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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稳健诉求外，效率应当是国企重要的价值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是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然而，“效率”、“活力”哪里来？规范国企治理是关键。
混合并非终点
产权改革并非一切，但没有科学的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很难顺利涉险闯关。
混合所有制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就已经提出，然而十年来各地推进不一。即使在一些沿海经济开放省份，仍有不少国企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未按照《公司法》要求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去，混合所有制被理解为国有经济主导的股份制经济，即使引入非国有股实现了形式上的股权多元化，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国企传统的管理痕迹仍然相当浓重。从这一点看，发展混合所有制，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功课要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国资国企改革上动作频频，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成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如海南省提出，选择一批在运输、建筑、能源、旅游、海洋产业等优势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由于国企占比仍然较高，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提出降低国企的国有股比例，在部分行业中实现国有企业有序退出。
混合并不是终点，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不仅仅是要吸引社会资本来发展，更要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上。
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对《董事会》记者表示，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所形成的公司治理与外部监督，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财富，它本身不带有所有制乃至“主义”的根本分歧。正在改革的国企也好，其他尚未改革到位的国企也罢，哪怕是政府绝对控股的垄断行业，都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治理原则运行。国企只有回归到现代企业的本质，那么，外企、民企、上市公司等“一般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的抓手就都可以用得上了。
回归治理正途
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强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基本规范的治理结构；第二阶段的标志是 2005年以央企试点董事会为抓手的规范董事会建设；第三阶段则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做到“有效治理”。不过，在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陈禹志看来，现在大部分地方国企还处在第一阶段，即光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只是被动的形式合规，“形似而神不至”的现象较为普遍，效率和效能仍然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事实上，难以令国企公司治理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依法办事，这个法，就是《公司法》。”梁军认为。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上面动脑筋就可以了。”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导宋文阁对《董事会》记者指出，在这个框架之外进行的各种探索提高效率的做法，只能看成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的过渡性措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正途”上来。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让地方国有企业各个治理环节职能归位，各司其职，实现有效的授权与制衡，这也是很多学者为国企有效治理、提高效率开出的“药方”。基于现实国情，要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还需要大胆、全面深化公司法人治理改革，要出真招。
以应居公司治理中心地位的董事会来说，陈禹志认为，按照国内外的《公司法》及具体实践来看，董事会的核心职能可归纳为四项：战略决策，选聘总经理，防范风险，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但现实的情况是，国企董事会的很多权力被国资委“包办”，比如大多数地方国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上级部门“一纸任命”来的，其薪酬、考核也由上级定；企业的重大投资、并购重组等项目，其决定权不在董事会，而是上级的审批。
宋文阁说，要让地方国企董事会职能归位、提升效率，关键在于地方国资委要学会当“股东”而不是“婆婆”。
陈禹志认为，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应做好三件大事。一是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该整合的整合，该出让的出让。比如上海兰生集团与东浩集团的合并，就是上海市国资委主导的“大戏”。第二是通过公司章程，把事权划清楚，哪些权力下放给董事会，哪些是国资委管的，通过章程确定下来。第三是让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资本回报率、股东分红提出要求，既然是走市场化道路，就要不断做大，提升效益，这是国资委对企业很重要的导向。
权力是利益的载体，放权就意味着让利，而触及利益的改革推进起来都比较困难。收放之间各地如何权衡，尚需观察。
创新选聘和激励机制
与混合所有制一样，“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也非首次提出，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地方官员被政府派往国企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屡见不鲜。尤其是，很多官员并不懂产业运作，缺乏企业微观运营经验，因此将企业拖入困境的实例有不少。
“这种选聘方式，不是国企的发展之路。”宋文阁对《董事会》记者表示。
曾实地调研过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陈禹志指出，淡马锡选聘一个CEO非常谨慎，要有半年的实习期，准ECO与即将退位的CEO要共同工作半年，这是一个双方再选择的过程。他说，过去国企总经理主要在体制内或公司内产生，而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意味着要走市场化的选聘道路，不拘于内部，更应将眼光转向外部，去寻找更适合经营企业的专业人才。
2013年，广州国资委对旗下广药、广汽、广百、广州发展集团等主要国企进行了新一轮人事调整。以广汽集团为例，公司2013年6月进行了密集的高层换防，引入了很多非体制内管理人员，已经体现出竞争性企业市场化选聘的改革思路。
