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沈括，想必大家都熟知，他写过一部《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大牛李约瑟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在科学发现上，他确实卓越。
　　他最早发现了磁偏角，最早记录了活字印刷，最早对海市蜃楼做出光学解释，最早对沧海桑田做出地质学解释;他设计出更加精确的实验方法，重新验证了《墨子》里记载的小孔成像;他发现了石油的用途，还用石油燃烧后的烟尘试制出第一批油墨;他拥有缜密的数学头脑和强大的计算能力，独立推导出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还准确算出在不靠“打劫”的情况下，围棋棋局的演化总数是3的361次方。
　　最神奇的是，沈括还搞过“天气预报”。在《梦溪笔谈》中，他记录了公元1076年某一县城发生龙卷风的情况，是东亚关于龙卷风方面的最早记录。当时有一段时间，京城久旱，宋神宗让沈括推算哪天会下雨，他断言“雨候已见，期在明日”（《梦溪笔谈·象数》）。意思是说皇上请放心，明天就会下雨。到了第二天，果真下起雨来。
　　众所周知，天气预报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需要海量仪器对温度、湿度、风速和大气环流进行实时观测，再将观测数据代入计算模型，才有可能给出比较准确的预报。沈括生活在宋朝，既没温度计，也没计算机，他是怎么预报天气的呢？
　　沈括预报天气，用的不是气象学，而是中医理论。这套理论叫做“五运六气”，五运即五行，六气则是风、寒、湿、暑、燥、火。传统中医将年、月、日、时变成天干地支，又把天干地支转化成五行，再用六气来描述病人的症状特征，最后根据五行生克来推算病人该在什么时辰吃什么药。沈括把这套理论用在天气预报上，强行将天干转化成五运，将地支转化成六气。比如说，某天是庚丑日，庚对应五运里的金，丑对应六气里的湿，金能生水，再碰上湿气，必定下雨。
　　五运六气能不能预报天气呢？肯定不能。这里面的逻辑漏洞非常明显：干支纪日每60天循环一次，难道每逢庚丑日都会下雨吗？就算下雨，难道会在全国一起下吗？沈括自己也发现了这个漏洞，所以他又补充一句：“皆视当时当处之候”（《梦溪笔谈·象数》），意思是说预报天气不能光靠五运六气，还要观察当时当地的气候。那天，他帮宋神宗预报天气，恰逢久旱不雨，连阴了好几天，突然一日转晴，太阳光强烈，这才推断出次日会下雨。
　　在《梦溪笔谈》里，沈括成功预报天气的例子仅这一个，他却据此认定自己的理论颠扑不破。将个案当成铁证，是他搞研究的风格。
　　有一次，朋友生病发烧，沈括开出药方，让人服用钟乳石的粉末。之后朋友退烧，沈括便将钟乳石治发烧的方子写进医书《沈存中良方》。发烧只是症状，病因千差万别，钟乳石或许能消除某个病人的发烧症状，对其他病人却未必有效，甚至还会有害。
　　作为一个“搞科研”的人，沈括不但不了解钟乳石，也不了解许多自然现象。比如，他认为风是“木气上升”形成的，木能生火，所以风也能生火。他还不加验证地采信民间流传的许多说法：白鸡到了岭南会变黑鸡，麦子受潮会化成飞蛾，月食时看不到河蚌和蛤蜊。由此看来，沈括也会盲从和轻信，这违背科学家应有的怀疑精神。

　　沈括甚至还迷信算命。他曾推算自己的命运，结论是“括死时颇热闹”（张耒《明道杂志》）。意思是他去世前会有高官厚禄，去世后会被风光大葬。实际上呢？他中年被罢官，晚年被流放，临死前精神失常，最后凄凄惨惨地死在了流放地。
　　所以，从现代科学体系来论，沈括并不算严谨意义上的科学家。通读全本《梦溪笔谈》，会发现这是一部博物学书籍，既有卓越的科学发现，又有搞笑的伪科学，还掺杂着沈括在政治、财政、农业、历法、医药、音乐、诗词等领域的议论。如果非要给沈括一个头衔的话，“博物学家”也许比“科学家”要合适。
　　不过，跟宋朝其他士大夫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相比，沈括都算是一个罕见的能人。
　　年轻时，沈括在京城当小官，几个大臣争论太阳是圆球还是圆片，沈括不但给他们提供了正确答案，还现场演示了推算日食的方法。后来他被派到北方边境督造兵器，不但改进了弓弦的制造工艺，还改进了士兵射箭的要领——拉满弓弦，以勾股定理为依据，瞄准远方的靶子，十有九中。再后来，宋辽两国谈判疆界，互不相让，始终无果。沈括一声不吭，去枢密院调阅档案，从一封辽国致大宋的国书里找到了对大宋有利的证据，辽国使臣哑口无言。当时，宋神宗龙颜大悦：“微卿，无以折边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1）。即如果不是沈爱卿出手，怎能结束这场疆界之争呢？

