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穿洞”去看“杨虎城”
　　1956年春，我随父母由上海移居西安，住小南门外张家村。当时的西安，出了城门都是乡村。没有公交车，到城里全靠步行。当时班级同学岁数都比我大，知道“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城抵抗刘镇华的故事，也从大人口里知道“西安事变”，对我初来乍到的却是新鲜事。
　　一天放学后，同学相约去南院看“杨虎城”，我欣然随大家一道去。在“领头”学伴的安排指挥下，五六个同学分别向泥路上行驶的骡马车奔去。两人一组趴在骡马车后板上，双脚腾空，免费搭车。
　　到了小南门附近的城墙根，发現护城河水大都干涸，有的则是发臭的浅薄绿水。护城河与城墙之间是一片树林，里面是野生动物的天地。只见“领头羊”熟练地拨开一丛乱草，有一米口径洞口出现。大伙鱼贯而入，在黑暗里徐徐缓行。出了洞口就是繁华的市井，与南院门几步之遥。得知如从小南门进城，需多走半个小时。
　　我心里疑惑，杨虎城在哪里？大家走到一家照相馆橱窗前，见陈设一位威严的军人照片。下面说明词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遗像。在当地，去“看杨虎城”成了耍南院门的行话。（西安方言，玩叫耍）
　　众多令人疑惑的权威观点
　　阅读唐人著的小说《金陵春梦》，是我在1961年前后，就读于福州格致中学的时候。读到西安事变的描述，说蒋介石从五间厅越窗出逃，翻墙跌落腰背受伤，由侍卫背到骊山一大石后躲藏，被东北军发现后由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29岁的孙铭九背下山来。该小说中还有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受陈其美指使，去广慈医院刺杀陶成章的描述，“一个瘦小的身影越出病房窗户”，两处描述给我的感觉是蒋介石个子瘦小，在骊山上负伤被人背下来合情合理。
　　“文革”结束后，重庆会谈中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公开了，蒋介石个子与毛相比，矮不了多少，这使我对蒋介石被人背下骊山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留心西安事变蒋介石下山的文字。一般人云亦云者不必费眼力，但有权威性的如是说，却使疑窦更深。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生动地叙述了蒋介石是被背下山来的。尤其是1936年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在西安事变发生次日，蒋介石就叫他去谈话。邵按常理应问及蒋负伤后如何下山，在1956年12月邵力子发表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一文中，也称蒋介石负伤后是被人背下山的。
　　亲历者孙铭九的叙述
　　上世纪80年代，我从上师大转到上海文史馆工作。当时文史馆与参事室在一个大院里办公，有幸见到市府参事孙铭九，当时已八十出外了。第一次见面感到惊讶的是，孙的个头不到一米六。于是心里的疑问更大了，矮個子背高个子，何况下山比上山要困难。
　　一次在文参大门口见到孙铭九从汽车上下来。他发现我用手招呼我过去，从皮包里掏出几页纸。我看抬头是全国政协提案专用。孙告诉我即去北京参加政协会，今年他提案的主题是，骊山“捉蒋亭”应改名为“团结亭”或“兵谏亭”，问我哪个合适？我回答说，捉蒋亭是带贬义，团结亭带褒义，兵谏亭中性的。他听后约我到他吴兴路寓所再聊聊。
　　孙家客厅墙上挂着照片，是叶剑英元帅与孙握手的情景。孙告诉我，西安事变时叶剑英在他家住了几个月，又说“捉蒋亭”改名为“兵谏亭”为好，他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才决定这项提案。我顺势问到西安事变情况，尤其是许多文章说是孙背蒋下山的。听我说到这里，孙铭九从沙发上略起了身，昂头挺胸似的，操着浓重的东北腔说道，那些书尽胡扯！当时骊山没有路，尽是碎石，又是漆黑不见五指，不好背，还不是弟兄们你推我拉把蒋弄下山来。是的，冬天西安到早晨八点才蒙蒙亮，我当时上学都是摸黑去的。
　　以后我又看到蒋介石撰写的《西安半月记》，自述从骊山下来的经过，是被众人拥簇下山。途经五间厅时，因疲乏要求入内休息。而押送军官称张副司令在黄城等委员长，催促早些入城。
　　孙铭九清楚记得，在圣诞节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即1936年12月24日，下午三点钟许，张学良单独与孙谈话。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想不到阎百川（锡山）这样不够朋友;二是想不到杨主任（虎城）的部队这样差劲;三是想不到莫斯科（斯大林）对咱们态度这样坏。
　　阎锡山在事变前曾表态支持张杨行动，并可把蒋介石送到太原。杨虎城手下的军长冯钦哉当时在潼关被中央军收买。而斯大林的态度，则成为研究“西安事变”的一项课题。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退休干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