千舟竞帆的地方国企改革浪潮中，国企的激励机制如何完善、创新是一大看点。上海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进行分类激励，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国资开展的中长期激励试点，虽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理念和操作层面的双重推进，但存在激励模式较单一、激励期限偏短、激励评价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还需要多维度深化改革。 广东省国资委也表示，下一步将着眼于激发企业经营管理者活力，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遵循试点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国有企业进行中长期激励试点，推动科技型企业分红权、增量资产奖励、期股试点。
过去国企激励谨小慎微，一个重要顾虑就是怕操作不当导致国资流失，使得激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激励机制的配套措施尤为重要。上海国资运营研究院研究员李南山建议，应当加大中长期激励绩效评价的透明度。长效激励方案和实施情况，可参照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在国资系统的门户网上定期公布，去除关门搞激励的“神秘感”，以透明接受员工、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试点企业经营绩效和评价也可以聘请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竞逐改革之年
马年春节后，上海国资国企系统人事调整动作不断，先是2月11日，上海国资委换帅，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徐逸波接任国资委主任。据了解，徐直接参与了本轮国资国企改革，是推动改革的核心人物。有市场人士评价，这表明上海国企改革准备工作已近完成，后期配套政策出台即将加速。随后13日下午，上海市委组织部宣布，刘信义任国盛集团总裁，徐权任副总裁。刘信义此前担任浦发银行副行长；徐权原为上海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金融办排名第一位的副主任。而国盛集团2007年9月成立，是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融资平台。
稍早，江苏国资委主任同样易人，该省国企改革有望尽快出台。今年2月12日，江苏省国资委召开国资监管工作会议，国资委主任徐郭平指出要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重点，加快建立与市场化、国际化相适应的国企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山东省国资委今年1月中旬下发《关于省管企业推进内部市场化经营的指导意见》，为3、4月份国企改革的正式启动做铺垫。至于广州，按照现有进度，广州方面在“两会”前后可能会有1-2个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平台进行相关国资资源整合的方案出台。2014年1月18日，重庆国资工作会召开，会上透露，国企改革在重庆市政府第一批研究改革范围之中，要从混合所有制、培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资管理体制转变等方面进行推进。贵州要求省属国企3月底前制定并上报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可以预见，今年“两会”前后，各地国企改革方案将陆续撩开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不可否认，对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其国企改革正在形成一种“广州模式”。有分析人士直言，从本质上讲，“广州模式”就是在国企改革的大旗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推升企业业绩，用业绩来刺激市场预期，最终在高企的市场预期下通过资产运营平台盘活国有资产，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淡马锡模式。可以预期，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进程，落到企业盈利上，哪怕改革力度相同，广州国企的盈利弹性也应该是最高的。
2014，地方国企改革将如何破题，令人期待。
混合并非终点
产权改革并非一切，但没有科学的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很难顺利涉险闯关。
混合所有制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就已经提出，然而十年来各地推进不一。即使在一些沿海经济开放省份，仍有不少国企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未按照《公司法》要求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去，混合所有制被理解为国有经济主导的股份制经济，即使引入非国有股实现了形式上的股权多元化，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国企传统的管理痕迹仍然相当浓重。从这一点看，发展混合所有制，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功课要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国资国企改革上动作频频，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成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如海南省提出，选择一批在运输、建筑、能源、旅游、海洋产业等优势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由于国企占比仍然较高，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提出降低国企的国有股比例，在部分行业中实现国有企业有序退出。
混合并不是终点，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不仅仅是要吸引社会资本来发展，更要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上。
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对《董事会》记者表示，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所形成的公司治理与外部监督，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财富，它本身不带有所有制乃至“主义”的根本分歧。正在改革的国企也好，其他尚未改革到位的国企也罢，哪怕是政府绝对控股的垄断行业，都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治理原则运行。国企只有回归到现代企业的本质，那么，外企、民企、上市公司等“一般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的抓手就都可以用得上了。
回归治理正途
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强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基本规范的治理结构；第二阶段的标志是 2005年以央企试点董事会为抓手的规范董事会建设；第三阶段则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做到“有效治理”。不过，在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副院长陈禹志看来，现在大部分地方国企还处在第一阶段，即光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只是被动的形式合规，“形似而神不至”的现象较为普遍，效率和效能仍然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事实上，难以令国企公司治理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依法办事，这个法，就是《公司法》。”梁军认为。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上面动脑筋就可以了。”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导宋文阁对《董事会》记者指出，在这个框架之外进行的各种探索提高效率的做法，只能看成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的过渡性措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正途”上来。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让地方国有企业各个治理环节职能归位，各司其职，实现有效的授权与制衡，这也是很多学者为国企有效治理、提高效率开出的“药方”。基于现实国情，要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还需要大胆、全面深化公司法人治理改革，要出真招。
