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3日，日本福岛县的外海发生7.3级地震，造成至少101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为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
　　10年前，一场威力相当于120个原子弹、让地球自转快了1.6微秒的9级地震，在日本东北部海域登陆。这次地震，让日本遭受了二战结束后最严重的灾难：在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侵袭下，近2万人丧生，约6000人受伤，2500多人仍失踪。
　　每年的3月11日前后，都是日本全国为此哀悼、鸣丧钟的日子，也是各届政客表决心的时候。政治改革者常常为民众打鸡血：日本有机会通过地震重塑自己。比如在纪念3·11大地震5周年时，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声称：“要打造地震坚韧性国家。”
　　但大地震留下的后患，在民间依然发挥着影响力。比如，今年年初日本消费者事务厅的一项调查显示，核事故发生近10年后，日本约有8.1%的消费者仍不愿購买福岛县的食品。而据日本放送协会（NHK）在全国的民意调查，3·11地震十周年之际，30%的受访民众认为：“海啸灾区复兴重建”没有进展。
　　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究竟如何成为日本历史上的分水岭，重构日本人关于灾难、核电、生与死的想象与价值观？

直面自然可怖

　　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地区民众最刻骨铭心的时刻，眼前天地摇晃，人们或落荒而逃，或无助地抱头下蹲。这样的强烈震感持续了三分钟，以为安全的人们没曾想到，真正的危险还在潜伏。

　　约半个小时后，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而来，超过560平方公里的关东沿海地区被淹没。
　　《日本时报》的供稿人用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感受：“海啸一直蔓延到内陆，直到突然让你不知所措。它不是电影上演的深蓝色的，而是上面撒有白色斑点的泡沫，是十分浑浊的黑色。滚滚的残留物污染了泥土、岩石、树木、房屋。在那之前，我从未在自然环境中看到过如此占主导地位的武力表现。”
　　地震和海啸同时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摧毁了核电站所有电力设施。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发生了堆芯熔毁的严重事故—反应堆压力容器中，失去冷却的核燃料棒在高温下熔毁。
　　30 %的受访民众认为：“海啸灾区复兴重建”没有进展。
　　在东京电力公司几次“出现微量核泄漏”的声明后，3月12日16时，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机组厂房发生爆炸。厂房的外墙和屋顶在爆炸中坍塌。
　　同时坍塌的还有日本人的生活和信仰。日本自杀白皮书显示，即便地震过去了近10年，2020年仍发生了5起与之相关的自杀事件。而从2011年起，日本国内有超过240起因3·11地震而起的自杀，超过一半自杀者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这些自杀者，96%都来自东北地区受灾最严重的三个县：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
　　活着的人，仍需要面对生离死别，投入颠沛流离后的废墟重建。

何日归故土？

　　考虑到地震后的房屋损毁以及核泄漏后的污染，政府建立了疏散区，要求约11万人从家中疏散。
　　有社会学研究认为，3·11地震的特殊性在于，直接受害者并非在城市的人们，而是那些与大海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尤其是从事渔业的人，即使他们深知大海可怖的一面，依然要与大海为伴。对这类人而言，离开故土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
　　为了舒缓灾民情绪，福岛县、岩手县、宫城县三县政府，在震后联合展开“创造性复兴”活动，决定不向灾区征税，并在安全区域建造3万户公共住房，低价无限期提供给灾民。
　　日本国内有超过240起因3·11地震而起的自杀。 ╱
　　重建的家园却意味着回不去的故土，这样的情况在福岛县尤甚。
　　受核泄漏影响，福岛县受灾区域都要进行除污，居民被迫远离家乡。这些区域又按年辐射量，细分为三类：归还困难区域、居住限制区域、避难指示解除准备区域。
　　“归还困难”指的是不建议人类进入。长期以来，由于辐射量过高，福岛核电站附近都被划分为禁区。据日本复兴厅截至2020年12月的数据，这样的“禁区”占福岛县面积的2.4%，占全日本0.04%的土地。 　　只是，那些政府下了避难解除指令的区域，部分居民也不愿再返回。这在年轻人和带孩子的父母中尤甚。
　　福岛县在2019年年中发布数据显示，福岛县外还有4.3万名撤离者。例如，在2017年即解除撤离令的富冈町，登记人口有12374人。而截至2020年年底，实际的居住人口仅有1568人，愿意回乡的人仅为10年前的1/10。

