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我们一家人今天要走人户，圈里那几头猪的两顿食就交给你了哟！”
　　“我娃儿明天结婚，灶房里打米蒸饭一揽子事，二舅来负责操持哟！”
　　“我屋里劳力紧，那几块水田等着栽秧，二舅过来救救急呀！”
　　众人挂在嘴上的这个“二舅”，就是我的父亲谭正安。
　　嘴里把“二舅”喊得火热的后生们，其实并非父亲姐姐或妹妹的孩子，甚至于那些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也跟着他们这样喊起来。
　　如今，父亲已然辞世。今年冬月十八父亲忌日这天，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追思：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的脑海里跳跃着，一些与左邻右舍相处的凡人琐事恍若近在咫尺。我仿佛又看见父亲回应那一声声“二舅”“二舅”的呼唤时那憨态可掬的笑容……
　　父亲属相为猴，生于农历十月十三，离世时满84周岁又35天。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四个儿子，我排行四兄弟中的老大，从小就亲眼目睹父母的酸甜苦辣。随着岁月的一闪即逝，我也在渐渐地变老，更加敬重父亲那朴实无华的人品。
　　有人说，“村官”难当，可父亲这个“村官”却深得乡里乡亲的信赖。父亲当过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处理任何公事都要一碗水端平。过去，集体生产是按照工分核算工作量的，工分多粮食就分得多，年终工钱也分得多。分粮食时，没有哪次不是乡亲们异口同声地推荐父亲把秤称斤两。不管张三李四王五，父亲从不看人说话耍称砣，还总是最后一个给自己称。那些大的、光鲜的红苕、洋芋、包谷被人家选了，往往只剩下一些小个头的。父亲对此没有半句怨言，称斤论两后带回家。有时分到最后，粮食竟然丝毫不剩，父亲仍旧笑嘻嘻地空手回家，宁愿一家人吃稀饭、喝汤水。
　　“上坡了，上坡了……”每天清晨，阳雀（杜鹃鸟）在树上开始欢叫的时候，父亲的声音就在田野上响起。不一会儿，家家户户的劳力云集一处，开始了一天的集体劳作。父亲上工走在前，工间带头干，收工走在后，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只要父亲在田地里一站，真是无声胜有声、不怒自威，乡亲们个个生怕落后一截，你追我赶，好不热闹。每当汗流浃背、倦怠劳累之时，父亲的山歌就“飞扬”起来，为大家加油鼓劲。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实行那会儿，父亲担负着一个生产队、近百户人家的土地丈量工作。不管哪个姑爷舅子来说情，父亲的竹竿总是不偏不倚，不会给亲戚多丈量一分，也不会给外人少丈量一分。别人巴不得分到肥田肥地，父亲却每每让人家首先选择。幸好还有不少乡里乡亲实在问心有愧，让出了些许好田好地，我家最后捡到的才不全是边边角角。土地分完，平平顺顺，一管就是几十年，公道的力量维系着一方正义。
　　父亲有一门做饭的好手艺，蒸出的包谷饭、米饭尤其是蓑衣饭（包谷和大米混蒸的饭）分外香。乡里乡亲路过我家时，只要遇到我们围着桌子就餐，大都要吃上一碗两碗才会离开。左邻右舍有红白喜事，十有八九会早早地约请父亲去掌勺做饭。偶尔三两家红白喜事挤在一堆，父亲都不推辞，在几家人之间奔来跑去，乐此不疲。
　　队上的年轻人最喜欢跟父亲一块挑力，一路上有父亲的山歌听，步子慢了有父亲在前面等，爬坡上坎有父亲接应。遇到力气小、落下一大截的，父亲都会返回去接过担子。父亲“二舅”的风范更让那些年轻人觉得可亲可敬，“二舅”“二舅”的声音改不了弦，喊得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甜润。
　　父亲对他人心地善良，但在教育我们四兄弟上却很是严格，发现哪个身上有毛病，当即会发出雷鸣般的怒吼，也决不会放弃“黄荆条子”。父亲任大队出纳期间，他卧室的抽屉里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钱匣子，里面装有集体的存款。他当作宝贝物件盯死看牢，严禁我们沾边。只要我们去碰触这个钱匣子，父亲就会不客气地横眉瞪眼，还大声地说：“集体的钱莫去碰，小心给你几竹刷子。”慑于父亲的威严，我和兄弟们都不敢去望一眼。集体的存款保管在父亲那里，十几年里没出过一次差错。
