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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的下一步
“人肉搜索”是通过集中许多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把从互联网上寻找网页和信息答案变成从网民身上找答案。之所以选用“人肉”二字,主要是用来区别传统的机器搜索。
“人肉搜索”得以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网民的需求和现有搜索引擎不足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往我们过于夸大了技术的力量,实际上机器所能做的工作仍然有限。在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搜索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把人的潜能调动起来,弥补机器搜索的不足,无疑是技术层面“人肉搜索”能够兴起的内因。
从社会层面看,人们的“正义感”“泄愤欲”和“窥私欲”,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热衷追求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真相、隐私,互联网社区为人们寻找知情人并通过知情人把这些真相、隐私公布于众提供了可能。这种“正义感”和“窥私欲”只是狭义上的“人肉搜索”,没有商业价值;人们期待通过人的参与,改善目前的搜索,于是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人肉搜索”。这属于广义上的“人肉搜索”,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
虚拟世界的扩张,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会不会大大挤占我们现实世界的空间,如果“人肉搜索”真的泛滥起来,现实世界的人们还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的空间?我们是在网络世界中被虚拟化了?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更加无可逃遁?也许,一个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沌不清的时代正在重新来临。
摘自《中国经营报》
“儒学计划经济”行不通
面对当今世界难题,有人提出了“儒学计划经济”理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识。
首先,古代农耕文明社会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并非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若政治家以为农耕文明社会就是“桃花源”,他们就会想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农村,以为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难题。知道了农耕社会虚假的和谐性,我们大概就不再上那些想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当。
其次,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其说来自儒家经典思想,不如说来自当代共产党人对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总结。
最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理论和“伪和谐”理论划清了界限。有人认为“儒学”不张是因为缺乏计划经济的支撑;计划经济不成功是因为没有“儒学”的性善论思想做基础。而竞争、增长和发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儒学计划经济”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与此相区别,“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挥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才是解决发展难题的科学之路。
和开发商谈谈“谁先死”的问题
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不会让开发商“死”,能让开发商“死”的只能是他们贪婪和固执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狭隘心态。在紧缩政策下,审时度势,降低房价,加快资金回收,应该成为理性开发商的最佳选择。
和开发商谈谈“谁先死”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专业不对口”,不过,首先把它们扯到一起的是某著名开发商,他说,要死肯定是银行先死,房地产商后死。
一语道破银行被开发商或房地产业绑架的现状。这句话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银行肯定死不了,开发商相应也肯定死不了。由此,一个很复杂的生死问题似乎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但事实告诉我们,问题远没有这样明了。房地产调控触动了开发商的利益,但是,他们又不能公开对抗,只能顺便提醒政府:别调控太过度,会伤害到银行。
中国既有庞大的保障性住房需求,也有更庞大的对商品房的需求,这本身就决定着,开发商不仅不会死,还会过得非常好。开发商不会死,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会重新洗牌。
在紧缩政策下,许多开发商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难题,一些人逆势硬撑,宁肯房屋砸在手中也不降价销售。如果一些开发商因此发生资金链断裂,把自己的企业送上死亡之路,一定是自找的。
摘自《上海证券报》
美国是“自由的土地”吗?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注重“自由”。从林肯到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改革家纷纷敦促美国实现“自由”理想。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到世界各地鼓吹自由,认为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自由是它的使命。美国国歌称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但谈到实现“自由”这个理想,美国自己做得有多好?总部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报告的审慎语调无疑会让左翼人士感到失望。“自由之家”尽量对当局的行为作善意解释。在恐怖分子试图对平民发起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威胁下,其他国家纷纷重新调整自由和安全的天平。和过去相比,近期美国犯的错误似乎较少。报纸公布的敏感信息并没有引起报复性暴力行为。国会和法院也一再插手,以恢复宪法规定的更理想的平衡。 但报告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却相当尖锐。政府开放程度出现倒退。在《信息自由法》下获取信息比以前更困难、更耗时。批评政府的人一再遭到报复或被开除——即使在他们想揭露被上司蓄意忽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事情的时候。 对于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报告也提出一些反面意见。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入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少数几个剥夺重罪犯权利的国家之一,一些州甚至禁止重罪犯人投票。
