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小说集有两部，写人的是《世说新语》，志怪的则是《搜神记》。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世说新语》中也出场了一次。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排调》）
　　董狐是春秋时代的史官，以秉笔直书著称。刘惔称干宝是“鬼之董狐”，固然是玩笑话，但也反映了一点：干宝记了许多鬼怪故事，并不是讲着玩，而是像记录历史一样，当真事写下来的。
　　干宝是汝南新蔡人，《搜神记》里讲的南方故事，不管今天的人看来多么荒诞不经，当时真能反映北方人对南方的印象。
　　《搜神记》第十二卷里，这类故事比较集中：
　　秦始皇南征，在南方发现了一种“落头民”。白天，他们看起来除了耳朵大一些，和人并没什么不同，但天一黑，他们的耳朵就扑扇起来，头离开身体，飞来飞去。现如今，落头民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如东吴的朱桓将军，家里有个婢女就是落头民。
　　江汉流域有一种“貙（音同出）人”。他们有时是人形，也和普通人一样从事某种职业，甚至成了国家公务人员，有时却会变成老虎。没有脚后跟的人，或有五个脚趾的虎，其实都是貙。
　　临川郡的山间有一种刀劳鬼，它们常常在狂风暴雨中出现，发出的声音仿佛吹口哨，能够射击人，被射中的，片刻后就会身体肿胀，不及时抢救就会中毒而死。
　　长江的水流里有一种神秘的动物叫作“蜮”，也叫“短狐”，能用沙子射人，导致人身体痉挛，头痛发热，甚至死亡。有儒生研究了蜮的物种起源，认为是因为南方人不讲礼法，男女在同一条河里洗澡，女方主动发生了关系，产生的淫乱之气导致了蜮的诞生。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众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反映了中原人对南方的恐惧。病因纯属脑洞，病情却诚然属实。到南方来，他们太容易被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击倒，一不留神便撒手人寰。
　　《世说新语》里也有些北方人南来后水土不服的故事，当然风格会写实得多：
　　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纰漏》）
　　后来当上司徒的蔡谟，刚到江南时见到蟛蜞，非常高兴。他知道螃蟹有八只脚，两只大钳子，自己所见自然就是螃蟹了，于是命人煮来吃，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才知道这压根不是螃蟹。
　　后来他向谢尚（字仁祖）说起这件事，谢尚说：“你《尔雅》读得不熟，差点被《劝学》害死。”
　　《尔雅》里提到，有三种甲壳类动物是八足二螯，并非都是螃蟹，熟读《尔雅》，自然不会发生这种误会;《劝学》里提到螃蟹是八足二螯，你见到八足二螯的就以为是螃蟹，幾乎被坑死了。
　　这是文化人说段子，从科学的角度看却不见得对。蟛蜞未必不可食，但吃了容易腹泻（尤其是夏季）也是事实。蔡谟初来乍到，哪里知道其中的讲究？他也还算运气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若因此一命呜呼也不奇怪。

　　正因为南方如此神秘而危险，对很多中原人来说，不到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他们是不愿意去的。
　　然而永嘉年间，确实就是无数北方人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时候。战乱愈演愈烈，胡羯与乱兵的屠刀在所有人头顶挥舞，同时又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旱灾与蝗灾，大片农田颗粒无收。
　　学者郭璞也被认为拥有神秘的能力，可以预测命运。《世说新语·术解》里就讲了好几个关于他的奇异故事。《晋书·郭璞传》记录，郭璞占筮国运，结果投策而叹：“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百姓将会被异族淹没，而我的家乡将会变成胡人的土地吗？
　　于是郭璞集聚了素有往来的几十个家族，向东南地区逃亡。途经江淮之间的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郭璞提醒太守胡孟康和自己一起南下。但当时江淮地区还没有被战乱波及，所以胡孟康没有这个打算。
　　拉一把拉不动，郭璞也就不再拉了。他看中了胡孟康的一个婢女，略施小计把人家骗到手就离开了。“后数旬而庐江陷”，几十天后，庐江郡沦陷，本来“江淮清宴”的土地，也变成尸横遍野、人头滚滚的人间地狱。
