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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老所，这个看似陌生的名词背后，却牵系了公众对“老有所养”话题的持续关注。这类旨在为老年人改善养老环境的机构，如今也面临着生存问题。据《新京报》报道，记者走访北京22个社区，只有一个社区日间看护室（托老所）能正常运转。
近日，《民生周刊》记者就此进行调查，走访了北京的一家“还算比较好”的托老所。
如果不是有熟人带领，单凭记者自己，恐怕很难找到这个地方。
大门上“铁将军”把关，紧锁的大门上有 “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以下简称“团结湖托老所”）几个字样，漂亮的名字透露出浓浓“家”的味道。
事实是否如此？这样一个地方，为何大门紧锁？大概看出了记者的疑虑，园长宁小霞笑着说，“这里是“全托”，也就是全封闭式‘托老所’。”
老人的“家”
据了解，北京市托老所分“全托”和“日托”两种形式。
团结湖托老所，始建于1991年，前身是一个老年饭桌，供儿童、老人吃饭使用。起初只有一层楼，随着需求的增大，2000年才由一层改为二层，并改为“全托”式老年“托老所”。
这里面积不算大，甚至让人都感觉有些拥挤，而气氛却特别和乐安详，老人们有的坐在轮椅上休息，有的倚在床边打盹，还有老人三五成群地围坐在厅里看电视。面对记者的来访，老人显得十分喜悦。
据宁小霞介绍，这里的老年人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托老所目前接受了58名老年人，其中，能自理的老人有11位，半自理的有31位，而完全不能自理的有16位。其中大多数老人患有老年痴呆，一些还有智障、半身不遂等。”
“17年来，这里先后接待了1800余位老人，入住最长的时间达12年。其中有12位老人在园内度过了百岁寿辰。”宁小霞的语气中透露出几分骄傲。
在这里，宁小霞为老人们制定了健康合理的作息时间与合理的食谱。
“我六点半起床，一直到九点熄灯睡觉，中间什么时间做什么，人家都有安排。”一位82岁的老人对记者说。这位老人对于“为何住进托老所”的问题并不回避，反倒有些自豪地表示：“我一共有7个子女，来托老所之前换了3个保姆，都是高价请来的，但每个保姆都是在已经很熟悉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挽留的余地，这让我太伤心了。”最后，她选择了“托老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老人还是由于子女赡养困难等原因选择托老所，此前所担心的观念问题，在这些老人身上没有寻找到答案。“只要住进来的，没有想走的，”宁小霞笃定地说。
“我住了7年，每月全部费用才1340元，每天吃的是荤素搭配，聊天有老姐妹们陪着，还有这像亲闺女似的工作人员们，我在这里十分满意。”一名老人笑呵呵地表示，当初她和子女商量选择来到这里是正确的，既不影响孩子上班，又让自己过得很舒心。
在这座不大的托老所里，许多老人都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家”。
服务要好
可要营造好这样的“家”，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这里，老人的住宿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心理问题等都有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务。”宁小霞说。
采访的空隙，一名老人上前拉着宁小霞的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般拉着不放。“都是老小孩，一个一个都得哄好了。”宁小霞笑着说。
“高兴了，你得陪着高兴；不高兴了，有委屈也要受着；吃着饭，你还得看他是否大小便了；不舒服了，你更得做好保健护理。这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40岁左右，女性居多。尽管工资不高，活儿却不少，更需要十二分的理解和热爱。宁小霞说，她时常为员工做思想工作，培训员工工作技能，除此之外还在外为员工报了各种进修班进行学习。然而，在宁小霞看来，她更希望政府能主动提供这类培训和授课。
“其实，在北京有的托老所比我们的环境、设施都要好，但是入住的人却很少。而我们这里，呼家楼街道的、东城区的、西城区的老人都有。最关键的还是老人认可这里。”宁小霞说，这是一份有爱的工作，而不是机械的工作。”
就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宁小霞的孩子，“由于没有时间照料，领导特批我在这里带着孩子。”宁小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团结湖托老所目前共有16名员工，平均工资在1300-1400元左右，就算是工资最高的宁小霞也仅1800元，加上满勤奖金每个月约2000元左右。“比家政服务业保姆工资还低了一半左右。”说到这里，宁小霞显得有些无奈，“说实话，很多都是靠感情留在这里的。”
待遇低，又要留住人，还得能付出，人才缺口已成为许多托老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热心的“无奈”