生活需要有限度地“扯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里·法兰克福教授发现,当形势需要人们去讲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时,扯淡就构成了人们言谈的主要部分。如果不理解扯淡,就恐怕很难正确理解人们的语言活动和心理活动。谎言虽然拒绝真理的权威,反对真理,但毕竟承认存在着真理,它只是试图掩盖真理,而扯淡根本不在意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所以法兰克福说,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扯淡的危害在于这种“反真相”的信条,渐渐蚕食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无法理解“客观探索”这一概念。
当科学和逻辑把“可说的”事情全都说清楚了,就会剩下一些“不可说”的事情,当不可说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的知识能力后,只要试图去说就只能说出无稽之谈。
哲学的那些无稽之谈并非扯淡,而是与人类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大话”,人们需要大话以便把生活说得具有意义。扯淡不仅是反真相的,而且会消磨掉人类严肃说出的各种价值,进而解构各种具有价值的事情和生活。
当然,生活需要扯淡,没有扯淡的生活是尴尬的。关键是,扯淡必须有界限,在严肃的问题上进行貌似严肃的扯淡是无比可怕的,它会毁掉精神和情感。
平常心办奥运
从今年3月开始,北京奥运会进入实质性阶段,冲着中国来的各种势力都开始行动。中国要清楚向国际社会表明,奥运是属于全世界的,起码是属于国际奥运委员会的成员国家的,中国只不过是本届的主办单位。中国大不了尽力做好东道主,本身单独不可能保证奥运成功。奥运的成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要是国际社会纵容少数极端分子,出现什么问题,责任不在中方。其次,国际社会一旦让这些人的不法捣乱、要挟勒索得逞,以后每一届奥运都会没完没了地出事。
中国要持平常之心,不过分在意奥运的成败,并且全部扛在自己肩膀上。保卫工作的第一责任应该是当地国家,出事蒙羞的,也首先是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国。
中国更需要正告一些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如过分纵容藏独分子搞事,将会进一步冲击当前脆弱的国际秩序,更未必有利他们的全球战略利益。
到今天,这场国际舆论仗,中方虽然还未能说是胜利,但起码已经稳住了阵脚。我们因此更要沉住气,更要持平常心。中国政府在今后几个月内,对内要坚持维持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在外则要坚持维护国际秩序,不卑不亢,光明磊落,依法行事。政府如果能在所有有关的言行当中,都清晰地突出这两点,便自然地抢占了有关问题的道德制高点,重新取回话语权,赢得国际舆论。
“人肉搜索”是通过集中许多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把从互联网上寻找网页和信息答案变成从网民身上找答案。之所以选用“人肉”二字,主要是用来区别传统的机器搜索。
“人肉搜索”得以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网民的需求和现有搜索引擎不足之间的巨大矛盾。以往我们过于夸大了技术的力量,实际上机器所能做的工作仍然有限。在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搜索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把人的潜能调动起来,弥补机器搜索的不足,无疑是技术层面“人肉搜索”能够兴起的内因。
从社会层面看,人们的“正义感”“泄愤欲”和“窥私欲”,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热衷追求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真相、隐私,互联网社区为人们寻找知情人并通过知情人把这些真相、隐私公布于众提供了可能。这种“正义感”和“窥私欲”只是狭义上的“人肉搜索”,没有商业价值;人们期待通过人的参与,改善目前的搜索,于是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人肉搜索”。这属于广义上的“人肉搜索”,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
虚拟世界的扩张,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会不会大大挤占我们现实世界的空间,如果“人肉搜索”真的泛滥起来,现实世界的人们还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的空间?我们是在网络世界中被虚拟化了?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更加无可逃遁?也许,一个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沌不清的时代正在重新来临。
摘自《中国经营报》
“儒学计划经济”行不通
面对当今世界难题,有人提出了“儒学计划经济”理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识。
首先,古代农耕文明社会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并非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若政治家以为农耕文明社会就是“桃花源”,他们就会想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农村,以为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难题。知道了农耕社会虚假的和谐性,我们大概就不再上那些想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当。
其次,我们今天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其说来自儒家经典思想,不如说来自当代共产党人对中国30年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总结。
