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十冬腊月，北平大街小巷就平添了一种市声，吆喝“画儿、买画儿了”。
　　在早年，无论贫富，家家都要买几张年画给小孩，有钱的人家，都贴在更房、门房、下房或是护窗板上，乡间人家就把年画贴在卧房炕头上，借以点缀年景，又可以哄哄孩子。
　　
　　沿街叫卖年画，在清末民初的平津两地都极盛行。虽然全国各省都有这种木刻年画，可是风格俗雅，各有不同。华北地区最著名的年画产地，有天津西边的杨柳青、深州附近的武强县和山东潍坊县（现潍坊市）的杨家铺;华中则有苏州阊门的山塘路等处。
　　无论南北，年画都是先用墨线画成，再刻成木板，印出来只有墨线轮廓，然后着色。杨柳青年画，都是挑选年轻女工着色，北方小姑娘多半缠足，不像南方“赤脚大仙”能够下田，既然不能到田间工作，针黹之余，给年画着色就成了她们的副业。她们着色是一人上一种颜色，以画师着好颜色的年画为样本，然后再在每张上着一种颜色，你涂红我抹绿，各用一色，不用换笔，这种分工办法涂起来速度非常快，每个人一天能涂好几百张。因为操作都是女工，杨柳青年画比较细致工巧，产量不多，价钱自然较高，而且仅在平津一带行销。至于武强、潍坊，画年画的男女都有，着色快速粗放，行销远及西南云贵广大地区。
　　苏州年画，又称姑苏版年画。据康熙乙丑正科状元陆肯堂的《趋庭随笔》记载：“每年重九登高，一直到年尾大市，从仙塘路到虎丘，年画铺栉比鳞次，远地商客，争来抢购，盛极一时。”这一段文字，足证康熙时代姑苏年画的好景是如何了。光绪甲辰正科榜眼朱汝珍在他的《玉堂札记》里说：“太平天国攻陷苏州，纵火半月，虎丘一带遭劫最惨。”阊门外山塘路到虎丘，全被匪兵乱民烧掳一空，原有木刻年画版悉被劈成柴烧。而这些年画，一般人家都认为是应景点缀，年年换新，没人留心保存;文人墨客，又认为其粗俗不文，难登大雅，不屑保存，使得年画几近绝迹。到了光绪初年，民间元气渐复，苏州年画才在桃花坞又时兴起来，可是藻绘涂丹，跟乾隆年间风格迥异了。
　　
　　年画究竟始于何时，现在虽然已经无法详考，可是当年考古学家福开森氏藏有几张年画，经过多位考古家考证，从纸张跟颜料上看，确定是明世宗嘉靖年代的年画。其中有一张是《云台二十八将》，图纸角上印有“嘉靖四十一年王二吉制”字样的水印，其余几张墨色纸张完全不同。明朝嘉靖年代就有年画确定无疑。
　　高阳齐如山先生生前对收藏兴趣极浓，他有几张康熙时期的年画，跟法国公使馆参事杜博斯（中国年画收藏家）珍藏的康熙年代的几十张年画相互印证，从印工清晰、着色精致上可断定是康熙年代的产物。
　　自嘉庆以迄道光，年画大部分是由旧章原版印镌，都还不离大谱，经过发匪（太平军）蹂躏掳夺的浩劫，康熙时期的年画已荡然无存。到了同治、光绪年代，据说他们幼年都爱听宫监们讲《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民间故事以及公案、说部，影响所及，年画又热闹起来。宫中虽然无处张贴，可是宫监们偷偷买进宫去托裱装订起来，供小皇上休闲时阅览。当时的年画，如智化冲霄楼盗萌单，被压在月牙刀下，艾虎借七宝刀削月牙刀救师傅，黄天霸拿一枝桃射虎，中镖倒地，布局、衣饰、神情、姿态都出自名匠手笔，刻画得传神入理。据说当时有一位年画师傅叫戴连增，卖年画竟挣下四五百亩地养老呢！
　　齐如山先生有一年在萤桥河边茶座瀹茗，跟我谈到年画，他说：“年画约分七类：一是劝善惩恶的画，二是历史画，三是儿童画，四是风俗画，五是吉利庆祝画，六是俏皮歇后语画，七是戏剧画。这些年画中有些是关乎风俗习惯、影响社会人心的好题材，可惜我们的新旧学者认为是村农野老的玩意儿，没有加以重视。久而久之，自然归于淘汰，反而是外国人视其为中华国粹，想起来真令人可叹。”
　　“当年日本人在南满铁路博物馆收藏有几百张，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更多，并且把它们分类。我也搜集了两百多张，可惜都没带到台湾来。”
　　
　　旧时的北平，每年一过腊八，画棚子就都搭起来了，都在东四、西单、鼓楼前一带。其中西单牌楼一处是同懋增、同懋祥两家南纸店搭的，生意兴旺时，晚上点燃两只打汽灯，光亮胜过白昼。样张画挂五层，要哪一张，立刻有人在画案格子里抽取，有条有理。据说这种方法是从旧式衙门里案卷房学的。北平有位小说家叫耿小的，他的小说里歇后语最多，从画棚子搭起来那天他就去里面溜达，凡是有歇后语的年画，他就买回来，作为写作的资料，而且运用得当、俏皮。
　　现在栖迟海陬，想起当年残冬岁尾逛画棚子、灯下看画的情形，已经是半甲子以前的事了，现在给儿孙辈讲讲说说已经变成老人说古了。
　　（选自《老乡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