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我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临行之际，我找了一些包装箱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平时爱看的书一股脑全装了进去。其中有我上小学时看的小人书，更多的是上中学时读的外国小说。当时带这些书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其中有不少小人书是“四旧”书，外国的那些小说大多是“黄色”书，都属于“禁读”之列。但是这些书在我“扎根”农村时却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
　　当时，我白天上工，晚上就点着油灯偷偷看书解闷，倒也不觉得生活有多枯燥无味。等到所有的藏书都看完了，便想到要争取外援。当时要得到外援十分困难，好在各生产队几乎都有知青组，几番沟通“侦探”，竟获得了几本“新书”，其中有普希金的《爱情诗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但我的藏书也被人知道了。于是，他们一面高呼“乌拉”，一面指责我“大大的狡猾”。经过多次协商，最后我与他们达成“借书协议”，要看我那小木箱里的全部藏书，他们必须无偿贡献一本文学书。就这样，我的小书库渐渐得到了充实，我也被誉为“书籍资本家”。
　　但好景不长，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当时的大队支书。于是在一次大会上，知青们都被大队支书“刮”了一下，支书还特别指名批评了我，说我藏有“流氓”（《牛虻》）书，是个坏痞子，勒令我交出并当众销毁。我生性耿直，不顾其他知青的劝阻，呼地一下站了起来，说我是有一本“牛虻”书，但绝不是什么“流氓”书。此“牛虻”是一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他忠于祖国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与你所说的那种“流氓地痞”截然不同。但该支书大概从来没有看过什么“牛虻”，只是听别人汇报就以谐音来断定是“流氓”书了。此时听我这么一辩解有些知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仍干咳两声，厉言正色地吼道：“说你藏有‘流氓’书有冤枉你嗎？我说的就是这本‘牛虻’。这种书是大毒草，戕害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比流氓还流氓！怎么你还为它辩护？”同组的知青见状，赶紧为我打圆场，并让我立马回去交出此书。
　　一本优秀的名著就这样被当众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