　　郭璞早有预谋，所以途中还能这样好整以暇。那些拖到最后关头才下定南下决心的人，一路上的处境就要狼狈得多。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德行》）
　　邓攸字伯道，山西襄陵人。邓攸早年被举为“灼然二品”，这是九品中正制标准下的最高评分，后来他的仕途也算顺畅，所以“八王之乱”的时代，尽管局势一点点恶化，他也留在北方，没有要走的意思。直到做了羯族人石勒的俘虏，他对胡羯的恐惧压倒了对南方的恐惧，才找了个机会，全家逃亡南下。

　　邓攸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也要在保全儿子还是侄子这个问题上艰难抉择，一般黎庶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邓攸带在身边的，有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邓绥。他觉得没有能力保全两个孩子，就抛弃了自己的儿子，带着弟弟的儿子，终于逃过长江。
　　《世说新语》的记录比较简单。后世流传着更详尽的故事：邓攸觉得弟弟早亡，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弟弟绝后，又相信自己将来总能再生儿子，于是只带弟弟的儿子逃亡。但他的儿子追一天赶了上来，第二天，邓攸把儿子绑在树上，这才离开。 　　这个细节有点触目惊心。古人确实往往把孩子当作父亲的财产看待，但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实在过分。所以唐代修《晋书》记录了这个细节，然后对邓攸大加批判：
　　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
　　抛弃儿子保存侄子，为了兄弟之义断父子之恩，如果确实不能保全两个孩子，忍痛割舍儿子也是可以的，但何至于把他捆起来，让他走不了呢？这难道是慈父仁人的用心吗？所以邓攸绝嗣也是活该。不要说天道无知，让邓攸断子绝孙，正是上天有知啊。
　　后来的学者对《晋书》这段议论大都表示支持。不过宋朝刘辰翁说，把儿子捆树上这个情节，是后人讲邓攸保全侄子的故事时，越讲越夸张编出来的，根本不是事实，批判难免射错了靶子。
　　鲁迅先生也是这个看法：“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应该说，这个推测是颇有道理的。毕竟，较早的史书如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都讲了邓攸的事迹，却没有这个残忍而浮夸的细节，直到《世说新语》也还是没有。它最早见于略晚于《世说》的《晋中兴书》，唐修《晋书》这样的正史，不过以讹传讹罢了。
　　抛开传言，也许只需要关注这个点：邓攸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也要在保全儿子还是侄子这个问题上艰难抉择，一般黎庶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邓攸过江后，生活条件慢慢恢复，买了一个妾，很喜欢。一年多后，他问妾的出身，妾还记得父母的姓名，因为北方大乱，自己沦为市场上的商品。邓攸这才发现妾的父亲是自己的外甥，所以无意间做了乱伦的事。邓攸是在意自己名声的人，因为这件事而懊悔终身，后来也就不再蓄妾了。
　　按照儒家经典，本有“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的规矩。就算这规矩遵从的人向来不多，但邓攸对这个妾号称“宠爱”，却一年多以后才问及她的身世，其只把对方当作一个玩物，而毫不关心她内心的牵挂与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女孩子的命运更令人神伤：她家能和邓家这样的士族通婚，至少也是小康人家受宠爱的千金，却身逢乱世，变成商品和玩物。玩物就玩物吧，好歹可以衣食无忧地活下来，结果发现，自己曲意逢迎的这个男人，却是自己的舅公。邓攸这样要面子的男人，当然不会再要她做自己的妾了，为了了断这段不名誉的关系，邓攸会逼她自杀吗？《世说新语》没有写，也许是不关心，也许是不忍言。邓攸自己倒是只需要“不复蓄妾”，就足以宣示自己的忏悔、彰显自己的高尚了。
　　这自然只是这个乱世里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根据现代学者估算，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当时北方的人口损失了3/4。活下来的人们，不论是留在中原，还是逃亡南方、东北、凉州，很多也失去了太平年景里的良民身份，而沦为强宗大族的奴婢和僮客。