然而，经营好一家托老所，远非提供好服务那么简单。
团结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祁伟告诉记者，相对于其它养老机构，托老所的收费还是比较低廉的，食宿等全部费用下来还没有平常雇佣保姆的钱多。但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子女常常不愿交费。“更不用说，平常老人生病，住院等开销，很多都是赖着不给。”
“托老所也承担不了这么多。”祁伟解释道，“其实，这些义务责任早在最初入园的合同里都讲得清清楚楚。”祁伟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子女观念认知问题，以及托老所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最主要的法律，但是该法律也并未对“托老所”等社区养老范围内的老年人相关权益和保障做出法律规定。
而这些养老服务的监管机构也主要由所属民政部门及老龄办等部门监管，这些也不是具体的执法部门，祁伟更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托老所的老人一些保险、补贴等。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到了用餐时间，老人室内活动的场地就成了餐厅；所谓的室外活动场地，就是在面积不大的空间里放了几个长凳和一个木制茶几，再没有其它的健身设施。而就在与托老所一墙之隔的小区内，能看见乒乓球台、蹬力器械等公共健身器材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无人使用。
“圈起来就是不让老人去玩的，和小区里的居民没法协商，说多了，就要骂我。”宁小霞无奈地说。
当然，没有更多的硬件设施，托老所也难免变得有些“冷漠”。
“这座托老所早已满足不了实际的需求。现在只能够接受58名老人，后面还有271位等待入园的。”祁伟说。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位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化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制定了“9064”，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集中养老服务模式，其中说道：“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将托老（残）所基本覆盖至全市城乡社区（村）。”
在公共政策的背后，是相关措施的亟待完善。团结湖托老所只是北京众多托老所的一个缩影，其面临的现状与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去解决。
近日，《民生周刊》记者就此进行调查，走访了北京的一家“还算比较好”的托老所。
如果不是有熟人带领，单凭记者自己，恐怕很难找到这个地方。
大门上“铁将军”把关，紧锁的大门上有 “团结湖社区暮年颐乐园”（以下简称“团结湖托老所”）几个字样，漂亮的名字透露出浓浓“家”的味道。
事实是否如此？这样一个地方，为何大门紧锁？大概看出了记者的疑虑，园长宁小霞笑着说，“这里是“全托”，也就是全封闭式‘托老所’。”
老人的“家”
据了解，北京市托老所分“全托”和“日托”两种形式。
团结湖托老所，始建于1991年，前身是一个老年饭桌，供儿童、老人吃饭使用。起初只有一层楼，随着需求的增大，2000年才由一层改为二层，并改为“全托”式老年“托老所”。
这里面积不算大，甚至让人都感觉有些拥挤，而气氛却特别和乐安详，老人们有的坐在轮椅上休息，有的倚在床边打盹，还有老人三五成群地围坐在厅里看电视。面对记者的来访，老人显得十分喜悦。
据宁小霞介绍，这里的老年人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托老所目前接受了58名老年人，其中，能自理的老人有11位，半自理的有31位，而完全不能自理的有16位。其中大多数老人患有老年痴呆，一些还有智障、半身不遂等。”
“17年来，这里先后接待了1800余位老人，入住最长的时间达12年。其中有12位老人在园内度过了百岁寿辰。”宁小霞的语气中透露出几分骄傲。
在这里，宁小霞为老人们制定了健康合理的作息时间与合理的食谱。
“我六点半起床，一直到九点熄灯睡觉，中间什么时间做什么，人家都有安排。”一位82岁的老人对记者说。这位老人对于“为何住进托老所”的问题并不回避，反倒有些自豪地表示：“我一共有7个子女，来托老所之前换了3个保姆，都是高价请来的，但每个保姆都是在已经很熟悉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挽留的余地，这让我太伤心了。”最后，她选择了“托老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老人还是由于子女赡养困难等原因选择托老所，此前所担心的观念问题，在这些老人身上没有寻找到答案。“只要住进来的，没有想走的，”宁小霞笃定地说。
