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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崔建賓，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农村民生新闻的主持人。民生新闻吧，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比如说鲁大姐家养了一只小狗，咬了王伯伯一口，王伯伯说你看我这手，鲁大姐说谁让你逗小狗，结果两人吵起来了。还有王伯伯家的鸡去世了，他非要怀疑是鲁大姐下药给弄死的，最后两个人又吵起来。我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事大家吵一吵，我们来到那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调解，我发现到最后经常是皆大欢喜。但有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到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给农民工兄弟们讨要工钱。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记者带着十几号的农民工到老板在的地方，一进门话还没说两句，突然冲出来几个大老爷们直接把女记者推了出去。不光推了她，有几个人还哐哐哐上去踹了记者几脚，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啊。那老板也冲出来，直接指着一个农民工的鼻子就骂：“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我不就欠了你3年的工资没有给你嘛，你居然把记者都找过来了。怎么了？我欠你钱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有能耐你把我带去监狱。”当时听到这话，我就爆发了，是你欠别人工资，你还说别人不仁不义，我给你打工，你给我工钱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咆哮着播了这条新闻，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淡定下来。
一个农村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的邻居是一个90岁的老奶奶，一个人在住着，耳朵眼睛都不好使，想让电视台过去帮帮忙。当时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整个人都蒙了，老奶奶住的房子已经塌了半边，每到下雨的时候老奶奶就彻夜拿一个瓢，一瓢一瓢地往外舀水，我无法想象那个画面，我一直以为老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是老奶奶居然有三儿三女。当时，我们把她的所有孩子都叫了过来，这几个人一见面就开始吵。有一个说我和母亲性格不合，我不想养她;有一个说我已经完成了给父亲养老送终的任务，母亲这个事不该我管了;甚至一个儿子说，我就算是判无期徒刑我也不想养她。这是亲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什么样的仇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当时老奶奶自己一个人坐在柴火边低着头，感觉她特别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这时，她的几个孩子在干吗，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倚着墙靠着门框，露出了半张脸，看着院子里边自己的6个孩子，我现在都记得当时老奶奶的眼神是多么无助。我相信在几十年前，老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她肯定也站在这个地方，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那个时候老奶奶应该是开心的幸福的。
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奶奶站在同样的地方，看着孩子们在同样的院子里，只不过当时的嬉闹变成了现在的撕扯扭打，他们在争，争谁可以不赡养自己。我就不明白了，赡养老人是一个多么小的事，小到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值得被提起的理所应当。可是这6个儿女呢，为了小事居然让母亲住到了即将倒塌的房子里。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懂跪乳，而最基本的孝道在他们这儿，居然需要记者用做节目的形式来调时，这正常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正常的事情？不正常到出门去买菜，我们从开始对缺斤短两的批判到对足斤足两的歌颂;不正常到食品制造商仅仅是制造出了合格的商品，就被奉为良心商家;不正常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样的话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大事搬到台面上进行大讨论。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有一个朋友，女孩，特别爱行侠仗义的那种。有一次，她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男乘客的手机，她立马上前制止，两个人吵着吵着就撕扯扭打起来了，车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而还在那抱怨在那嚷嚷着，说你们打架下车去打。这个时候小偷掏出了一把刀子直接戳在我朋友的腿上，鲜血直流。司机当时就停车了，所有的人全部跑下了车，包括那个被偷的男乘客。我特别不理解，朋友分明是见义勇为，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众人却把她推向了一座孤岛，好像她才是不正常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不正常一点一点地冲击社会底线，更可怕的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直面假丑恶。小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所散发出来的正义感。但是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学会了独善其身。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求稳妥地活着，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原始最冲动的正义感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变得越来越平庸而不自知。但是，每一个心存正义的人，从来不问结果只管去做，至于结果怎么样，时间会给出答案。
那个被包工头殴打的记者，带着农民工兄弟找到劳动监察部门，最终帮工友讨回了拖欠3年的工资;节目播出后，迫于舆论压力，老奶奶的子女终于把她接回家赡养;我那个被小偷殴打的朋友，以后再遇到小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她依然会挺身而出。让我们所有人向这些良知的保有者、公理的坚持者和正义的践行者致敬，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最厚重的亮色。当我们情绪不能自控时，当我们泪流满面时，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以鼓励，以温暖，为我们驱走阴霾，让希望永存。
