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鲁迅之母鲁瑞，人们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保守。鲁迅都是留学生了，满腹才学，她却非要包办他的婚姻，直接造成了儿子感情的不幸。然而，人们认真扫视一下这位老太太的生平就会发现，在清末民初，鲁瑞的思想并不保守，相反，还有几分“新潮”。
　　魯瑞对新鲜事物常抱接纳的态度。清朝末年，社会上兴起天足运动，鲁瑞毫不犹豫地放了足。有人在背后讲怪话，说她放大脚是要去嫁给外国人，鲁瑞反唇相讥：“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金庸的老师俞芳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件事也彰显了鲁瑞对新事物的热爱。
　　鲁瑞会绣花，会做针线，却不会编织毛线。一次，她看到同乡许羡苏编织毛线，不顾年纪大，向其请教。没多久，鲁瑞就学会了，还为自己编了大围巾和外穿背心。北伐成功后，北京的女学生开始剪去辫子，听说剪发的好处后，鲁瑞也决定剪发，她自备了一套理发工具，让同乡给她当理发师。
　　传统观念认为，是否孝敬公婆是重要的“妇德”之一，而在实际生活中，对公婆好不好，往往又简单地界定为是否对公婆百依百顺。鲁瑞是有个性的人，对公爹的某些不当做法，敢于提出质疑。丈夫周伯宜在世的时候，有次，其弟弟（同父异母）与鲁迅几兄弟吵架，周介孚（鲁迅祖父）拉偏架，追着要打孙子。鲁瑞看不过去，公开说：“孩子们吵架，应由孩子的父亲管教。”鲁瑞这样一说，周介孚不得不放手。
　　鲁迅读中小学的年代，还存在科举制，一般人认为的正路是“读圣贤书”和“赴京赶考”。鲁瑞却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坚决支持儿子去考江南水师学堂。尽管心里非常合不得儿子远行，她却仍然鼓励儿子说：“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作‘穷出山’。”鲁迅后来的转学、留学都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
　　鲁瑞特别好学，一生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鲁瑞幼时，家里请人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就站在旁边听。后来家里不准她旁听，她就自己找书看，不认识的字就问旁人。
　　鲁迅结婚后，带着家人从绍兴搬到北京，鲁瑞每天都要看好几份报纸，很关心时事，不时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比如1925年，张作霖的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盘旋，有时还会投下炸弹，为抗议军阀暴行，北京八所大学的学生一度停课。鲁瑞就与鲁迅、许羡苏等人讨论到底是上课还是分散更有利于学生安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中上课反而安全些。学生集中上课，只要炸弹不落到学校就没事，而学校停课，分散的学生被炸死炸伤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在鲁瑞房里，这样的讨论非常多。
　　至于鲁瑞包办鲁迅婚姻的事，鲁瑞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妇女，她肯定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何况，鲁迅留学之后不太可能留在自己身边，希望有个儿媳在家服侍自己、传宗接代，也是当时做公婆之人的普遍愿望。她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极少有父母支持儿女自由恋爱，这实际上是一种时代的局限。鲁瑞能突破当时的风气，努力学文化，不断接纳新事物，已显出她非同寻常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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