“我住了7年，每月全部费用才1340元，每天吃的是荤素搭配，聊天有老姐妹们陪着，还有这像亲闺女似的工作人员们，我在这里十分满意。”一名老人笑呵呵地表示，当初她和子女商量选择来到这里是正确的，既不影响孩子上班，又让自己过得很舒心。
在这座不大的托老所里，许多老人都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家”。
服务要好
可要营造好这样的“家”，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这里，老人的住宿饮食、卫生习惯、以及心理问题等都有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务。”宁小霞说。
采访的空隙，一名老人上前拉着宁小霞的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般拉着不放。“都是老小孩，一个一个都得哄好了。”宁小霞笑着说。
“高兴了，你得陪着高兴；不高兴了，有委屈也要受着；吃着饭，你还得看他是否大小便了；不舒服了，你更得做好保健护理。这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40岁左右，女性居多。尽管工资不高，活儿却不少，更需要十二分的理解和热爱。宁小霞说，她时常为员工做思想工作，培训员工工作技能，除此之外还在外为员工报了各种进修班进行学习。然而，在宁小霞看来，她更希望政府能主动提供这类培训和授课。
“其实，在北京有的托老所比我们的环境、设施都要好，但是入住的人却很少。而我们这里，呼家楼街道的、东城区的、西城区的老人都有。最关键的还是老人认可这里。”宁小霞说，这是一份有爱的工作，而不是机械的工作。”
就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宁小霞的孩子，“由于没有时间照料，领导特批我在这里带着孩子。”宁小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团结湖托老所目前共有16名员工，平均工资在1300-1400元左右，就算是工资最高的宁小霞也仅1800元，加上满勤奖金每个月约2000元左右。“比家政服务业保姆工资还低了一半左右。”说到这里，宁小霞显得有些无奈，“说实话，很多都是靠感情留在这里的。”
待遇低，又要留住人，还得能付出，人才缺口已成为许多托老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热心的“无奈”
然而，经营好一家托老所，远非提供好服务那么简单。
团结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祁伟告诉记者，相对于其它养老机构，托老所的收费还是比较低廉的，食宿等全部费用下来还没有平常雇佣保姆的钱多。但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子女常常不愿交费。“更不用说，平常老人生病，住院等开销，很多都是赖着不给。”
“托老所也承担不了这么多。”祁伟解释道，“其实，这些义务责任早在最初入园的合同里都讲得清清楚楚。”祁伟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子女观念认知问题，以及托老所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最主要的法律，但是该法律也并未对“托老所”等社区养老范围内的老年人相关权益和保障做出法律规定。
而这些养老服务的监管机构也主要由所属民政部门及老龄办等部门监管，这些也不是具体的执法部门，祁伟更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托老所的老人一些保险、补贴等。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到了用餐时间，老人室内活动的场地就成了餐厅；所谓的室外活动场地，就是在面积不大的空间里放了几个长凳和一个木制茶几，再没有其它的健身设施。而就在与托老所一墙之隔的小区内，能看见乒乓球台、蹬力器械等公共健身器材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无人使用。
“圈起来就是不让老人去玩的，和小区里的居民没法协商，说多了，就要骂我。”宁小霞无奈地说。
当然，没有更多的硬件设施，托老所也难免变得有些“冷漠”。
“这座托老所早已满足不了实际的需求。现在只能够接受58名老人，后面还有271位等待入园的。”祁伟说。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位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化养老助残服务体系，制定了“9064”，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集中养老服务模式，其中说道：“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将托老（残）所基本覆盖至全市城乡社区（村）。”
在公共政策的背后，是相关措施的亟待完善。团结湖托老所只是北京众多托老所的一个缩影，其面临的现状与问题，亟待相关部门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