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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仍然在旧有的展览机制下思考，北京依然延续着艺术中心的地位，这种中心倒不是说艺术有多繁荣，而是艺术家心中所向往的地方，通过“北上展览”这样的渠道，以获得全国范围的知名度。
自新中国成立，举办美术作品展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定的审核程序，而且这些展览只能在一定资质的空间内展出，否则展览将不具备合法性。这种墨守的成规最早是被1979年的“星星美展”所打破的，虽然在展览筹备期间参加美展的成员黄锐和马德升曾向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刘讯提出过举办正式展览的申请，但是由于当时美术家协会展厅的展期已经排满，如果要举办展览必须等到次年，所以他们打算打破惯例。
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公园，一个露天的展览就这么开始了，也正是因为展览的不合法性，很快被取缔。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终止，后来的游行已经将一个艺术展引向具有政治性的运动。具有政治使命感是“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艺术家最为明显的一个差异，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曾问“星星画会”成员王克平为什么在“星星”之后几乎没有艺术家对政治感兴趣，王克平耸耸肩表示，年青一代已经意识到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任何事情，不再抱有幻想，变成了政治犬儒派。
虽然“星星美展”后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画舫斋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但是在那之后并没有迎来更多的展览，反而在理论方面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争论，关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甚至连印象主义这样一个流派都被拿来反复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这些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年轻艺术家群体中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和展览上，甚至在1985年前后演变成一种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85美术新潮”，当然1983～1984年展开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使得压抑的氛围在1985年爆发，也是促成“’85美术新潮”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此之前，已经可以看出诸多端倪。
这种端倪最早是出现在上海，第一个“在野”的画展并非“星星美展”，而是1979年1月份在黄浦区少年宫举办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所谓“在野”指的是展览并非由官方主办或出资，参展艺术家也几乎没有官方或学院背景。这一群人的创作受到了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有部分野兽派的影响，绘画是他们的爱好和信仰，他们偷偷躲在家里画画，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虽然“上海十二人画展”和“星星美展”性质相似，但知名度却大不相同，这与两个城市的气质密切相关。
上海在民国时期一直是文化的中心，同时也具备部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综合气质，在这里汇聚了全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上海人陈丹青曾在《我的回忆》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所有一流文艺家，左翼的也好，右翼的也好，中间派的也好，只要到上海去，在上海出了文集，在上海办了画展，在上海开了音乐会，哪怕只在上海呆了一呆，你的层次就不一样。”只是这一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便烟消云散，话语权被行政划分所决定，比如中央直属的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就是中央和边缘的关系，就像各地方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把学生的作品运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交流观摩，但是中央美院的作品却从来不会运送到其他美院。上海文化也随着这种话语权的转移变得没落，但是那份文化中心的姿态还在，于是有了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的画展。在整个展览期间，展厅里一种循环播放着《蓝色多瑙河》，这个旧上海的时髦音乐被禁了十几年，这种情调也是上海所特有的，而北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会带有几分政治意识。“上海十二人画展”这个题目简单到没有任何情感，而“星星美展”则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与“上海十二人画展”同期在北京也有体现了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的转变的展览，1979年2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新春画展”，共有40多位油画家参展，作品基本上是风景和静物，参展艺术家还包括像刘海粟、庞薰琹、吴作人这样的老艺术家，该展览得到了新任美协主席江丰的支持，虽然起初他对这个展览持反对意见。在这一年，民间团体“无名画会”也得以公开举办展览，“无名画会”与“星星画派”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只关心艺术，公开展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两个展览上虽然没有特别前卫的画作出现，但是那些具有表现主义倾向，不完全写实的作品，以及个别的裸体画已经足以引起轩然大波，观众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他们从展览中看到了些许变化。
1980年2月，上海的“草草社”在上海卢湾文化宫组织了“1980年代画展”，这个展览乃至这个小团体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随着展览的结束，这个组织就解散了。展览以上海艺术家仇德树和郭润林的作品为主，当时考虑到审查的问题，一件裸体作品并没有展出，即便这样展览还是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想要主办这个展览。展览并没有明确风格和方向，但已经清楚的可以看到艺术家改变的意愿和努力。这一年还有一个同样短命的组织“申社”，由10位来自西南地区的艺术家组成，他们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展览。1980年7月，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同代人油画展”，参展的15位艺术家曾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由于没能一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习，他们聚在一起通过画册和杂志研习西方艺术，这也是“同代人”所指代的含义。这群艺术家还说通了美协作为该展览的主办方。
这一时期美协仍然希望能够主办一切艺术展览，但即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仍然有许多创作是官方所不能接纳的，那些想要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却希望能够获得展览的机会，另一方面官方也相对保守地去接纳这些新鲜的东西，保守体现在各种官方展览按部就班的举办，青年美展、全国美展依然是全国的艺术家心中的最高平台。