最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理论和“伪和谐”理论划清了界限。有人认为“儒学”不张是因为缺乏计划经济的支撑;计划经济不成功是因为没有“儒学”的性善论思想做基础。而竞争、增长和发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儒学计划经济”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与此相区别,“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挥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才是解决发展难题的科学之路。
和开发商谈谈“谁先死”的问题
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不会让开发商“死”,能让开发商“死”的只能是他们贪婪和固执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狭隘心态。在紧缩政策下,审时度势,降低房价,加快资金回收,应该成为理性开发商的最佳选择。
和开发商谈谈“谁先死”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专业不对口”,不过,首先把它们扯到一起的是某著名开发商,他说,要死肯定是银行先死,房地产商后死。
一语道破银行被开发商或房地产业绑架的现状。这句话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银行肯定死不了,开发商相应也肯定死不了。由此,一个很复杂的生死问题似乎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但事实告诉我们,问题远没有这样明了。房地产调控触动了开发商的利益,但是,他们又不能公开对抗,只能顺便提醒政府:别调控太过度,会伤害到银行。
中国既有庞大的保障性住房需求,也有更庞大的对商品房的需求,这本身就决定着,开发商不仅不会死,还会过得非常好。开发商不会死,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不会重新洗牌。
在紧缩政策下,许多开发商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难题,一些人逆势硬撑,宁肯房屋砸在手中也不降价销售。如果一些开发商因此发生资金链断裂,把自己的企业送上死亡之路,一定是自找的。
摘自《上海证券报》
美国是“自由的土地”吗?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注重“自由”。从林肯到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改革家纷纷敦促美国实现“自由”理想。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到世界各地鼓吹自由,认为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自由是它的使命。美国国歌称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但谈到实现“自由”这个理想,美国自己做得有多好?总部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报告的审慎语调无疑会让左翼人士感到失望。“自由之家”尽量对当局的行为作善意解释。在恐怖分子试图对平民发起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威胁下,其他国家纷纷重新调整自由和安全的天平。和过去相比,近期美国犯的错误似乎较少。报纸公布的敏感信息并没有引起报复性暴力行为。国会和法院也一再插手,以恢复宪法规定的更理想的平衡。 但报告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却相当尖锐。政府开放程度出现倒退。在《信息自由法》下获取信息比以前更困难、更耗时。批评政府的人一再遭到报复或被开除——即使在他们想揭露被上司蓄意忽视、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事情的时候。 对于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报告也提出一些反面意见。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入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少数几个剥夺重罪犯权利的国家之一,一些州甚至禁止重罪犯人投票。
生活需要有限度地“扯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里·法兰克福教授发现,当形势需要人们去讲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时,扯淡就构成了人们言谈的主要部分。如果不理解扯淡,就恐怕很难正确理解人们的语言活动和心理活动。谎言虽然拒绝真理的权威,反对真理,但毕竟承认存在着真理,它只是试图掩盖真理,而扯淡根本不在意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所以法兰克福说,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扯淡的危害在于这种“反真相”的信条,渐渐蚕食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无法理解“客观探索”这一概念。
当科学和逻辑把“可说的”事情全都说清楚了,就会剩下一些“不可说”的事情,当不可说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的知识能力后,只要试图去说就只能说出无稽之谈。
哲学的那些无稽之谈并非扯淡,而是与人类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大话”,人们需要大话以便把生活说得具有意义。扯淡不仅是反真相的,而且会消磨掉人类严肃说出的各种价值,进而解构各种具有价值的事情和生活。
当然,生活需要扯淡,没有扯淡的生活是尴尬的。关键是,扯淡必须有界限,在严肃的问题上进行貌似严肃的扯淡是无比可怕的,它会毁掉精神和情感。
平常心办奥运
从今年3月开始,北京奥运会进入实质性阶段,冲着中国来的各种势力都开始行动。中国要清楚向国际社会表明,奥运是属于全世界的,起码是属于国际奥运委员会的成员国家的,中国只不过是本届的主办单位。中国大不了尽力做好东道主,本身单独不可能保证奥运成功。奥运的成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要是国际社会纵容少数极端分子,出现什么问题,责任不在中方。其次,国际社会一旦让这些人的不法捣乱、要挟勒索得逞,以后每一届奥运都会没完没了地出事。
中国要持平常之心,不过分在意奥运的成败,并且全部扛在自己肩膀上。保卫工作的第一责任应该是当地国家,出事蒙羞的,也首先是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国。
中国更需要正告一些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如过分纵容藏独分子搞事,将会进一步冲击当前脆弱的国际秩序,更未必有利他们的全球战略利益。
到今天,这场国际舆论仗,中方虽然还未能说是胜利,但起码已经稳住了阵脚。我们因此更要沉住气,更要持平常心。中国政府在今后几个月内,对内要坚持维持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在外则要坚持维护国际秩序,不卑不亢,光明磊落,依法行事。政府如果能在所有有关的言行当中,都清晰地突出这两点,便自然地抢占了有关问题的道德制高点,重新取回话语权,赢得国际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