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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如柏杨的“瓶颈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
“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昧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在他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拼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支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和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其中说到：“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
而我国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中阿历史上“党(派)争”持续不断。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牛李党争，宋有“元祜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其是一个宗法社会。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
“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 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对此，中国的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为什么和尚要把经念歪?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老百姓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而表面上是“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当年八旗兵人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至后来，太平军竟两次轻易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其中原因在于驻守的八旗兵在安逸的生活中已“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
“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原因有四：
一日“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二日“奢”。八旗兵八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
四日“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博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睹，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如何防止“权大欺主”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像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辜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们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土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文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区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于“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如柏杨的“瓶颈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
“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昧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在他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拼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支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和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其中说到：“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
而我国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中阿历史上“党(派)争”持续不断。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牛李党争，宋有“元祜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其是一个宗法社会。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
“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 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对此，中国的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为什么和尚要把经念歪?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要自我保存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老百姓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而表面上是“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当年八旗兵人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至后来，太平军竟两次轻易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其中原因在于驻守的八旗兵在安逸的生活中已“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
“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原因有四：
一日“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二日“奢”。八旗兵八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
四日“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博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睹，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如何防止“权大欺主”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像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辜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们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土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文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区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于“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