　　记得上初中时，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统一服装，我回家给父亲说了这件事。尽管当时家里拮据，可父亲硬是靠挑煤卖挣了几元钱，到商店大大方方地给我买回了崭新的运动服、运动鞋。运动会还没有开，我舍不得穿，便把它们藏到寝室里备用。可一天上午上完课回到寝室，我却发现放在枕头铺盖下的运动鞋不翼而飞了，便立即报告校方，但一时没有结果。没有想到，父亲交公粮顺道来看我，问我怎么只穿运动服而不穿运动鞋。我一阵吱吱唔唔，被父亲看出破绽。父亲又问我：“你整丢了吗？”我再也不能隐瞒了，只好吐出实情。父亲大有恨铁不成钢之势，捡起操场上的一根木条，狠狠地边抽打边说：“你要知道我和你母亲的艰难辛苦，钱是不容易挣来的，你不多长个心眼儿保管好，看你还长不长记性？”这事让我吸取了教训，做事情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父亲表面上严厉，可心里却深藏父爱。灾荒年月，父亲和母亲喝稀粥，让我们吃干饭。到了“打牙祭”的时候，他俩很少动筷子夹肉，好让我们四兄弟多夹几筷子。我参加工作以后，他俩吃红苕、洋芋、包谷这些粗粮，让我把大米、年猪身上最好的肉挑到单位改善伙食。我调离家乡到异地谋职，父亲和母亲不顾年岁已高，又时常托人给我捎来土特产。这一件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让我咀嚼出了父爱如山和母爱如歌的味道。
　　父亲读过一年私塾，一直习练小楷，写得一手上乘的字，也深悟人生的道理。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最牵挂的是我端上的这个“铁饭碗”：“你考上师范当了老师，是你的本事，要多教出好学生，切莫违法乱纪丢了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你转为了公务员，不要骄傲，要好好干，才对得住良心”；“你成了领导干部，要饮水思源，时刻警醒自己，不该拿的不能拿，不该要的不能要，保住‘铁饭碗’才是大事”。这千叮咛万瞩咐饱含着父亲普通而又诚挚的爱，常常鞭策着我。
　　真没想到，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如此地经不住折腾，父亲这样一副黄土地炼铸的铁骨身体，一夜之间说垮就垮了。父亲82岁那年，忽然狂躁不安，夜不能寐，四处乱爬，满屋乱翻。医生说：“这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奏。”祖传妙方也好，现代医疗也罢，怎么也治不了父亲的这个病。他的身体陡转直下，失去了记忆，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认不出了，一问三不知，只是紧紧地盯着亲人不应声。在身边照顾父亲的三弟尽心尽力，最终也无力守住父亲的健康。
　　父亲既勤劳，又节俭，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刚刚解放，大伯在远离家乡的开县大进区公所（今开州区大进镇）当干部，两人兄弟情深，每隔几年就想见上一面。那时，没有公路和汽车，父亲全靠步行，路上舍不得住旅社，夜以继日地赶路；也不进餐馆，自带煮熟的干粮拿到好心的农家热了充饥。就是上世纪60年代通了公路有了汽车，父亲除了送奶奶到大伯家或接奶奶回老家坐车以外，每次独自前往都是徒步爬山涉水，风雨兼程。奶奶在大伯家一住就是四五年，父亲再苦再累，几乎年年以徒步方式去看望奶奶。
　　父亲失忆的那两年，我幻想转危为安的奇迹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平常也试图唤回他的记忆，经常当着他的面，和他唠叨亲人呀，朋友呀，邻居呀，但都没啥效果。大伯去世的那一天，我给父亲说：“你大哥升天了！你记得你大哥是谁吗？”顿时，父亲的眼淚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嘴巴动了又动，只是发不出声。父亲肯定是想起了令他敬重的大哥，在悲伤着、怀念着。
　　就在大伯仙逝半年后，父亲也走了，安详地躺在了九泉之下。
　　父亲走了，乡里乡亲来了，他们举起了花圈，炸响了鞭炮，在父亲的灵柩前一拜三叩首。
　　“二舅恁个好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以后再也见不着二舅，真还不习惯。”
　　“跟二舅相处没有顾忌，他这个人不怕吃亏，好像吃亏是他的一大快乐。”
　　“二舅和老的少的都合得来，谁都愿意跟他交往。”
　　出殡那天，听着关于“二舅”的这些心声，我为父亲感到光荣。我光荣的是，父亲的影子留在了乡里乡亲的心中，这众口一词的留恋定会温暖他的灵魂。
　　父亲生在家乡那片黄色的土地上，劳作的汗水年年岁岁滋润着那黄土地上的庄稼。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在走过七十年轮的那些岁月里，仍不离不弃那片黄色的土地，仍在黄色的泥土里拨弄着他那收获的希望。
　　家乡那片黄土地养育了父亲，给了父亲生命的力量。送别前的那一刻，打开父亲的灵柩，我静静地注目着父亲的脸色，仿佛就是黄土地的成色，那样的成熟，那样的美丽。
　　（作者系万州区委党建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