最后，我想以我朋友QQ空间里的一句签名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我有涌泉之善意，他人无滴水之感激，不过无妨，为善之人最大的回馈就是一身正气！”
谢谢！
（荐自“我是演说家”）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
我们到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给农民工兄弟们讨要工钱。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记者带着十几号的农民工到老板在的地方，一进门话还没说两句，突然冲出来几个大老爷们直接把女记者推了出去。不光推了她，有几个人还哐哐哐上去踹了记者几脚，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啊。那老板也冲出来，直接指着一个农民工的鼻子就骂：“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我不就欠了你3年的工资没有给你嘛，你居然把记者都找过来了。怎么了？我欠你钱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有能耐你把我带去监狱。”当时听到这话，我就爆发了，是你欠别人工资，你还说别人不仁不义，我给你打工，你给我工钱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咆哮着播了这条新闻，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淡定下来。
一个农村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的邻居是一个90岁的老奶奶，一个人在住着，耳朵眼睛都不好使，想让电视台过去帮帮忙。当时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整个人都蒙了，老奶奶住的房子已经塌了半边，每到下雨的时候老奶奶就彻夜拿一个瓢，一瓢一瓢地往外舀水，我无法想象那个画面，我一直以为老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是老奶奶居然有三儿三女。当时，我们把她的所有孩子都叫了过来，这几个人一见面就开始吵。有一个说我和母亲性格不合，我不想养她;有一个说我已经完成了给父亲养老送终的任务，母亲这个事不该我管了;甚至一个儿子说，我就算是判无期徒刑我也不想养她。这是亲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什么样的仇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当时老奶奶自己一个人坐在柴火边低着头，感觉她特别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这时，她的几个孩子在干吗，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倚着墙靠着门框，露出了半张脸，看着院子里边自己的6个孩子，我现在都记得当时老奶奶的眼神是多么无助。我相信在几十年前，老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她肯定也站在这个地方，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打闹。那个时候老奶奶应该是开心的幸福的。
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奶奶站在同样的地方，看着孩子们在同样的院子里，只不过当时的嬉闹变成了现在的撕扯扭打，他们在争，争谁可以不赡养自己。我就不明白了，赡养老人是一个多么小的事，小到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值得被提起的理所应当。可是这6个儿女呢，为了小事居然让母亲住到了即将倒塌的房子里。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懂跪乳，而最基本的孝道在他们这儿，居然需要记者用做节目的形式来调时，这正常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正常的事情？不正常到出门去买菜，我们从开始对缺斤短两的批判到对足斤足两的歌颂;不正常到食品制造商仅仅是制造出了合格的商品，就被奉为良心商家;不正常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样的话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大事搬到台面上进行大讨论。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有一个朋友，女孩，特别爱行侠仗义的那种。有一次，她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男乘客的手机，她立马上前制止，两个人吵着吵着就撕扯扭打起来了，车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而还在那抱怨在那嚷嚷着，说你们打架下车去打。这个时候小偷掏出了一把刀子直接戳在我朋友的腿上，鲜血直流。司机当时就停车了，所有的人全部跑下了车，包括那个被偷的男乘客。我特别不理解，朋友分明是见义勇为，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众人却把她推向了一座孤岛，好像她才是不正常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不正常一点一点地冲击社会底线，更可怕的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直面假丑恶。小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所散发出来的正义感。但是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学会了独善其身。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求稳妥地活着，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原始最冲动的正义感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变得越来越平庸而不自知。但是，每一个心存正义的人，从来不问结果只管去做，至于结果怎么样，时间会给出答案。
那个被包工头殴打的记者，带着农民工兄弟找到劳动监察部门，最终帮工友讨回了拖欠3年的工资;节目播出后，迫于舆论压力，老奶奶的子女终于把她接回家赡养;我那个被小偷殴打的朋友，以后再遇到小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她依然会挺身而出。让我们所有人向这些良知的保有者、公理的坚持者和正义的践行者致敬，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最厚重的亮色。当我们情绪不能自控时，当我们泪流满面时，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以鼓励，以温暖，为我们驱走阴霾，让希望永存。
最后，我想以我朋友QQ空间里的一句签名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我有涌泉之善意，他人无滴水之感激，不过无妨，为善之人最大的回馈就是一身正气！”
谢谢！
（荐自“我是演说家”）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