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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55年间，一批日本人的研究兴趣转向理论物理学悬而未决的难题。这些人自学量子力学，建构自己的电磁学量子理论，甚至猜测新微子的存在。这批矢志探索物理世界的日本人置身于一个动荡年代，他们的住所被夷平，食不果腹。可就是这样一个最恶劣的年代，却成为科学的黄金岁月。战后，当麻木的日本人站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审视周遭的时候，他们的物理学家们几度将诺贝尔奖带回日本。
仁科芳雄带回“哥本哈根精神”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战舰强行敲开了日本的大门，结束了后者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日本人意识到，只要不掌握现代技术，强军便无从谈起。倒幕成功后，维新政权派遣年轻人留学德、法、英、美诸国，学习语言、科学、技术和医学，并在东京、京都和各地建立西洋式的高校。
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连攫取巨额利益的日本，在追寻科技的道路上也获得了成功。1917年，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理化研究所在东京成立。尽管设立的初衷是为工业提供技术支持，理化研究所也开展基础研究。
理化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仁科芳雄于1919年被派往英、德，隨后在位于哥本哈根大学的波尔实验室呆了六年，他同克莱因合作测量出光子与电子相互碰撞的或然性。两种粒子的互动奠定了电磁学——也就是今日所称的量子动力学——的理论基础。
仁科芳雄在1928年回到日本时，带回了“哥本哈根精神”，这是一股鼓励科研民主的风气，任何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想法并挑战权威。诸如海森堡和狄拉克等一流物理学家也受邀造访此地，拓展了日本学者们的视野。
年轻学者崛起
能真正听懂海森堡讲座的学生很少，比如喜欢坐在讲堂角落里的朝永振一郎。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便花了一年半功夫靠着原版论文自学量子力学。日本物理学的老前辈长冈半太郎痛感海森堡、狄拉克这些人在二十多岁时就早早发现了新理论，而同龄的日本学者们还在孜孜矻矻地埋首抄录讲座笔记。然而长冈已赶不上时代潮流，朝永在多年后坦言：“我听长冈老先生的课，受益不多。”
朝永振一郎和他的同学、同事汤川秀树生来就具备成功的一切要素。两人祖上都是武士，朝永父亲是西方哲学教授，汤川父亲则是地质学教授。汤川幼年从祖父学习儒家经典，在接触了道家思想后萌生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志向。引领朝永走上科学道路的是1922年爱因斯坦在京都开设的一堂讲座，以及年少时饱读的那些科普书籍。
1932年，朝永加入了理化研究所的仁科芳雄研究组，汤川则前往大阪大学，踌躇满志的他立志攻克当年最难的课题，一个困扰了量子电动力学二十多年的“顽疾”。汤川的一位老师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该生自尊心强，意志坚定。”多年后，汤川回忆这段艰苦的研究岁月时写道：“我每天都把当天萌发的新想法揉碎，每晚沿着鸭川（近畿地区一条大河）走回宿舍的路上，总是感到郁闷。”最终，汤川换了一个较容易的课题：质子和中子相互作用力的性质，他发现这取决于中间穿过的粒子的数量，这一研究成果用英文发表在1935年《物理数学公报》上。与此同时，朝永在仁科芳雄小组埋首探索量子电动力学，并于1937年远赴莱比锡大学，与海森堡一道致力于原子核力的理论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黄金岁月随着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新物理学的创始人们，诸如德国哥廷根等欧洲一流学府的俊彦们各奔东西，大多数人去了美国。
实验室成为庇护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时的汤川秀树已是京都大学的教授。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知识界很有影响力，汤川的学生中也有两位持激进政见者，武谷三男和坂田昌一，他们非常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一次武谷在左翼杂志《世界文化》上发表的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被关押了六个月，最后还是汤川拜托德高望重的仁科芳雄，在仁科的多方奔走下才得以释放。尽管汤川秉持不谈政治的立场，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的实验室仍然是进步人士们的庇护所。
战时，汤川也被政府分派了军事科研任务，不过他每周只干一天，他对科研的内容只字不提，只是每次去军方实验室的路上都会默默地翻阅《源氏物语》。在东京文理大学（今筑波大学）任教的朝永振一郎参与的军事项目较多，他和东京大学的小谷正雄合作发展了磁电管理论，它可以被应用到海军的雷达装置上。一次，已为纳粹德国服务的海森堡托一名潜艇舰长寄给朝永一份材料，上面介绍了他最近给德国军方发明的量子互动测量装置，它的核心是关于波动的理论，于是朝永马上应用在雷达波导装置上。