　　沈括性格上谨慎、怯懦，力求自保，容易让人觉得反复无常。这最终导致他个人信用破产，在守旧派和变法派里外不是人。两派固然视同水火，但在鄙视沈括这件事上，立场却出奇的一致。

　　沈括如此聪明能干，多多少少和家世有关。他出生在杭州一个世家大族，祖上在五代十国时期就被吴越国王重用。他父亲在大宋当官，先后担任县长（县令）、市长（知州）和省长（转运使）。父亲生了两个儿子，他是次子，出生很晚，比哥哥的儿子还要小。他哥哥名叫沈披，从县长做到副省长（安抚副使），在兴修水利方面功绩卓著。沈披的儿子沈遘和沈辽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沈遘不到20岁就中了榜眼，担任过开封知府;沈辽则是书法名家，曾教授王安石书法。后来，沈遘、沈辽和沈括三人并称“三沈”。说起来沈遘、沈辽比沈括成名更早，但名气不如后者，以至于后来元朝人修《宋史》，误把沈遘当成沈括的哥哥，还浓墨重彩地给沈遘立传，却将沈括的传记附在沈遘之下。
　　宋朝世家大族喜欢彼此通婚，沈括家和王安石家也不例外。从亲戚关系上讲，王安石算是沈括的表侄，但王安石年长，比沈括早进入官场。1063年，沈括进京参加中书省考试（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会试”），主考官是苏东坡的亲家范镇，副考官是王安石。那一年，沈括考中进士，按照惯例，拜考官王安石为师。几年后，王安石变法，遇到司马光保守派的极力阻挠。两派各执己见，水火不容，沈括自然站在王安石这边，很快成为王安石“新党”花名册中排名第十五的干将，为新法擂鼓助威、奋力疾呼。
　　在人浮于事、思想迂腐的大宋士大夫群体中，沈括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技术官僚”。他博学多才，聪明多智，为人谨慎，事事谋定而后行，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把王安石交办的所有工作都做得又快又好，深受王安石的青睐和器重。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夸奖他 “谨密”，意思是性格谨慎，做事缜密。
　　但对王安石的变法，沈括也并不完全赞同。根据基层当官的经验，再加上精密的大脑，他很快就看出变法的诸多漏洞。但囿于王安石是上司，两人又有师生情谊，他不敢正面反对，也不敢禀报皇帝。直到1074年，变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听闻大臣吴充要当宰相，他才偷偷跑到吴充府上，以三司使的身份向其上书，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提议废除一些变法措施。
　　在王安石看来，沈括有话不当面说，等自己下台才说，属典型的小人行径。1075年，王安石复出，在宋神宗跟前对沈括的评价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当畏而远之，虽有能，然不可亲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4）。所谓“壬人”，就是像水一样变动无常的小人。王安石说沈括反复无常，品德败坏，劝皇帝把沈括赶出朝廷。不久，沈括就被贬至宣州，此后一蹶不振，被一贬再贬，最后去了润州。正是在润州的梦溪园，他完成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
　　沈括果真是小人吗？未必。他顶多是情商低，性格上谨慎、怯懦，力求自保，容易让人觉得反复无常。他这种性格，在官场上自然行不通，最终导致个人信用破产，在守旧派和变法派里外不是人。两派固然视同水火，但在鄙视沈括这件事上，立场却出奇的一致。我们看宋人笔记，保守派骂沈括奸诈阴险，变法派也说沈括有才無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信用破产的后果很严重。后来，宋哲宗即位，大赦天下，但朝中人纷纷上书历数沈括罪行，宋哲宗便主张谁人都可赦，唯独沈括不可赦。可见他的“小人”形象已深入人心，即便他天文地理、音乐医药、律历占卜等才学绝世，再耀眼的光芒也会被遮蔽掉。
　　沈括（1031年—1095年）
　　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汉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官员、科学家。出身于仕宦之家，1063年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宋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历任太子中允、三司使等职，晚年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代表作《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