供养水中的生命，从而积福于亡灵助其转世，这是对死者的超度，也是对死者心识的澄清，更是一种神圣的丧葬文化。然而在蹇先生这部作品中，水葬，成为了惩罚活人的残忍手段，充斥着卑劣的施虐性和暴力的制压性。在这场残酷的水葬仪式中，出现了三类人：屈服命运的受害者、扭曲冷酷的看客、善良悲惨的无辜者，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时代的愚昧和无知里，受尽苦难而不能自救，受尽折磨而不自知。
作品中屈服于命运的受害者有被权贵打断腿的王七，和主要代表人物——骆毛。骆毛瘦小而赢弱，有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和摇动的，骨包皮的躯干”。同时他又是粗俗邋遢而品行不正的，因偷周德高家的东西被家丁给逮住了，便在“赴刑”的途上大骂不停：“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然而，骆毛的喊骂、嚎叫也只是一时的口头的宣泄和短暂的抗争，在他内心的深处，死亡已成为他今日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也早已屈服于“命运”。在面对死亡的恐惧时，骆毛和“阿Q”一般，只在心中抱有一丝侥幸，“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自我陶醉和逃避于来世再变“好汉”的梦中，而毫不反抗。骆毛心中自然是有憋屈，有痛恨，有不甘的，但无奈的是，到死，骆毛都没有想过要抗争。一路上这么长，即是骆毛想起他那可怜的母亲，他居然也没有一丝逃跑的念头，试图摆脱自己被淹死的不公命运。骆毛不认为偷东西被淹死有什么不妥，“小偷被抓到，就活该淹死”这条似乎来自上古的律令，天生便有，就该被遵守和执行。在被抓住的那一刻起，骆毛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也认命了。他用沉默和无奈抛开心中的挂念与不甘，狠心地将眼睛一閉，怀着浮现的母亲慈祥面容的安慰和温暖被人沉入水底。骆毛的可悲，不仅在于其所处时空因封建伦理的残暴统治而愚昧落后，使他不能接受公正合理的刑罚，更在于他的思想，已经被完全洗脑，认同了这些残暴的习俗而无知地屈服于不公的命运。
作品的第二类人：扭曲冷酷的看客，便是那群争先恐后地急着看热闹的群众。看客，在许多文学作品均出现过，鲁迅先生的《示众》所刻画的看客便与《水葬》的看客十分相像。《示众》里有卖包子的胖孩子、秃头的老头子、抱孩子的老妈子、飞奔而来的小学生，他们将巡警和犯人的紧紧地围成一个奇怪的圆圈，观看热闹。而《水葬》里的看客则是：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们都有，五花八门的服饰，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一些是村里的闲人和富户，一些是被骆毛缚住的模样逗笑得合不拢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一些是农家的妇女们，姑娘搀着母亲，奶奶牵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多么自觉的看客！看客本无罪，但是无罪的他们却让人感到无比心惊。扭曲残酷的看客们，失去了同情心，对弱者见死不救，只是超然物外地游戏着人生。在他们心目，自己是不可能落到这个地步的，他们是村里的独裁者，游戏规则由他们说了算。而这些看热闹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也正是这些闲人富户童年的影子吗？小孩在此生活环境下成长，自然会接受父辈思想的“熏陶”，周而复始，无法改变。水葬对看客来讲，无非就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能够让他们从别人的痛苦里寻找出些快乐。他们幸灾乐祸地鉴赏，玩味着被看者的肉体，灵魂，用受害者的悲痛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和欢愉。这些精神扭曲的看客在观看的过程中，便成为了鲁迅先生笔下“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作品最后一类善良悲惨的无辜者则有互助帮忙的妇人朱三媳妇和悲惨无助的骆毛的母亲。老妇人骆毛的母亲便是这悲惨的无辜者最典型的代表。“孤独立在半山坡的茅草屋，斑白枯萎而杂乱的头发，补丁丛丛的衣服，青灰的消瘦的手臂。”骆毛的母亲，看似是悲苦而不幸的，但在骆毛被抓之前，她又仿佛是幸福快乐的。她有着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我们从作品的诸多描写便可看出，骆毛是个难得的孝顺、爱母的孝子。骆毛被抓前因挂念母亲，不愿其担心害怕而从不迟归；被捕后骆毛在赴邢的路上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心头发软了起来，完全被踌躇和忧虑占据：“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可是现在，老妇人拄着拐杖，“微微地喘着气，一手牢牢地把住门边，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远处凝望”，独自默念着：“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她的等待是没有结果的，因为骆毛已经身亡，她的等待或许也没有尽头，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水沉大河了的这么个残酷的事实。她只能苦等，苦等。风烛残年的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曾经幸福过的她失去了幸福之源，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我们可想而知。
悲剧的色彩体现在每一类人身上，他们不自知，也只能默默地顺应着剧情的发展。《水葬》这部作品暗藏着蹇先生的啜泣与控诉，通过对三类人物的谴责与追问，指责了封建残暴的习俗，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性的问题，以及如何立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