东京一带的年轻物理学家想方设法继续自己的理论研究，他们在每周六举办研讨班。1944年，一批曾被军方调用的年轻物理学家被允许回到大学校园，即便如此，留给科研的时间依旧不多。一名学者的房子被美军轰炸机炸毁了，另一名应征入伍，还有一人在收到入伍通知书后房子被炸了……研讨班的地点搬迁了好多次。身体虚弱的朝永有时只能躺在病床上指导学生。
1943年，仁科芳雄在给军方论证原子弹的可行性时提出，只要资金和时间都充裕，日本是造得出原子弹的，为此他安排了一些学生参与这个项目。现在看来，当年仁科是想借助原子弹项目为物理学研究输血，从而使日本物理学的菁英能撑到战争结束。政府要求武谷三男也加入研究，耿直的武谷坚称日本绝对无法研制出核武器，于是再度被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该项目一共只造出一枚邮票大小的铀金属片。
糟糕的经济使得实验捉襟见肘。朝永一家蜗居在实验室里，这栋楼的半壁已毁于轰炸。当时已任东京大学助教的南部阳一郎成天穿着一套军服（因为没有别的衣服），每晚只能在课桌上铺一些干稻草睡觉，与南部“卧室”一墙之隔的是另一名拖家带口的教授。
吃饱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南部有时能在东京的鱼市上买到一点沙丁鱼，每周末还会去乡下碰碰运气，看能从农民那里买到点什么。 天文物理学家早川幸男也曾写到过，“最近一次研究会议上，上峰决定调拨理化学研究所附近的一栋别墅作为电子理论研究之用，它幸运地躲过了轰炸……本来，研究班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毕竟皆川的房子在四月份被炸弹摧毁，翌月实验室又遭到重创。七月，实验室被搬迁到小诸城，包括我在内的四名物理学家也随行至此。宫岛龙兴也搬到了这座小镇，我们在那里继续研究，直到1945年底。”
汤川秀树获日本第一座诺奖
日本投降后，日本的物理学家与美国同行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对美国人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两次投下原子弹，纵然日本的反战人士们也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带来了自由，美国人也释放了相对的善意，令日本民众从战争造成的怆痛和物资匮乏中慢慢解脱出来。
当时年轻人常造访麦克阿瑟建立的一座图书馆，里边藏有从美国运来的大批西方期刊，它是盟军占领初期物理学家了解战争期间西方学界动态的宝库。
出生于英国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回忆道，1948年他的导师汉斯·贝特曾在1948年收到第一、二期《理论物理学进展》，这是汤川秀树在战后办的一份物理学期刊，印在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朝永发表在第二期上的一篇论文，与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安·施温格的核心理论基本暗合。“在混乱和破坏的环境下，朝永在日本矢志不渝地坚持物理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某种程度走在世界同行们的最前列。他苦心孤诣地推动量子力学的进步，根本没有哥伦比亚大学实验设备，却先于施温格五年奠定了新量子电动力学的基础。”
仁科芳雄带回“哥本哈根精神”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战舰强行敲开了日本的大门，结束了后者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日本人意识到，只要不掌握现代技术，强军便无从谈起。倒幕成功后，维新政权派遣年轻人留学德、法、英、美诸国，学习语言、科学、技术和医学，并在东京、京都和各地建立西洋式的高校。
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连攫取巨额利益的日本，在追寻科技的道路上也获得了成功。1917年，具有半官方色彩的理化研究所在东京成立。尽管设立的初衷是为工业提供技术支持，理化研究所也开展基础研究。
理化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仁科芳雄于1919年被派往英、德，隨后在位于哥本哈根大学的波尔实验室呆了六年，他同克莱因合作测量出光子与电子相互碰撞的或然性。两种粒子的互动奠定了电磁学——也就是今日所称的量子动力学——的理论基础。
仁科芳雄在1928年回到日本时，带回了“哥本哈根精神”，这是一股鼓励科研民主的风气，任何人都可以畅谈自己的想法并挑战权威。诸如海森堡和狄拉克等一流物理学家也受邀造访此地，拓展了日本学者们的视野。
年轻学者崛起
能真正听懂海森堡讲座的学生很少，比如喜欢坐在讲堂角落里的朝永振一郎。他还是一名大学生时，便花了一年半功夫靠着原版论文自学量子力学。日本物理学的老前辈长冈半太郎痛感海森堡、狄拉克这些人在二十多岁时就早早发现了新理论，而同龄的日本学者们还在孜孜矻矻地埋首抄录讲座笔记。然而长冈已赶不上时代潮流，朝永在多年后坦言：“我听长冈老先生的课，受益不多。”
朝永振一郎和他的同学、同事汤川秀树生来就具备成功的一切要素。两人祖上都是武士，朝永父亲是西方哲学教授，汤川父亲则是地质学教授。汤川幼年从祖父学习儒家经典，在接触了道家思想后萌生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志向。引领朝永走上科学道路的是1922年爱因斯坦在京都开设的一堂讲座，以及年少时饱读的那些科普书籍。
