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曾聆听过老舍先生的课，讲的是文学语言。本来北京话就有风趣的成分，再加上先生的性格，每说一句话，都透着逗乐儿。
　　老舍的幽默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
　　1930年5月，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职务后，回到北京，寄住在好友白涤洲教授家。就在这个月底，北京文坛陈逸飞代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同仁造访老舍，他没有见到人，于是留下一信，谈及欲请老舍做“笑王”事。第二天，陈逸飞收到老舍的信——“辞王启”，内容是：“逸飞先生：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去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轎，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我星期三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敬祝笑安！弟舒舍予鞠躬。”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朋友来访，问老舍最近在写什么。老舍故作神秘地回答：我正为“皇帝”当“奴才”呢！朋友不解其意，走近书桌才知道，老舍正在替末代皇帝溥仪润色《我的前半生》一书。
　　老舍夫人回忆说：“老舍是个最幽默最能说的人，我从来都只听他说。那年暑假，他的三个好朋友轮流请我们吃饭，吃了三顿饭，见了三次面。开学后，我收到老舍的信，信里说，我们不能老是朋友请吃饭才能见面。现在你也有笔，我也有笔，咱俩就由笔谈起，来互相了解。于是，我们就开始通信。一写就是八十封。老舍又说，咱俩不能光通信不结婚呀！你也岁数大了，我也岁数大了，你要觉得我还可以，咱俩就结婚吧。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赵景深编辑给老舍写了一封约稿信，老舍打开信一看，只见一张信纸上只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且“赵”
　　字又被一个大圆圈圈住。老舍一看就明白了：“赵某被围，要我快发救兵。”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诗一般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上程。呔！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这还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这首答催稿的“苦相”，以及作者的自谦精神跃然纸上。
　　有次“抗敌文协”开联谊会，不知谁叫一声“老舍来段相声”，这可是突然袭击，没准备啊！可他是文协的头头，不登台不行。老舍在身边左看右看，一下就看中了相声演员欧少久。说什么呢？老舍略一想说，反正相声就是一捧一逗，你随便出上句，我接下句。俩人上场了，欧说：“咱俩来个对春联。我的上联是——坐着走。”老舍说：“坐着怎么走哇？”欧说：“你老舍先生来我们这儿做客，临走时，我给你雇辆车，你坐着走。”老舍说：“哦，这叫坐着走。好，我对下联——起来睡。”欧说：“起来怎么睡呀？”老舍说：“那天我深夜回家，家里等我不及，先和衣睡了。我唤他们说，我回来了，起来吧，起来睡。”这一段现抓现编的对话，很见老舍的才华，不仅仅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