　　人们不愿返乡的深层原因，仍在于对政府除污工作的不信任。据福岛县介绍，除污工作主要依靠翻土，将表面的土与地下的土来回翻转，减少地表的放射性元素。只是，山地和森林的除污工作迟迟不展开，成为民间疑虑的来源。

核电站重启无望？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将“绊”选定为2011年日本的年度汉字。“绊”，在日语中指人与人的联系，寓意这一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让人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
　　地震后的人们悲悯弱者，抚慰生还者，共同愤怒于强者的无限权力，同时也自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集中表現在两点：一为民间反核电情绪的高涨，二是日本民众对官僚机构的集体反抗。
　　《朝日新闻》曾记述，在3·11大地震发生之前，核电被视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梦幻技术。尽管由于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问题，日本民众对核一直抱有审慎态度，但在国家意识的打包票下，他们认为核电站技术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3月11日重大海啸引发的核泄漏，开始让民众觉醒。他们将更多问题抛向核电技术，以及福岛核电站背后的东京电力公司。2011年至2012年，人们多次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集会，最经常的理由在于呼吁零核电。直至2012年9月，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将不再新建核电站，承诺到2030年代实现国家无核化。
　　值得一提的是，曾因3·11地震处理不当而辞职下台的前首相菅直人，此后成为了坚定的反核主义者。他曾在2015年安倍晋三宣布重启川内核电站时，批评其为“亡国首相”。
　　菅直人还在今年3月1日召开记者会，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起呼吁：“希望日本能够超越党派达成共识，成为零核电的国家。”
　　10年间，不断更替的新首相上任时，只要出现了任何有关重启核电站的说法，民间均会爆发大规模集会，反对核电站的重启。
　　3·11地震之后，更多的人选择社区联合，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个突出的例子，即是在地震中有84人死亡的石卷市大川小学。2014年3月10日，学校23个遇难孩子的家庭向仙台地方法院起诉石卷市和所在的宫城县，要求向每个家庭赔偿1亿日元。

　　大川小学中的遇难者，包括74个孩子。而吞噬他们生命的，不是9级地震，而是在15时37分迎面而来的海啸。在51分钟的反应时间里，甚至在海啸预警时，校方领导没有带孩子逃到地势较高的后山，而是去了学校应急手册上写的第二疏散点。这个疏散点，刚好是海啸侵袭的地方。
　　2016年10月26日，仙台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大川小学的家长打赢官司，获得总额14.3亿日元的赔偿。一名为此奔波6年的申诉家长紫桃佐代美说道：“孩子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我们向它发泄愤怒，可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就好像一团黑影，没有人类的温暖。”
　　在紫桃佐代美看来，这类“看不见的怪物”往往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隐藏在那些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中”。这正是日本大地震10年后民间心态的缩影。在灾难过后，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集体反抗和问责，恰恰成为了日本社会在10年间反复爆发的力量。

仅仅是“风评被害”？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后的第一次“出差”，即是在上任10天后奔赴福岛核电站。一个多月后，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用以贮存核废水的储罐即将于2022年装满，菅义伟政府发出消息，考虑向大海排出核污水。
　　“禁区”占福岛县面积的2.4%，占全日本0.04%的土地。
　　一时间，针对日本不对国际环境负责的言论甚嚣尘上。这里面，吵得最凶的为韩国。而日本国内也吵翻了天，福岛县居民和部分核辐射受害者表示强烈反对。
　　一切的恶果源自10年前的核泄漏。为了尽快冷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堆芯，东京电力公司使用了大量的水，因而产生巨量核废水。此外，根据福岛核电站官网在“污染水对策”上的记录，每天约有100～200吨受污染的“地下水”流入地势较低的反应堆建筑物。受污染的地下水以及废水，被储存在福岛核电站的约1000个储罐中，至今为止已超过120万吨。
　　引起全世界争议的关键在于，日本试图将国内处理污水的成本，转嫁给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而日本政府则以“风评被害”，解释如今的争议。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也称，全世界核电站排放的污水都含有放射性氚，只要将其浓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就不会造成环境问题。为了消除疑虑，日方提出用水稀释500～600倍之后再排入海洋，预计排放时的浓度远低于标准值。
　　只是，在生命健康与科学权威二者之间，经历过东日本大地震的人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对于核污水的后患，人们心底的排斥，是源自10年前对于生活毁灭的亲身感受。
　　2020年，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日本沉没》被改编成动漫，在网飞热映。这部40年前的小说在当代依然备受追捧，恰恰说明了日本的民族性—他们无时无刻处于自我灭亡的想象里，并为此做好重新选择命运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