1932年，朝永加入了理化研究所的仁科芳雄研究组，汤川则前往大阪大学，踌躇满志的他立志攻克当年最难的课题，一个困扰了量子电动力学二十多年的“顽疾”。汤川的一位老师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该生自尊心强，意志坚定。”多年后，汤川回忆这段艰苦的研究岁月时写道：“我每天都把当天萌发的新想法揉碎，每晚沿着鸭川（近畿地区一条大河）走回宿舍的路上，总是感到郁闷。”最终，汤川换了一个较容易的课题：质子和中子相互作用力的性质，他发现这取决于中间穿过的粒子的数量，这一研究成果用英文发表在1935年《物理数学公报》上。与此同时，朝永在仁科芳雄小组埋首探索量子电动力学，并于1937年远赴莱比锡大学，与海森堡一道致力于原子核力的理论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黄金岁月随着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新物理学的创始人们，诸如德国哥廷根等欧洲一流学府的俊彦们各奔东西，大多数人去了美国。
糟糕的经济使得实验捉襟见肘，朝永一家蜗居在实验室里，这栋楼的半壁已毁于轰炸。
实验室成为庇护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时的汤川秀树已是京都大学的教授。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知识界很有影响力，汤川的学生中也有两位持激进政见者，武谷三男和坂田昌一，他们非常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一次武谷在左翼杂志《世界文化》上发表的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被关押了六个月，最后还是汤川拜托德高望重的仁科芳雄，在仁科的多方奔走下才得以释放。尽管汤川秉持不谈政治的立场，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的实验室仍然是进步人士们的庇护所。
战时，汤川也被政府分派了军事科研任务，不过他每周只干一天，他对科研的内容只字不提，只是每次去军方实验室的路上都会默默地翻阅《源氏物语》。在东京文理大学（今筑波大学）任教的朝永振一郎参与的军事项目较多，他和东京大学的小谷正雄合作发展了磁电管理论，它可以被应用到海军的雷达装置上。一次，已为纳粹德国服务的海森堡托一名潜艇舰长寄给朝永一份材料，上面介绍了他最近给德国军方发明的量子互动测量装置，它的核心是关于波动的理论，于是朝永马上应用在雷达波导装置上。
东京一带的年轻物理学家想方设法继续自己的理论研究，他们在每周六举办研讨班。1944年，一批曾被军方调用的年轻物理学家被允许回到大学校园，即便如此，留给科研的时间依旧不多。一名学者的房子被美军轰炸机炸毁了，另一名应征入伍，还有一人在收到入伍通知书后房子被炸了……研讨班的地点搬迁了好多次。身体虚弱的朝永有时只能躺在病床上指导学生。
1943年，仁科芳雄在给军方论证原子弹的可行性时提出，只要资金和时间都充裕，日本是造得出原子弹的，为此他安排了一些学生参与这个项目。现在看来，当年仁科是想借助原子弹项目为物理学研究输血，从而使日本物理学的菁英能撑到战争结束。政府要求武谷三男也加入研究，耿直的武谷坚称日本绝对无法研制出核武器，于是再度被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该项目一共只造出一枚邮票大小的铀金属片。
糟糕的经济使得实验捉襟见肘。朝永一家蜗居在实验室里，这栋楼的半壁已毁于轰炸。当时已任东京大学助教的南部阳一郎成天穿着一套军服（因为没有别的衣服），每晚只能在课桌上铺一些干稻草睡觉，与南部“卧室”一墙之隔的是另一名拖家带口的教授。
吃饱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南部有时能在东京的鱼市上买到一点沙丁鱼，每周末还会去乡下碰碰运气，看能从农民那里买到点什么。 天文物理学家早川幸男也曾写到过，“最近一次研究会议上，上峰决定调拨理化学研究所附近的一栋别墅作为电子理论研究之用，它幸运地躲过了轰炸……本来，研究班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毕竟皆川的房子在四月份被炸弹摧毁，翌月实验室又遭到重创。七月，实验室被搬迁到小诸城，包括我在内的四名物理学家也随行至此。宫岛龙兴也搬到了这座小镇，我们在那里继续研究，直到1945年底。”
汤川秀树获日本第一座诺奖
日本投降后，日本的物理学家与美国同行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对美国人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两次投下原子弹，纵然日本的反战人士们也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带来了自由，美国人也释放了相对的善意，令日本民众从战争造成的怆痛和物资匮乏中慢慢解脱出来。
当时年轻人常造访麦克阿瑟建立的一座图书馆，里边藏有从美国运来的大批西方期刊，它是盟军占领初期物理学家了解战争期间西方学界动态的宝库。
出生于英国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回忆道，1948年他的导师汉斯·贝特曾在1948年收到第一、二期《理论物理学进展》，这是汤川秀树在战后办的一份物理学期刊，印在粗糙、泛黄的纸张上。朝永发表在第二期上的一篇论文，与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安·施温格的核心理论基本暗合。“在混乱和破坏的环境下，朝永在日本矢志不渝地坚持物理学研究，他的研究方向某种程度走在世界同行们的最前列。他苦心孤诣地推动量子力学的进步，根本没有哥伦比亚大学实验设备，却先于施温格五年奠定了新量子电动力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