总体而言，全国上下仍然在旧有的展览机制下思考，北京依然延续着艺术中心的地位，这种中心倒不是说艺术有多繁荣，而是艺术家心中所向往的地方，就像“申社”要从西南地区北上做展览一样，通过这样的渠道，他们获得全国范围的知名度。此时的上海虽然有些没落，但在艺术家心中对艺术的追求并未磨灭。
自新中国成立，举办美术作品展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定的审核程序，而且这些展览只能在一定资质的空间内展出，否则展览将不具备合法性。这种墨守的成规最早是被1979年的“星星美展”所打破的，虽然在展览筹备期间参加美展的成员黄锐和马德升曾向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刘讯提出过举办正式展览的申请，但是由于当时美术家协会展厅的展期已经排满，如果要举办展览必须等到次年，所以他们打算打破惯例。
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公园，一个露天的展览就这么开始了，也正是因为展览的不合法性，很快被取缔。但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终止，后来的游行已经将一个艺术展引向具有政治性的运动。具有政治使命感是“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艺术家最为明显的一个差异，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曾问“星星画会”成员王克平为什么在“星星”之后几乎没有艺术家对政治感兴趣，王克平耸耸肩表示，年青一代已经意识到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任何事情，不再抱有幻想，变成了政治犬儒派。
虽然“星星美展”后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画舫斋举办了第二届展览，但是在那之后并没有迎来更多的展览，反而在理论方面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争论，关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本质，甚至连印象主义这样一个流派都被拿来反复讨论，成为一个热点。这些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年轻艺术家群体中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和展览上，甚至在1985年前后演变成一种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85美术新潮”，当然1983～1984年展开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使得压抑的氛围在1985年爆发，也是促成“’85美术新潮”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此之前，已经可以看出诸多端倪。
这种端倪最早是出现在上海，第一个“在野”的画展并非“星星美展”，而是1979年1月份在黄浦区少年宫举办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所谓“在野”指的是展览并非由官方主办或出资，参展艺术家也几乎没有官方或学院背景。这一群人的创作受到了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有部分野兽派的影响，绘画是他们的爱好和信仰，他们偷偷躲在家里画画，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虽然“上海十二人画展”和“星星美展”性质相似，但知名度却大不相同，这与两个城市的气质密切相关。
上海在民国时期一直是文化的中心，同时也具备部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综合气质，在这里汇聚了全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上海人陈丹青曾在《我的回忆》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所有一流文艺家，左翼的也好，右翼的也好，中间派的也好，只要到上海去，在上海出了文集，在上海办了画展，在上海开了音乐会，哪怕只在上海呆了一呆，你的层次就不一样。”只是这一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便烟消云散，话语权被行政划分所决定，比如中央直属的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就是中央和边缘的关系，就像各地方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把学生的作品运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交流观摩，但是中央美院的作品却从来不会运送到其他美院。上海文化也随着这种话语权的转移变得没落，但是那份文化中心的姿态还在，于是有了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的画展。在整个展览期间，展厅里一种循环播放着《蓝色多瑙河》，这个旧上海的时髦音乐被禁了十几年，这种情调也是上海所特有的，而北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会带有几分政治意识。“上海十二人画展”这个题目简单到没有任何情感，而“星星美展”则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与“上海十二人画展”同期在北京也有体现了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的转变的展览，1979年2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新春画展”，共有40多位油画家参展，作品基本上是风景和静物，参展艺术家还包括像刘海粟、庞薰琹、吴作人这样的老艺术家，该展览得到了新任美协主席江丰的支持，虽然起初他对这个展览持反对意见。在这一年，民间团体“无名画会”也得以公开举办展览，“无名画会”与“星星画派”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只关心艺术，公开展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两个展览上虽然没有特别前卫的画作出现，但是那些具有表现主义倾向，不完全写实的作品，以及个别的裸体画已经足以引起轩然大波，观众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他们从展览中看到了些许变化。
1980年2月，上海的“草草社”在上海卢湾文化宫组织了“1980年代画展”，这个展览乃至这个小团体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随着展览的结束，这个组织就解散了。展览以上海艺术家仇德树和郭润林的作品为主，当时考虑到审查的问题，一件裸体作品并没有展出，即便这样展览还是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想要主办这个展览。展览并没有明确风格和方向，但已经清楚的可以看到艺术家改变的意愿和努力。这一年还有一个同样短命的组织“申社”，由10位来自西南地区的艺术家组成，他们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展览。1980年7月，中国美术馆还举办了“同代人油画展”，参展的15位艺术家曾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由于没能一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习，他们聚在一起通过画册和杂志研习西方艺术，这也是“同代人”所指代的含义。这群艺术家还说通了美协作为该展览的主办方。
这一时期美协仍然希望能够主办一切艺术展览，但即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仍然有许多创作是官方所不能接纳的，那些想要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却希望能够获得展览的机会，另一方面官方也相对保守地去接纳这些新鲜的东西，保守体现在各种官方展览按部就班的举办，青年美展、全国美展依然是全国的艺术家心中的最高平台。
总体而言，全国上下仍然在旧有的展览机制下思考，北京依然延续着艺术中心的地位，这种中心倒不是说艺术有多繁荣，而是艺术家心中所向往的地方，就像“申社”要从西南地区北上做展览一样，通过这样的渠道，他们获得全国范围的知名度。此时的上海虽然有些没落，但在艺术家心中对艺术的追求并未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