以应居公司治理中心地位的董事会来说，陈禹志认为，按照国内外的《公司法》及具体实践来看，董事会的核心职能可归纳为四项：战略决策，选聘总经理，防范风险，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但现实的情况是，国企董事会的很多权力被国资委“包办”，比如大多数地方国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上级部门“一纸任命”来的，其薪酬、考核也由上级定；企业的重大投资、并购重组等项目，其决定权不在董事会，而是上级的审批。
宋文阁说，要让地方国企董事会职能归位、提升效率，关键在于地方国资委要学会当“股东”而不是“婆婆”。
陈禹志认为，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应做好三件大事。一是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该整合的整合，该出让的出让。比如上海兰生集团与东浩集团的合并，就是上海市国资委主导的“大戏”。第二是通过公司章程，把事权划清楚，哪些权力下放给董事会，哪些是国资委管的，通过章程确定下来。第三是让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资本回报率、股东分红提出要求，既然是走市场化道路，就要不断做大，提升效益，这是国资委对企业很重要的导向。
权力是利益的载体，放权就意味着让利，而触及利益的改革推进起来都比较困难。收放之间各地如何权衡，尚需观察。
创新选聘和激励机制
与混合所有制一样，“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也非首次提出，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地方官员被政府派往国企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屡见不鲜。尤其是，很多官员并不懂产业运作，缺乏企业微观运营经验，因此将企业拖入困境的实例有不少。
“这种选聘方式，不是国企的发展之路。”宋文阁对《董事会》记者表示。
曾实地调研过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陈禹志指出，淡马锡选聘一个CEO非常谨慎，要有半年的实习期，准ECO与即将退位的CEO要共同工作半年，这是一个双方再选择的过程。他说，过去国企总经理主要在体制内或公司内产生，而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意味着要走市场化的选聘道路，不拘于内部，更应将眼光转向外部，去寻找更适合经营企业的专业人才。
2013年，广州国资委对旗下广药、广汽、广百、广州发展集团等主要国企进行了新一轮人事调整。以广汽集团为例，公司2013年6月进行了密集的高层换防，引入了很多非体制内管理人员，已经体现出竞争性企业市场化选聘的改革思路。
千舟竞帆的地方国企改革浪潮中，国企的激励机制如何完善、创新是一大看点。上海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要进行分类激励，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国资开展的中长期激励试点，虽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理念和操作层面的双重推进，但存在激励模式较单一、激励期限偏短、激励评价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还需要多维度深化改革。 广东省国资委也表示，下一步将着眼于激发企业经营管理者活力，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遵循试点先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国有企业进行中长期激励试点，推动科技型企业分红权、增量资产奖励、期股试点。
过去国企激励谨小慎微，一个重要顾虑就是怕操作不当导致国资流失，使得激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激励机制的配套措施尤为重要。上海国资运营研究院研究员李南山建议，应当加大中长期激励绩效评价的透明度。长效激励方案和实施情况，可参照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在国资系统的门户网上定期公布，去除关门搞激励的“神秘感”，以透明接受员工、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试点企业经营绩效和评价也可以聘请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竞逐改革之年
马年春节后，上海国资国企系统人事调整动作不断，先是2月11日，上海国资委换帅，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徐逸波接任国资委主任。据了解，徐直接参与了本轮国资国企改革，是推动改革的核心人物。有市场人士评价，这表明上海国企改革准备工作已近完成，后期配套政策出台即将加速。随后13日下午，上海市委组织部宣布，刘信义任国盛集团总裁，徐权任副总裁。刘信义此前担任浦发银行副行长；徐权原为上海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金融办排名第一位的副主任。而国盛集团2007年9月成立，是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融资平台。
稍早，江苏国资委主任同样易人，该省国企改革有望尽快出台。今年2月12日，江苏省国资委召开国资监管工作会议，国资委主任徐郭平指出要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重点，加快建立与市场化、国际化相适应的国企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山东省国资委今年1月中旬下发《关于省管企业推进内部市场化经营的指导意见》，为3、4月份国企改革的正式启动做铺垫。至于广州，按照现有进度，广州方面在“两会”前后可能会有1-2个依托大型国有企业平台进行相关国资资源整合的方案出台。2014年1月18日，重庆国资工作会召开，会上透露，国企改革在重庆市政府第一批研究改革范围之中，要从混合所有制、培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资管理体制转变等方面进行推进。贵州要求省属国企3月底前制定并上报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可以预见，今年“两会”前后，各地国企改革方案将陆续撩开面纱。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不可否认，对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其国企改革正在形成一种“广州模式”。有分析人士直言，从本质上讲，“广州模式”就是在国企改革的大旗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推升企业业绩，用业绩来刺激市场预期，最终在高企的市场预期下通过资产运营平台盘活国有资产，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淡马锡模式。可以预期，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进程，落到企业盈利上，哪怕改革力度相同，广州国企的盈利弹性也应该是最高的。
2014，地方国企改革将如何破题，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